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舞台会让我想到竞技场。

演奏家总好奇于音乐与别类艺术的关系，却出于种种隐衷，鲜有谈及它与体育的亲缘。作为一门表演艺术，音乐始终受困于“比赛”的现实——可有多少国际权威的小说、绘画、摄影大赛，并且热衷于淘汰制、排名制？

观看大型体育赛事，我总有莫名的感慨与共情：体育人格，就是舞台人格。英文论及体育，有称“SpectatorSport”，即“观众运动”。没有比这更到位的定义了。

那么，演奏呢？

 

亚里士多德的缘由，出自另一极。他从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的解答无关福祉，无关听众的利益，只牢牢抓住“演奏”这件事本身——之所以有长笛，就在于被优异地演奏——这才是它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观念，皆可溯源至他的目的论。

譬如他说，每项工作只该由最适合它的角色扮演，甚至进而为奴隶制辩护，认为以完成劳动为目的，世间总需有“适合”干苦力的角色。自启蒙运动以来，目的论观念中的种种局限，早已不言自明。亚里士多德以“事”为目的的立场，压抑的正是“人”在其中的自主及自由。这涉及最简单、最深处的发问：我能够做好一件事(譬如，做奴隶)，但我不愿意，不行吗？

“不行吗？”在表演领域，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想想众多琴童的成长之路，谁没饱受过“事比人大”的观念胁迫。从家长到教师，总会在孩子欲求逃脱的当刻，拔出致命的道义武器：“别浪费上天给你的才赋!”“这么一块好料，怎能轻言放弃……”(汉字的“才”，往往通“材”……)以我的偏见，强调才华之重要、视才华高于兴趣的观念，正是目的论的意识作祟。

写作、绘画、摄影等创造类艺术，从未像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这般重视才华、迷恋才华、苛求才华。才——或曰“条件”——涵盖表演自身对专业技巧、心理、智性各层面的挑剔。而这些挑剔，终归于那个必须在既定时间内完成艺术的神圣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