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不再有人质疑：媒介能改变一切。如今早起头一件事，先看手机，生活才算开始。在我出生的90年代初，姑且赶上“写信”时代的末流，还未写多少字，数码时代便轰然而至。想想自己15岁时的第一部手机，摁八九键才出一个字码，简直远古年代的事了。

数年前，施坦威纽约总部的录音师告诉我，他们已将霍洛维茨的录音输入了其电子琴Spirio的软件系统内。乐器自动演奏的技术早已不稀奇，只是效果一概粗糙，全无艺术性可言。但那天，在施坦威总部的展览间里，我确凿目击“霍洛维茨”在那架空无一人的琴凳上自行弹着舒曼《梦幻曲》，逼真至此，简直活见鬼。是人的幽灵，还是机器的幽灵？看来，“显身”的神迹已离我们不远了。

 

无论对友人如何辩解，肖邦自己知道：现实与他自身期望的不符。听者实际听见的，与奏者“以为”它是如何被呈现的，其间不仅存在着盲点，且主观永远无法捕捉这些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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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的即时性，使人只得“投身”而无法“抽离”。这确实是演奏的秘密，一个令演奏家时时痛苦的秘密：聆听自我，成了那最难获得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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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音乐复制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与聆听的关系。因可复制，演奏即与乐谱同样恒久了。换句话说，演奏自身也成了“文本”。原先关乎“当下”的立场成为不可逆的过去，一种“完美”的意识开始逐渐垄断演奏的主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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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录音技术的捕捉愈发细腻，留声传播的迅猛普及，某种精确化的审美不知不觉收编了我们的听觉。起初，演奏者通过录音听到了真实的自己；而后，渐渐地，他成了这种“真实”的依附。

罗兰·巴特曾在论及摄影时说道：“从我觉得正在被人家通过镜头看的那一刻起，就什么都变了：我摆起姿势来，我在瞬间把自己弄成了另一个人，我提前使自己变成了影像。这种变化是积极的：我感到，摄影或者正在创造我这个人，或者使我这个人坏死，全凭它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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