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所谓古典风格，即1750—1820年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是直到海顿、莫扎特的中后期才真正成熟的。而它所倚仗的根基，自然是17、18世纪初逐步确立的大小调体系。

粗略说来，大小调体系中的稳定音，是由一组被称作”主和弦”的模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泛音组成;而不稳定音则是以一组被称为”属和弦”的模型以及与之相关的泛音组成。“主”与“属”既相互对立，又互为从属。“属”从属“主”，即“不稳定”从属“稳定”；如此，两者间构成了某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平衡。至18世纪末的维也纳，这一体系以更极致，同时更富变化的形式，达到了空前的戏剧性与表现力。“古典”一词，即“经典”，起初即用以概括这个特定时期的音乐高度。

 

作为传世典范，海顿、莫扎特等人令我们记忆犹新的也正是那些无比优雅的旋律。但注意：那只是他们音乐的外壳—古典的真正内核并非其旋律，也非其“雅”。论风格之雅，晚期巴洛克毫不逊色;论旋律之美，浪漫主义更胜一筹。古典的灵魂，在于其结构—更确切地说，在其结构中饱含的戏剧力量。正是“对立统一”形式中充溢着的张力对比，那些细节的变化与呼应，那些均衡的冲突与解决，供给了莫扎特与海顿的艺术以经久不衰的魅力。这才是维也纳乐派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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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突兀、极端的“手势”，如同作曲家一次次强行的干预，作为打破乐思自然行进的手段(或“不择手段”)，使某个细节凸显出它自身独一的特质，同时，暴露出它与整体之间的深层矛盾。然而就是这主观的干预，非但无损于结构，反而强化了它—所谓结构，不就是局部与整体的不断辩证吗?打个粗糙的比喻：假如整体是一具肉身，而局部是那些囊于其中的器官，那么贝多芬的写作则如同一台透视仪：它不仅要让我们看到肉躯，还要看到其中的所有器官。而正是这种“看到”，照亮了结构深处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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