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关键的人物是毓贤。毓贤在当山东巡抚的时候，他定下了三条治理的大原则——“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

经过了“曹州教案”，再加上教会后面德国人的势力步步紧逼，在山东人民情绪激昂。而传教士来到中国，和中国原有的社会组织之间本来就有强烈的紧张冲突。最严重的一项是孝亲。中国的伦理根基祭拜祖先，但在基督教的教义当中却绝对不容许崇拜上帝以外偶像的行为。

单纯从教义上看，这些传教士无法理解，中国并不存在着可以承担全部社会功能的教会组织，在中国，养生送死还有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都是由家庭跟宗族在伦理架构当中运作的，以上帝信仰否定“孝亲”就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骚动不安。信了基督教的儿子就不用拜祖先，也可以不用养老父，这是何等严重的事。

然而，当时的传教士为了吸引信徒，就结合他们所具备的治外法权特权，加上原本信仰当中对于“罪”、尤其是对于“悔罪”的重视，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赦罪”的做法。在乡里当中，如果你犯了习俗或者是伦常上的罪过，甚至你干犯大清律法，这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做法可以逃避：你只要躲到教堂里成为教民，并且向传教士悔过，你就可以在这里得到耶稣基督慈爱的赦免，同时又取得了教会延伸的治外法权保护，不必被追究惩罚。如此当然就吸引了许多社会当中的边缘人、游离分子、乃至于罪犯加入基督教会，于是就使得教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更被另眼看待、更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