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现代工作：打工人如何寻获自由
编辑注：本期番外首发于《看理想时刻》第20期，首发日期为2025年2月26日。
文稿
大家好，我是王行坤，是看理想《反思现代工作》节目的主讲人。
2025年2月19日上午，京东在官方公众号喊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赔”的口号，并且承诺，3月1日起，京东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在同一天晚些时候，美团也宣布，预计从2025年二季度开始，逐步为全职及稳定的兼职骑手缴纳社保。
这两则新闻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两家企业的承诺也得到了网友的广泛好评。在京东公众号的评论区，点赞数最高的是这样一条评论：“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心企业”。
不过，就在2月14号，有媒体报道说，京东外卖员深陷社保困境：不仅保险要自己缴，还因为没有社保担心养老问题，考虑转型做大学保安。不知道京东的承诺会不会让这些外卖员回心转意。
京东和美团能不能兑现它们的承诺，我们且拭目以待。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是，根据中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还有《社会保险法》，用人单位有义务为打工人缴纳五险一金。也就是说，缴纳五险一金是用人单位的法律义务，是最基础的要求。但现实是，中国的很多打工人都没有五险一金。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京东和美团的承诺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正所谓“全靠同行衬托”，京东成了“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心企业”。
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为什么包括外卖员在内的很多打工人都没有五险一金。除了五险一金之外，外卖员还应该争取哪些权益，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最后，我还想讨论，外卖员改善境况的举措，对我们这些办公室的白领打工人，有什么启发意义。
不稳定劳工
在中国的官方话语里，以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家政工为代表的、受雇于平台企业的打工人，被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们按照平台的要求提供相应服务，通过劳动获取劳动报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个说法比较别扭，大家可能对灵活就业这个词更加熟悉，新就业形态就属于灵活就业这个更大的范畴。灵活就业除了受雇于平台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之外，还有一般企业里的临时工、派遣工、兼职工等等。外卖员就是典型的灵活就业人员。
所谓灵活就业是和正规就业相对的一种就业形式。那么什么叫正规就业呢？正规就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正式的劳动合同，确立了正式的劳动关系。
大家请注意，我说的“劳动关系”是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指的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基于劳动用工而形成的一种法律关系。只有有了劳动关系，打工人才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保护，才能享受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福利。这些打工人包括事业单位里的正式工，或者私企、外企里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员工。而灵活就业就意味着打工人和企业没有正式劳动关系，因此得不到《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自然也很难享受五险一金的待遇。
关于五险一金的具体内容和重要性，推荐大家去听看理想的另外一档节目《什么是五险一金》。
在我看来，灵活就业是方便企业灵活用人的一种制度，在企业需要的时候，一下子可以招很多人，不需要的时候就让他们立马走人，因为从法律上来说，这些被招来的劳动者不是企业的人，双方没有劳动关系。这种操作无疑可以省去企业的好多麻烦，比如说不用缴纳五险一金，让员工在走人的时候也不需要什么赔偿。这种灵活就业对于平台企业来说当然是一种利好。
最开始的时候，外卖平台也有自己雇佣的正式员工，叫直营外卖员。这些外卖员跟用工平台签订了劳动合同，享有社保，不过在2018年以后就基本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就在于平台要降低人力成本，甩掉麻烦。如果给那么多外卖员缴纳社保，这对企业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负担。前几年美团就一直说，买社保我就得破产，一直拒绝给外卖员买社保。不过如今来看，给外卖员买社保应该不至于让美团破产。
对于劳动者来说，灵活就业意味着不稳定的劳资关系，意味着打工人的工作和工资都不稳定。劳动者对服务的企业没有归属感，随时都可能走人，劳动者的权益没有办法得到《劳动法》等法律的保护，工作和生活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学者把送外卖这种劳动称为“过渡劳动”，就因为这种工作很不稳定，很多人来去匆匆，把这份工作看成是过渡性的。但是这种过渡性恰恰来自于送外卖这种工作的不稳定性。
