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迎接变化：清朝
大家好，我是杨照。
“一劳永逸”的“最惠国待遇”
继续来为大家解释，中国要适应西方的外交运作，有着重重的问题。其中还有一项甚至应该要远溯，一直到春秋、战国封建时代就流传的原则，那叫做“大夫无外交”。
作为臣子，你不可以和外国有私下的来往。清朝贯彻这条原则，视大臣和外国人（包括使节代表）接触是不可以干犯的重大忌讳。因而产生了我们今天感到不可思议的状况：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不会有也不能够有承担今天的外交部长职务的这种官员。
当外交部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和外国人打交道，但在传统中国官场，和外国人打交道从来都不是有尊严、有地位的官员应该做的。于是即便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这个衙门事务的人既然是重要大官，他就绝对不能够和外国人来往。这当然，今天我们看起来是荒谬的安排，但是在当时的官僚体系当中却是牢不可破的约束。
因为观念不同，价值高下的选择也就大不相同。在欧洲，负责外交的职位是尊崇的，在官僚体系中有很高的地位；但在中国，不只没有人羡慕、没有人期待这样的工作，实质上根本无从将这样的职位稳当地安排进清朝的官僚体当中。
另外，像是在条约上订定“最惠国待遇”，这在欧洲外交上很少见。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讲起“最惠国待遇”必然为之咬牙切齿，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当中最欺负人的例证。然而回到历史源头上，我们却会看到，这样的条款在当时是清朝自己轻易就送出去的。
1842年，清朝与大英帝国于汗华囇号上签署《南京条约》
2025.09.04
精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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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由统治合法性不安全感带来的内在恐惧焦虑所驱动的系统性自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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