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勃拉姆斯，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他曾经伴随了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零下10°C的费城，课堂上，作品分析课的老师逐字逐句地解析钢琴小品集Op.118的最后一曲。说到某一处，老师激动地憋涨着脸，双眼湿红。

“勃拉姆斯是最后一位了，最后一位。”颤抖的声音在冬日的教室里回荡，我们所有人屏息注目。那一刻，仿佛是一段历史在对我说话。

 

不经意间，我读到了富特文格勒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短文：《勃拉姆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他这样写到：在以往的境况中，音乐创作—或进步，或保守—都是时代境遇的自然产物。换言之，艺术家、艺术史，从来是一致的。但我们的时代不同了。这个意义上，晚年勃拉姆斯是音乐史上的第一个伟大个案：历史、作者，无法再保持一致了。

富特文格勒的话如五雷轰顶。我猛然想起了歌德的那一句：“是谁在那里啊，在那一边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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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比任何人都更早预见了“古典音乐”的最终走向，且断定它不可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独醒的——比所有对“新音乐”报以无限乐观的人都清醒。晚年的他因而面临一次选择，一次无论巴赫、贝多芬，抑或任何人都不曾面临过的。同历史站在一起，抑或同自己？跳车吗——跳，还是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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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代，对未来，马勒的智慧与胸怀令我动容。然而，这并非如马勒所言，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就如同评价无调性音乐是“错的”一样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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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音乐势不可当的洪流下毅然不移，需要怎样的勇气？勃拉姆斯之不移，无关进步保守，只在于“艰难”。尊崇自己内心的那份艰难，我想，终归是艺术最需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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