其实不光送外卖是过渡性的，很多灵活就业的工作都是过渡性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工作的劳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劳动者缺乏法律保障和社会福利，不可能一直干下去。以中国工厂里的打工人为例。据学者估算，中国工厂里将近30%的工人都是派遣工，而在这些人里，将近有一半都没有社保。所谓派遣工也是灵活就业的一种类型。这些派遣工也会把工厂的工作看成是过渡劳动，他们可能今天在这个厂，明天在那个厂；或者今天可能在厂里，明天可能就去送快递，后天可能就去工地上搬砖。基于这种不稳定的特性，我把灵活就业称为不稳定就业。关于中国的不稳定就业，我在以后的节目正片当中还会详细讨论。
不稳定就业在中国有多普遍呢？农民我们姑且不论，在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里，绝大多数打工人都属于不稳定劳工，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都没有五险一金。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上了年纪或者受伤之后，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因此有学者兼政协委员提醒说：“一些劳动者的‘工具性’被放大，而作为人的安全与尊严需要被挤压。”这些劳动者主要指的就是不稳定劳工。在现有的劳资关系下，他们被平台或一般企业所利用，但是跟用人机构却没有劳动关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些劳动者就成了妥妥的工具人，人的安全和尊严需求被严重挤压，整个工作和生活都处于不稳定乃至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2020年，一位家政工在雇主家打扫卫生时，不慎从凳子上跌落受伤，到医院一检查，股骨头摔成了三截。出了事，家政公司不管，雇主也不管。反复找了家政公司多次，最后老板给了1000块钱了事。外卖员更是高危职业。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意外死亡，家属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京东承诺给外卖员缴纳五险一金，喊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赔”的口号时，的确显得很有社会责任感，因为它稍微顾及了人的安全和尊严。
安全、尊严与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不过，我们要问的是，有了五险一金，就够了吗？就能给打工人带来安全和尊严了吗？我所说的安全，不仅仅是指在工作时不要出意外，而且也包括心态上的安全感，没有那么大的工作压力和生存焦虑。
在我看来，打工人要有安全感和尊严感，光有五险一金肯定是不够的。我在《反思现代工作》节目的第一集提到一个概念，那就是劳动力商品化，并且给出了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几个指标，比如说，雇佣合同的性质和稳定性、打工人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权以及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福利。从这三个指标来看，公务员、教师等行业的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因为他们的雇佣合同很稳定，他们受到的劳动保护比较多，也能够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多项福利。这些群体自然能够体会到安全感和尊严感。而外卖员的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得到的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很少，自然很难体会到安全感和尊严感。
因此，为了让打工人能够享有安全感和尊严感，我们必须降低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明确外卖员和平台之间的劳资关系，让平台履行自己作为雇佣方的法律义务，比如缴纳五险一金，只是最基础的要求而已。
除此之外，外卖员还要争取哪些权益呢？
美团还承诺，要“全面取消配送超时罚款，落实‘防疲劳’措施”。我们知道，以外卖员为代表的不稳定劳工都要长时间工作，才能维持生活，每天10个小时的工作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如此长的工作时间，怎么可能让人不疲劳？人在疲劳的情况下，很容易出错，这对外卖员、建筑工地或者工厂里的工人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必须在维持相对体面收入的前提下，把工作时间限定在8小时以内。也就是说，让外卖员在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就能够获取过得去的收入，而不是得跑10个小时，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当然，企业肯定要叫嚷，这不就是涨工资、降工时吗？这么搞的话，企业岂不是要破产！其实，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每当工人要求正当权益的时候，比如说把工作时间从14小时降到10个小时，或者从10个小时降到8个小时，或者要求涨工资的时候，资本家都会叫嚷这么搞企业就得破产。也许个别落后企业会破产，比如那些依靠长时间加班，严重压低工人工资的企业肯定会倒闭。但是这样的血汗工厂有什么理由存活下去呢？
