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迎接变化：清朝
大家好，我是杨照。
明朝的“长寿秘诀”：高度忠君的官僚体系
我们继续来讲从明朝到清朝的历史，尤其先来说这中间牵涉到一些史观上必须要稍微注意到的转变。
以前在讲明清之际的历史，例如说，“南明”有独特的地位，将那些维护残存明朝政权的人——从史可法一直到郑成功——将他们描述成为悲剧英雄，凸显他们的忠君精神、他们愿意为了正统而牺牲生命的选择。
但如果不将“南明”独立来看，而是用一个连贯的观点，从正德、嘉靖、万历年间一路下来，看明朝士人和皇帝皇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以更广大的历史的眼光来对照宋朝的忠君思想，还有这些明朝士人他们所读的儒家经典当中承传的政治信念，我们就不得不调整叙述与评断的方式。
以士人和皇帝的关系来说，明朝从朱元璋建国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歧路。和过去中国历史中的基本模式很不一样，在统治上，皇帝与士人官员不再是合作的关系，而是皇帝高高在上，行使直接的指挥权，士人官员只是在底下奉命行事、听话执行。
很明显地，从正德、嘉靖年间之后，明朝失去了有效的皇权领袖，也没有了有效的朝廷统治，环绕着皇帝的权力运作，因为皇帝的无能废为而高度失常。有皇帝匡淫享乐，有皇帝赌气罢工，有皇帝任性使气、滥杀大臣。那为什么明朝还能够在这种情况底下支撑那么久？
因为明朝有一个可以自动运作、却又自我压抑、不会抗议、不会挑战皇帝权威的官僚体系。所以当权力中心的皇帝失能的时候，这套系统却仍然能够维持运作，只会循着既有的管道对皇帝提出种种的劝诫，却不可能去动摇、改变皇权的风格，也更不可能去威胁、威逼皇权必须做出调整。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会在明朝的历史当中看出很不一样的意义。我们看到一套非常古怪的士大夫系统，那是一个被高度洗脑、将忠君信念压过了所有其他原则的价值系统。
以忠君的标准来衡量，从晚明到南明，这些士大夫很了不起，愿意为了皇帝与皇朝做出那么多、那么大的牺牲。但如果以读书人的知识和思考，或者是以对于原则、道理的认识与坚持作为标准的话，那明朝的这些士大夫都不及格。面对皇权他们提不出任何抗衡的原则，当然也就无法保有独立思考的价值意识。
“复明”真的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吗？
回到士大夫在思想上被高度同化的环境当中，我们更能够体会王阳明及其开启的“阳明学”的重要。在“阳明学”当中艰难地保留了一颗真正的读书种子：在读书当中思考，在读书当中质疑并且寻找答案，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既有的解释、既有的答案。
从另外一面来看，如果依循“阳明学”方式读书思考的士人更多一点，如果“阳明学”不只是少数人所接受的理学当中的一支，而能够更扩大它的影响范围，那么明朝的绝对皇权不可能如此维系下去。
“阳明学”传到了日本，在江户时代成为武士阶级的价值共识，进而成为武士道的哲学基础，后来提供了在日本从“倒幕”到“维新”最主要的社会动能，这就可以让我们窥见“阳明学”这一套思想所具备的行动潜力。
因而，明朝灭亡之后，仍然有那么多的士人，他们忠于朱家政权，还有不同阶层的人参与“复明”，想要恢复明朝。这真的是一件值得正面肯定的事吗？为什么过去长期理所当然、予以肯定和赞扬来叙述这个现象？只不过因为一边是汉人政权，一边是满洲人政权，从民族立场来说，不可以投降外族。
但这样的论理真的那么坚实吗？
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他所写的第一部是《书剑恩仇录》。故事的主轴就设定，原来乾隆皇帝不是满洲人，而是汉人，所以他的汉人兄弟陈家洛带领的“红花会”要想办法让他反转立场，从鞑子皇帝变回汉人皇帝，那么“反清复明”的梦想就能够实现了。
才不过十几年之后，金庸写他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时候，他就彻底改变了这种种族立场。汉人的“天地会”内在纷争不断，满人的皇帝反而以“永不加赋”照顾人民的政策来巩固政权。怎么能说由汉人建立的王朝就必然比满洲人建立的王朝要来得好呢？
金庸还写过《碧血剑》，这是处理明末大乱的历史背景，一定要面对流寇也是汉人，而李自成建立的政权却如此残暴不堪的事实。在《碧血剑》的小说里，金庸以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的堕落腐败来解释流寇的失败，但他自己显然都没有被这个说法说服。他从袁崇焕之死写起，就必须写崇祯皇帝，也写了这位皇帝自杀之前还要砍杀女儿的狂乱行为。很显然，金庸不得不动摇他原本所信守的种族主义立场。
历史的事实是，明朝政权没有那么多抽象的、高贵的价值建树值得士大夫效忠。那么他们效忠什么？他们效忠于朝廷，效忠于君主，即使这个朝代将近百年没有出现过像样的君主，君主没有成就过几件像样的事，士大夫还是保持效忠的态度。
而且，为了保有在这个政权当中的地位，理所当然地和宫中的宦官结合在一起，负责让国家官僚体制可以维持正常运作。一边所有的人都为了皇帝家里的事，分别派系、彼此倾轧；另外一边士大夫联合看顾农民与赋税基础，让国家体制可以继续存在。
在这种状况下，坚持忠于这个王朝、这个政权真的那么有道理吗？
现成的财富？残破的大地
过去的历史将这部分的叙述太过于凸显，那是出于厌恶满洲人而做的选择。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跟随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换不一样的原则、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观点，看到历史不一样的面向。
