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世纪，声音的功用渐由祭献众神，转为歌颂上帝，9世纪时，作为今时五线谱前身的“纽姆乐谱”为教会僧侣启用，继而沿用于全欧——西方音乐进入了谱面的时代。

谱面的通行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先古时期的音乐，有赖于代代口口相传：早期曲调一直处在自然的演变及开放的现实中。但到了中世纪，随着音乐与宗教的联姻愈发紧密，对演奏的进一步规范就成了必然。之所以要“记录”音乐，因为我们需要它在每一次祈祷中都能被原样显现——换言之，每一次演奏，都是对上一次的精确再现。如此，它才能以一种定格不变的、秩序的形式扎根于我们的心灵：在聆听中，我们仿佛得以封存精神，铭刻上帝。

 

演奏的可重复，使时间得以“回归”。此中大有深意。古希腊时，柏拉图就曾论述过重复与永恒的关联。他说：是四季、年月、分秒等刻度的存在，显现了宇宙作为不断循环的秩序而永恒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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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成为此后诸多音乐曲式的欲求：奏鸣曲、三段曲、回旋曲等，无不是以主和弦音响为中心，以及对此中心的偏离与回归为基本叙事的。这一叙事赋予音乐某种难以忤逆的力量——其“二元一体”的形式，几乎就是基督教自身架构的投影：只有通过最极端的事件（耶稣受难)，神性才能获得最崇高的意义，也没有其他宗教，会以处死以神的刑具——十字架作为其绝对象征。暴力归于慈悲，罪恶归于救赎，无神归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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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回归的调，才是主调；会再现的主题才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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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对其各种素材的不断解构、又不断回归中，一首作品才逐渐实现它全部的自我、全部的目的；也只当这一过程穷尽之处，它才适时地委身于死。彼时死去的，正是音的瞬间，而其“理念”，却将自身的行径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