从长期视野来看，涨工资、降工时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社会，总是要存在着生产过剩的问题，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消费不足。所以政府和专家都想着要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玩转内循环。在我们的社会，消费主体当然是打工人。打工人工资涨了，消费意愿自然也增强了。消费多了，就可以拉动企业生产，缓解生产过剩，同时也能拉动就业。降工时意味着工作时间变短，比如说从10个小时变为8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打工人的自由时间变多，这反而能够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这对企业非但没有坏处，反而有好处。
我们可以看看德国和法国的企业。它们很多企业实行的是每周35小时的工作制度，员工工资也很高，但是这些企业非但没有倒闭，反而很有竞争力。原因就在于涨工资、降工时和劳动生产率有正相关关系，能够促进经济的健康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外卖员，所有的打工人都应该要求涨工资、降工时。
另外，事实证明，很多资本家总能够找到办法，比如说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让自己的企业屹立不倒。不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力，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企业和资本家。
除了资本家自己逼自己之外，打工人想要说话管用，就必须组织起来。比如说，通过工会来增强自己的谈判权，来推动资本家兼顾打工人的利益，给打工人涨工资、降工时。打工人的组织化水平是劳动力去商品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打工人获得安全感和尊严感的重要途径。
在保障打工人的安全和尊严方面，国家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市场社会，劳动者处于彻底的弱势地位，他们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基本没有跟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如果贯彻最为彻底的市场自由，那么劳动者就只能接受最差的工作待遇。这个时候就需要国家来进行干预，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动者，同时保障法律得到执行。不稳定的劳资关系就是企业规避法律的一种措施，因此国家应该加强监管，让不稳定的劳工也能够得到完善的法律保护。
就劳动力的去商品化而言，国家所提供的福利至关重要。我们看一个人的收入不能只看到手工资。事实上，一般外卖员的工资并不高，如果换算成小时工资就更低了。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主要靠自己的劳动收入，那么他难免会陷入“手停口停”的窘境。身处这种困境的人，自然有很大的工作压力和生存焦虑。他得拼命工作才能让自己的生计有所保障，不敢有丝毫懈怠。
但是，如果他想买房结婚呢？生了大病呢？孩子要上学呢？如果没有国家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公共福利，这个打工人的劳动收入在巨大的生活成本面前，就显得杯水车薪了。就算他有五险一金，也没有太大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的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很高。国家在教育、医疗、住房、育儿等方面所提供的公共福利，就显得非常重要。
但很可惜，中国的公共福利是比较少的，在全球的福利水平排名很低。据学者估算，在全球GDP总量靠前的36个国家里，中国的福利水平排名第29，还不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
所以，为了降低打工人的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涨工资、降工时也是不够的，还得有完善的公共福利。这也不光是外卖员，而是所有打工人都应该争取的福利。如果墨西哥和委内瑞拉都能提供相对高水平的公共福利，我想不出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只有享受更加完善的公共福利，打工人才能更加从容地面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才能享受到充分的安全感和尊严感。否则的话，打工人的生存总会受到威胁，从而最终威胁社会的生产和生育。
平台合作主义
就劳动力的去商品化而言，我们前面讲到，打工人可以通过工会组织起来，通过工会这个组织来为自己争取正当的权益，比如涨工资、降工时。除此之外，打工人还有一种组织方式，那就是，打工人踢开资本家，通过合作化的形式自己组织起来。合作化的一般原则是，打工人自愿联合，每个人拿出一点钱，共同创立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就是合作社。合作社由所有成员共同拥有、管理和运营，合作社的收益自然也由成员公平分享。
当今世界上最为知名的合作社是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成立于1956年，如今有员工八万人，业务涉及工业、金融、零售、教育等多个领域。合作社内工资差距较小，所有人都能够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参与到企业的民主管理，在这样的机构内工作，自然能够体会到安全和尊严。
