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不平等的症结何在？平等理念又从何而来？我是谢晶，欢迎和我一起，以意识形态批判的视野重新认识不平等。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负增长”这个说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去增长”？对于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负增长（negative growth）”听起来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对于今天大多数的政府来说，它简直就是灾难。但是与此同时，“去增长（degrowth）”却在成为一种呼声。

“负增长”和“去增长”好像是两个差不多的说法，因为从结果上面来说它们都是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不增长了，对吧？那么，为什么在主流意识形态当中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个结果，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会变成应该被追求的目标，甚至于是唯一可以把人类解救出歧途的希望呢？

卢梭为“去增长”这个理念可以说开了先河。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讨论了他为什么把大部分人眼中的进步史或者说文明史说成是一部堕落史：被等同于财富增长的进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因为财富积累所导致的结果，是人在身心上面受到越来越大的侵蚀和折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的恶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我们就应该对一味追求增长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是卢梭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但是，当卢梭这样批判进步观的时候，他所质疑的不是财富增长这件事情本身，而是财富增长所引发的结果。他放在天平两边的东西是增长的程度和酿成后果的那个严重程度。而当代的“去增长”呼声之所以会越来越大，是因为有一些继承了卢梭一身反骨的进步怀疑论者，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为之牺牲很多东西的那个“增长”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吗？我们以为财富在增长的时候，它真的在增长吗？

然后ta们提出了一种更犀利的算法。Ta们觉得，天平必须要放到财富的内部，必须在被认为有财富增长的地方去算一下有没有被耗费掉的东西，有没有被牺牲掉的东西。Ta们提出了一个更惊世骇俗的观点：我们之所以能算出不断增长的财富，是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件事情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为了生产而消耗掉的那些东西，做减法。而这并不是出于疏忽或者认知上面的不足，这是进步观得以建立的一个先决条件，一个不折不扣的先行立场，是因为我们选择不做减法，我们才可以保证财富在增长。

就是说这是一个选择。我们选择不去做减法，不去把增长当中的我们所付出的那个代价去减掉，所以我们预先地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保证可以看到财富在增长。那么财富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又是一个伪装成事实的神话。

这个神话的第一个桥段，叫做“最初的匮乏”。我们都很熟悉它，因为全世界的历史教科书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原始人”的形象：以采摘和狩猎为生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因为技术低下，不会生产，而不得不为了填饱肚子终日觅食，即使如此，ta也是有上顿没下顿，更不要说有什么储备或者富余了。这种原始经济被冠以“维生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的称呼。言下之意是说，人们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对于生命的维系当中，无法从事维生以外的其他活动，例如发展科技和文化，因而ta们就一直技术低下，一直困在维生经济当中。

而与维生经济相对立的就是增长型的经济，当人们走出了一切为了生存的这个死循环，开始有闲暇发展科技，慢慢地人们就在维生之余还有能力去进行财富的积累。就这样，人类社会的历史，在这些全世界统一的教材里面，变成了从“匮乏”到“富裕”的历史。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皮埃尔·卡拉斯特（Pierre Clastres）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分别在《石器时代经济学》 和《反国家的社会》这两本书里面提出了一种颠覆性的观点。他们认为，“维生经济”是对于所谓“原始”或所谓“前农业”社会的“污名化”，而真相在于：所谓“生产力低下”的这些“原始社会”实际上是——这个是萨林斯提出的一个说法——“最初的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穷困潦倒的“原始人”是怎么样在这两位人类学家的笔下“一夜暴富”的呢？

首先，他们提醒我们，我们对于前现代社会的看法全都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现代中心主义”的产物，因为我们用现代人衡量文明和发展程度的标准去看待所有的社会，所以习惯性地对“原始社会”做出否定性的界定，习惯性地把它们看作是有所缺失的社会。所谓的否定性的界定，就是它们是“没有国家的社会”、“没有文字的社会”、“没有历史的社会”，等等等等。

但这是一个循环论证，因为“国家”、“文字”、“历史”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特征，所以以它们为标准，我们已经预先可以知道我们所能证明出来的就是缺失。如果我们所处的社会它的特征就是民族国家，那么我们如果以这个为标准去衡量其他的社会的话，我们只能说这些社会是“没有国家的社会”。

“维生经济”也是一样的：原始社会除了能满足基本生存的东西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个是“维生经济”的意思。那什么没有呢？没有剩余的产品（surplus） ，因此也没有市场。为什么没有呢？鉴于剩余和市场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经济体系的两个核心，剩余和市场，所以现代人很难想象谁会不想要这两样东西、不去追求这两样东西。所以如果原始社会里面没有这两样东西，这不可能是因为它们不想，只可能是因为它们不能，所以从这个缺失当中我们又推导出一种无能。

萨林斯和克拉斯特让我们注意到，这幅中心主义的这个有色眼镜里面有一个矛盾：我们在认定“原始人”很匮乏的同时，也认定ta们是很懒惰的。为什么呢？因为热爱工作，忙着搞事业，以劳碌为荣，这也是现代精神当中所特有的，现代人我们视此为美德，我们觉得劳动很光荣，工作很光荣。原始人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表现出这种德性上面的缺失。Ta们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没兴趣，对吧？很懒。

