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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中的政治：当地的公共财政 由于许多县政府禁止某些甚至非常小额的货币（通常是银元，有时是铜币）的输出，使得兑换率的差异得以持续下去。这种禁令既阻止了套利交易，也阻止了跨县贷借：如果很难从某县运出“硬通货”，那么，向这里输送资金就变得毫无吸引力。县政府设置的障碍保护了当地某些钱铺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保护了政府自己的财政。尽管农民手中通常仅有铜币，但税课仍然用银子来交纳。在19世纪，用于纳课的兑换比价变化幅度极大；在许多地方，其比率几乎为每两银子兑6000文京钱（超过了按这里使用的单位每银元2100文制钱的比率）。然而，19世纪90年代，沿海城市中的市场兑换率比前述的比率低一半；在1896年，山东巡抚试图把纳课用的铜银比率定为4800:1，但这仍然约高于天津价格的两倍。如果县政府在征课时能够执行这些高比率，然后再按市场兑换率来处置其收取的铜币，就可以把实际收入翻一倍。由于1905年以后银——铜的兑价上涨，县政府通过阻止私自兑换而获得的利益有所下降，但这些利益仍然非常可观。 …… 渗透性、开放性和社会经济的变迁 一个村庄的“渗透性”不要与这个村庄的“开放性”相混淆；渗透性就是让外部组织的代理人能够相对轻易地渗入进来，“开放性”这个词通常用来指那些村民离村相对频繁并与更加广阔的世界建立了联系…… 这种区别似乎被黄运的事例所证实。黄运北部的村庄可能并不比黄运南部的那些村庄开放，但它们却确实更具渗透性…… 黄运的许多农民能够接受送上门的农业改良，但如果他们出去寻找合适的改良，则大概是非常困难且非常昂贵的（即便是整村共同担负这种风险事业）。因此，即使在不需要由县里发起的新的强制和分配种子的地方，可渗透性对农业变革来说可能比开放性更加重要。 这个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由传教士而非国家引进的良种花生，在西北地区比西南地区推广得要快。有人甚至会认为，西南部地区的农民比西北部地区的农民更倾向于到东北打工（尽管旅费可能更高），部分原因就是西南地区村庄的不可渗透性所致，这阻止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并因此使穷人们更难在家乡附近发现新的机遇…… 村庄首领们保持其地位的愿望和权力，是决定黄运不同类型的村庄被纳入到新网络中程度不等的关键变量。在这些意义上，传教士、义和拳、纱厂代理者、乡村改良者及早期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们，均发现鲁西北比鲁西南更容易渗透…… 于是，在最后，社会和政治因素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农业改良在鲁西北而非鲁西南地区得以进行下去。在20世纪之交，西北地区在大多数方面比西南地区更加“落后”：更多从事农作的人口，每英亩更低的产量，更小的城市，而且就像我们在第五章将要见到的那样，是在衰落而不是维持原状…… 另外，在义和团崛起时，西北地区不久就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混乱。不过，这种失控是西北地区推广棉花新品种成功的关键：这个地区缺乏主导性的乡村精英，并因此给外来的组织者们——在这里，既有那些带来新品种的人，也有那些建立棉业公会的人——提供了更大的可渗透性。这些组织者们进行了看得见的、有时很残酷的干预，把黄运和沿海纳入到了一个融合得更好的农业市场中。 经济和政治的融合从来都不是完全分开的、自愿的或无代价的。其代价也未必局限于像抢棉被制止这样的“过渡性”阶段。鲁西北将再一次极大地承受其可渗透的苦果，就像它在基督教与义和团的冲突中所承受的一样。20世纪20、30和40年代，黄运北部的许多村庄在其未能满足入侵者的要求时，一再受到了可怕的暴力蹂躏；组织得更加严密的西南部村庄似乎做得更好，尽管它们为相对的平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以上均摘自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前几年在看理想上买了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希望理想国能重译一下这本著作，老版翻译我实在难以评价）

墨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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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双面性

134****9442

这个和包产到户有类似吗

空心阁

人口增长是不是还有哥伦布大交换新的农作物传入（总热量增加）的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