以外卖员为代表的不稳定劳工能不能成立这种合作社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外卖员成立合作社的行为在西方被称为平台合作主义，以区别于现实中的平台资本主义。平台合作主义的概念和现象大约出现于十年前，算是个新兴事物。在西方，许多行业都出现了平台合作社，比如电子商务、保洁服务、文化工作、金融、软件开发和交通运输等。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外卖员只有通过数字平台，才能顺利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一定收入。平台合作主义意味着数字平台不是被资本家独占，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而是让数字平台共有，让平台为所有劳动者服务。平台合作主义的根本原则和一般合作社是一样的，那就是踢开资本家，平台由劳动者集体所有，收益公平分配，机构民主管理。
在外卖行业，法国有一个平台叫CoopCycle，是平台合作主义实践的代表。这个平台成立于2017年，是一个由来自全球67家自行车配送合作社和一家软件开发商组成的联盟。因为这个平台强调绿色出行，所以外卖员骑的都是自行车。CoopCycle这个平台为这些加盟合作社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和制度支撑。这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平台。只要是骑手合作社，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可以成为这个联盟的成员，共同使用这个数字平台。
CoopCycle官网页面
在这个平台里，合作社成员的身份是正式工人，而不是不稳定劳工。这个平台采用的合作社模式意味着平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归属于骑手，而不是外部投资者或者大企业。每个成员都可以参与决策，平台的运营和利润由骑手共同掌控。合作社的劳工按小时计酬，享受安全就业的福利，包括最低工资、失业救济金、带薪假期、病假、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地理跟踪功能不会用于对于外卖员的监控和算法管理，合作社也不使用评级系统对外卖员进行操控。
这些工作安排让外卖这个工作更加人性化。虽然说外卖一般被视为低技能的工作，但是合作社成员的身份和人性化的工作安排能够让他们体会到安全感和尊严感。因此，平台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对我们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在后面的节目还会提到，以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组织形式，能够为看似低技能的工作带来意义感和尊严感。
小结
回到京东和美团的新闻。两家平台愿意为外卖员缴纳社保或者五险一金，对于外卖员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对社会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其他企业应该效仿，为所有的不稳定劳工都缴纳五险一金，让他们得到更全面的劳动保护。
不过，为了让打工人摆脱工具性，能够享受一定的安全感和尊严感，打工人应该积极探索新的组织形式，让工作安排更加人性化，同时，企业和国家也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比如涨工资、降工时，比如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福利。这不是外卖员的特殊问题，而是所有打工人的共同问题。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25.03.01
精选评论
共 14 条看理想平台挺好，总能听到专业有良知的学者理论，少有的净土
听到不如委内瑞拉和墨西哥 哭了
临时工的大量存在对个人对社会都是不稳定因素，应该对企业雇佣临时工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规定，使得企业在雇佣临时工时付出和正式工相当甚至更高的成本来抵消临时工工作的不稳定性。企业如果不想付出更多成本，就创建更多的稳定岗位。 “合作社”也是很好的消化劳动力的方式。也许以后那些没有出路的大学毕业生不需要脱下长衫，而是以合作社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事业前景。期待后续这方面更详细的内容。
訁 回复 昏 ：在东大，工会是啥？不言自明
昏 ：临时工的存在，是当下社会的不得已，很多小企业也是挣扎求活，或者赚一笔是一笔，而本期节目提到的合作社，这种组织，小了说是自助互助小组，大了说，就是工会。能不能让工会成员成为独立组织／NGO，为成员谋取五险一金。不去争取什么名分，先做起来。比如面向农村小额信贷。现在，谁能想到农村空巢化如此巨大，小额信贷没了钱途
谢谢老师的分享
老师何来尊严感？那么多自杀老师的新闻难道没有看到吗😂
不不不不，教师商品化很高的。受不到任何保护，连女老师的生育津贴都能给你扣咯。产假没休完就让你回来带班。更不用说平时受到的职场霸凌了。
勤劳又能忍的的劳动人民真听哭了
委内瑞拉的福利水平，在2000年前确实高，现在看看，难民人数是真高。最近的政权迭代，也让我迷迷瞪瞪。
缩短工作时间，同时获得之前高强度、高时间的收入。想想之前的劳动倡议和提案，感觉好像都没有这个点
学者就是学者，商人就是商人，资本家就是资本家，12小时两班倒工厂大把，就是通过多上班增加工时来获取多一点工资。活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底层人只有躺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研究下国内合作社你就不会这么乐观了
感谢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