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领导让我来给你捎个话，你必须取消全部书目。”

 

“领导”这个词变成了一个集群，人头攒动，辨识不清。我应该去找谁述说我这个书目的意义，它为什么不能被取缔？“这个书目集合了几十位专家的心血，而且群众一定会喜欢。”这个理由在我这里足够饱满足够沉甸，但在别人的秤上也许轻如鸿毛。

我是不是应该暗示另一个理由——取缔这个书目，可能会影响到“领导”的官场生涯。赵文和我弟弟教给我的话，我都讲了。中间人说他回去给“那个领导”说。而我陷入了焦灼，我只有二十天时间，他们这样拖下去，是要拖到我输。

我很着急，我得战胜“那个领导”。我一定要保卫书目，这是我最后的阵地。我有足够的勇气，只是没有足够的智谋。快给我出主意，我怎么才能战胜“那个领导”？抄佛经能不能转运？能转运我现在就抄。捐助贫困学生能不能转运？原本我打算秋天开学再捐，索性提前到今天，我现在就去银行柜台办理。

 

最近发生的这一切，为我们正在拟制的大纲贡献了突如其来的情节拐点。毛晓秋说：“我能感受你的难过和气愤，这种事情我没想到在现实中居然发生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素材，当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现实中居于下风，但这个题材可以在写作中焕发新的生命力。退一万步，假设三个月的心血编成的书目不能够在图书馆中落实，也可以在你的书中长存下去，所以想到这一点，你不要太悲伤。”

 

加缪《鼠疫》中，记者朗贝尔和医生争论人们在为什么而死。朗贝尔说人们过于英雄主义时是在为理念而死，而人应该为其所爱而死。

然而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