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总是令人怀念的。晚间课毕，三两人寻得一间空教室，朋友摆出正练着的曲子，一副寻衅的架势：“看，贝多芬这段，写得多难听！”

现今独自巡演、练习，音乐真成了件个人的事。不比那时，聊天就是音乐的一部分，大家相互串琴房，总想凑在一起，辩些什么。谈起乐史众家，钟爱倾心是不少，但正当青春，轻狂难抑，还是不比数落“劣作”来得快意。何止贝多芬—勃拉姆斯、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布鲁克纳、瓦格纳、李斯特，一概被大家伙轮番骂遍，好不痛快。现在想来，这“狂悖”的行径多么奢侈——年少不狂悖，忽而某天老了，还敢吗？

但我那时也“不敢”。大伙儿说着，我或笑或反驳，即便心里与某位作曲家隐隐为敌，也总想找出爱上他们的理由。我天性如此吗？但确有某次，我记得自己在钢琴前放上一本舒伯特的曲集，对着电话另一端的好友，尽数弹起他早期创作的若干段落，边弹边尽力夸张，直到笑得缓不过气来。

 

许多事，其实自己不明白。比如何以越到近年，越惦记舒伯特——不是爱，而是某种亲密的惦记。是年龄渐近的缘故吗？毕竟，从作品出发而体悟作者的命运，是一种经验;但从自身出发，感受作品的命运，则属另一种了。此前读他的书信全集，一页页翻下去，过半，感到世界点点暗下来，静静盼着最末一封……那封信是给挚友的，开头仅三个字：“我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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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我总抱有隐秘的宿命观：所有天才的性命，在我看来，都终结在了“对”的时候。这话或许不敬，但我不买账:有谁能跳出历史去看历史？想想吧，莫扎特要是高龄，贝多芬又将如何？贝多芬呢？以他晚年四重奏的写法推断，再写二十年，哪还有浪漫主义？肖邦呢—遭遇中年危机，去写交响乐？不对，都不对。

但舒伯特不一样。他早年的创作确有呆拙（我至今仍这么看）。但正因为这样，他后期在技法、气品上的疾速成熟，才真正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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