但是，匮乏和懒惰这两个判断难道不是不可能同时为真的吗？要么说原始人的经济确实只能满足生存需要，那么ta们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寻找食物上；要么ta们真的很“懒”，那也就是说，明明可以去找食物的时候，ta们宁愿躺平，那这个时候实际上面这意味着ta们已经不处于觅食的必要性之中了。

所以，到底是穷还是懒呢？从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令一代又一代的冒险家，传教士和后来的人类学家惊讶不已的，都是这些所谓“维生经济”中的人ta们的懒散，正如卢梭笔下的那个很巴适的“野蛮人”（但是卢梭实际上也是读了当时的那些畅销的游记才敢这么写），被观察到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明明身体健硕也明明可以去获得更多食物的野蛮人，ta们选择睡觉、嬉笑、做游戏，等等等等，而这也不是因为ta们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找了，相反，ta们的食物来源是丰富多样的。

也就是说，“懒”才是与事实相符的一个判断（那这个“懒”有可能要打上引号，因为懒在我们的语境里面它是一个贬义词），它和匮乏无关，甚至于恰恰相反，它是因为不匮乏。

这个普遍的人类学观察使克拉斯特就技术问题提出了一个去中心主义的观点。他说，要判断一个群体的技术水平，最合理的方式不是看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些技术、我们有的这些机器、我们有的这些发明创造，它们有没有？不是这样。合理的方式是看这个技术水平是不是能令一个群体适应它所处的那个环境并在其中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如果说“原始人”除了满足生活所需的劳动还有大量的闲暇，那只能说明ta们的技术从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发达的。

萨林斯给出了一个更加扎心的思路。在技术的问题上面，他说：采集狩猎社会当中人们的日均劳动时间是4小时，这个也是人类学家观察到的；农业社会是6小时……然后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了，对吧？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人呢？8小时已经是一个理想的数字，实际上它是经过工人运动和斗争而在法律层面上面对于劳动时间的限制，但是今天996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又变成一种常态。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它就是一个倾向于让人长时间去工作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对技术水平发问的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吗？

比如说，大卫·格雷伯他在《狗屁工作》这本书（中文应该是翻译成《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他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技术被宣称能使人从必要劳动里面解放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们并没有被技术所解放，反而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呢？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技术本身又确实是日新月异的。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可能有人会说，ta们工作4小时，我们996，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用钱“砸死”ta们的原因。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令现代人更困惑的问题了：如果我们承认他们是单纯的懒，也就等于是同时承认，ta们不去积累财富，不是因为ta们无能，不是因为ta们不能积累财富，而是ta们真的不想。可是，怎么会有人不想要致富的呢？

萨林斯他把这种明明可以卷但是选择躺平，明明可以研究一下发财之道但是就是不想的状态，他称作是“最初的富裕”。当然，就像克拉斯特对技术进行了去中心主义的定义一样，萨林斯这里对富裕也重新进行了定义。他说：富裕不应该从被生产出来的绝对值来理解，而应该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理解，所以一个富裕的社会是“所有人的需要都很容易就得到满足”的社会。那“维生经济”的真相因而就不是匮乏而相反是富足。

反过来，我们生产着越来越多的剩余商品的市场经济才是并且必然是匮乏的社会，它必然是匮乏的社会。为什么？因为“匮乏”被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一方面，不满足成为一种绝对的原则（也就是上一讲当中我们探讨过的那个“贪婪”，这个贪婪类似于上瘾，它始终令人觉得不够不够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面，“匮乏”它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另外一方面，确实有人必须通过996、007这样的方式来换取自己的生活所需，这也是一个被制度化的匮乏。

那么刚才关于这两位人类学家对于维生经济的辩护，发展主义者仍然是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驳：我们毕竟在绝对值的意义上变得更富裕，所以你们改变“富裕”的定义不能改变这个事实。那么这种对于绝对值的自信是哪里来的呢？GDP基本上就是它全球统一的一个根据。GDP 或者说GNP（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我们这里对于我们的讨论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忽略不计的）被视作是一种客观的标准，用它衡量出来的财富增长被视作是客观的增长程度。所以我们的自信是这里来的，从GDP来的。

但是， 对于去增长主义者来说，GDP是一个谎言。作为谎言，它构成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开始抛出的那个“增长神话”的一个主要的情节。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是最早揭穿这个谎言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消费社会》这本书里面把GDP称作是“梦”，称作是“错觉（illusion）” ，称作是“集体谎言（collective bluff）”——我们打过德扑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就是德扑里面的那个意思（假装自己有好牌）。他还把GDP称作是“令集体入魔的妖术（black magic of collective bewitchment）”。也就是说，GDP恰恰在他的笔下变成了客观事实的反面，变成了理智的反面。它完全不合逻辑。

那为什么当我们像相信太阳系和微生物一样相信GDP的客观性的时候，鲍德里亚却说我们是着了魔集体在发疯呢？因为GDP的算法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

