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贝多芬相比，舒曼并未试图“建构”什么。甚至可说，在最深处，他的艺术是反建构的。不同于古典乐派以“对立统一”的范式架起全局，舒曼在他文学化的音乐小品中，经常使用两个想象的角色以示对立：佛罗伦斯坦、尤西比乌斯。前者冲动热情，后者自顾内省。然而注意：舒曼从未试图将这一矛盾的双面统一起来——在每个单独的段落中，他的乐思仍旧是单一的、缺乏对立的。

 

舒曼予它以“主题”的假象，似乎是为了掩盖那个事实：乐章的主体是虚有的，那唯一的“实质”，就是开篇的引子。这是危险的奏鸣曲式。如在绝境，第一主题焦虑的节奏不断突围、攻击——攻击虚空的自身——以持续自身。直到力竭，瘫下，动人的副题开始歌唱，而它的轮廓，正是开篇引子的倒影。全乐章最后，音乐在副题的陈述中怅然结束。当织体耗尽全部能量，当旋律自身成为乐思的终止，结构终于袒露了自己：一切都不过是引子（碎片）的投射。

是碎片，成就了舒曼音乐的动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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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克莱斯勒偶记》的结尾确实乖戾——音乐在逐渐退缩的音响中，既无谓又自嘲地消失了。为何要这样结束？但末乐章本身，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情境:一个小丑般的角色，在舞台中央舞着，舞着，而后渐渐往台边退去，至乐声戛然而止处，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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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貌似残缺的结构背后，却为我们打开了什么。

在贝多芬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神，仿佛人就是这样，精神也必须如此。在一切否定、肯定的不容置疑中，再大的舞台，都有一帘帷幕。贝多芬为我们拉上了这帘帷幕。我们看不见幕后的一切：我们能到的只有舞台——只有舞台所允许我们去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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