西方的汉学家们没有汉人与满人的民族冲突包袱，他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历史。他们对于明清史的研究，到了欧立德（Mark C. Elliott）掀起“新清史”的争议之前，大致有两个清楚的脉络：
第一，对于明朝的普遍看法是民间活力旺盛，城市和商业发展到达惊人的高峰。然而相对地，朝廷就不再是真正的国家中心，因为朝廷无法领导社会，甚至正因为“官退”，所以会有“民进”的热闹现象。这是“官退民进”，在朝廷管不到的地方，就爆发了最值得重视、最值得研究的变化。
第二，对于满清统治的描述，应该要建立在他们入关的时候所要面对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实况的基础上。当满洲人入关、进入到中国，那并不是一个多么诱人的中国，可以作为轻松且容易享受的战利品；那不是一笔现成的财富，可以让满洲人简单地以武力来占夺。那是流寇肆虐之后的中国，那是农业残破的大地，那是政府机构不只是短时间失能，而是长时间荒败之后的一种瓦解状态。
所以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就将他聚焦写清初历史的专书命名叫做《伟业》（The Great Enterprise）。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伟业》（The Great Enterprise）封面，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
清人要留在关内，就必须要决心来处理这个巨大的难题：如何恢复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在残破的条件下重建一个能够有效统治的政权。从大一点的角度来看，这是汉人中心本位立场，也是“驱除鞑虏”革命情绪当中绝对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的成就。从小一点的角度、从细节处来看，魏斐德提醒我们：这是远超过一般想象的、一份大工程。
满洲人当然有他的野心，但他们原本的野心绝对不可能达到预期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统治整个中国。中国的江山是在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底下，突然落在他们头上的。
关键年份是一六四四年，两件历史大事同时发生。一件是李自成率领的流寇部队攻进到了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另外一件是满洲领袖皇太极在前一年去世，由当时才六岁的第九子福临接了位子，隔年改为顺治元年。这一年，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一朝结束了，大明朝失去了首都。明朝的大变乱，同时也就冲击到了才刚刚失去了领导人的满清。
这一年真的是诸多的历史因素全部聚拢在一起，而造成了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巨变。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025.07.17
精选评论
共 13 条反清复明本已没了市场，奈何民族主义崛起
大糊涂京兆尹 ：精辟！
终于等到杨照老师关于清史的解读，相信会是一段视角非常独特的旅程，非常期待
过去的历史将这部分的叙述太过于凸显，那“是出于厌恶满洲人而做的选择。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跟随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换不一样的原则、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观点，看到历史不一样的面向。”请教一下杨照老师，同是历史，怎么区分满清和日本的入侵？
含笑半步癫 ：可以回答但不能在这里回答
妙闲 ：可以问，但老师不会回答的，这太敏感啦，自己悟吧
悄悄问下。今日限免没啦o>_<o
邓公在南方讲话中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现在很多自媒体为煽动爱国以恨另外一个民族为前提，而迎合民众中的左的情绪来赚流量，只能说民族主义是门好生意。民族主体型国家也是上个世纪那个特殊历史时段的产物，解决那个时段问题的方式，现阶段我个人觉得用张老师提出的文明型国家的说辞，能较好的避免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能统战更多的朋友，将更广泛的力量纳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框架来。三生有幸能听到杨照老师理性的多维度的观点，开启民智
Fizz ：民族主义是典型的右
历史不存在正确与否，只有角度。。。
好奇问下，有谁知道背景乐的名字吗？
金庸先生那时已是名人，历史观十几年都大变，普通人历史观改变哪的滞后多少年，别说宋元明清，就是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原因，八九十年代说法，通过现在更多分析当时局限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