首先，有哪些东西被算入GDP而哪些不被算入GDP就是很任意的。这个是鲍德里亚的第一个论据。然后鲍德里亚尤其提到了“女性的家务劳动”这个例子。它不被算入GDP，是因为家务劳动被认为不属于生产，不产生利润，但是实际上面它对于任何以资本－市场－商品为模式的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个是我们在“契约”这个议题当中会具体讨论的问题，所以这里我们可以仅仅去关注家务劳动是如何可以让我们非常直观地认识到GDP这个算法的荒谬。

家务劳动如果市场化和产业化，就可以被算入GDP，比如如果我自己做家务和带孩子，那么就没有为GDP做贡献，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家政工或者保姆去其他人家里完成同样的劳动，那么我获得的报酬就会被算入GDP。同样地，如果我在家里做饭，那么我就没有为GDP做贡献，如果我是饭店的大厨，那么我就为GDP做贡献了（如果这个饭店有生意的话）。但是，在前后两种状况里面，我所付出的劳动并不能说对于这个社会的总财富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比如我们想象，我同样地是在带一个娃，或者同样地就是在为一个人做一顿饭，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发生变化的是说同样的东西或劳动是否被标上价格并获得货币意义上的回报，是不是发生了商品交换。

还有一个挺极端的例子，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和邻居自己都吃自己种的粮食，那么这个粮食都不会被算入GDP，但是如果我们互相买对方的粮食吃，那么GDP上面这两笔粮食都会被算作是财富的增长。

总而言之，我们算进GDP里面的东西，并不是实际的财富增长总量，而是被我们认为有交换价值并因此被明码标价并在市场当中被作为商品交换的那些东西。如果东西或者说还有服务不被衡量出货币价值不被交换，哪怕它们是给人带来好处的，甚至于哪怕它们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也不会被算在GDP里面。 

这个是GDP不符合逻辑的第一个原因，它做加法做得很任性，但是这个加法做得很任性还远远不是GDP这个算法最荒谬的地方。它最荒谬的地方在于它就是只做加法而不做减法的，甚至于，它在本来应该做减法的地方做加法。这个是鲍德里亚提出的第二个论据。

鲍德里亚的原话说：“有害的东西以及对于它们的缓解措施和客观上有用的东西以同等的名义被算入GDP。”他还说：“亏损被算做是正值。”也就是说，原本应该作为生产的成本和代价从财富当中被减掉的东西，现在反而被加到财富总量里面！

鲍德里亚举了这样一些例子，比如巴黎的能见度，他说在50年间下降了30%。他的书写于1970年。他说这个能见度的下降不会被作为负值纳入到GDP的计算里面，但是如果巴黎人因此而需要消耗掉更多的电、灯泡、眼镜，等等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都会以正值算入到GDP。也就是说，原本属于生产的负面作用的那个空气污染，以及我们为了这个空气污染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仍然被视作是财富的增长。

鲍德里亚还提到了一个例子，是比如说嗜酒和各种上瘾所产生的那个医疗费用，这些医疗费用也是对于损害的修复。

刚才提到的那个通勤时间的延长，以及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的实际上面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强度的增加，它们产生的无法计算的对人身心造成的影响现在如果也令我们要求助医疗，这些医疗和刚才所说的上瘾的医疗也全部是在GDP当中反映为正值。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GDP从一开始就是为做加法设计的。现在我们突然之间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它只有做加法的能力！“所有可以被衡量的东西都只有正值”，这就是鲍德里亚把GDP称作为魔术的原因。

现在令人细思极恐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为什么会集体魔怔？一个东西它不会无中生有，而是从其他的东西里面转化出来的，这是一个常识，尤其是对于我们已经祛魅的现代人来说。所以我们看魔术表演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背后是有机关的。和一个天真的小孩子不一样，我们惊讶的不是说哇魔术师怎么样令一个东西从无到有，而是ta是怎么样成功地骗过我们的感官而造成这样的假象的。那同样的道理，生产就意味着消耗。但是，当问题涉及到财富的增长，我们却似乎都回到了相信魔术师能够无中生有的那个儿童时代。相信GDP的客观性，其实就相当于是相信无中生有，说到底，无限增长的信念只有当我们持有这种无中生有的信仰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更令我们细思极恐的，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它写在1970年，写在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全球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的法国，但是他笔下的例子，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它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对吧？我们使用的是同一个GDP逻辑（应该说是同一个非逻辑）。所以GDP的魔法不仅没有被打败，而且我们的疯魔程度在加剧——因为我们现在想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全世界都在疯狂地生产消费品并发明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就好像它们仍然是无中生有的，所以我们不需要顾及它们的代价。

但是面对这些明显在给“无限性”这个观念、这个信仰敲响警钟的现象，我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解答，就只有去生产更多的东西！“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表述，对吧？如果旧能源不行，那么就用新的能源（就好像这个再一次地无中生有的新能源，就好像这个 “新能源”的制造本身不需要用掉旧能源一样）；如果传统的基因不行，那么就用转基因；如果这个地方的资源已经被耗尽了，我们就换个地方，大家说地球上面的现在的所有的石油的剩余的储备已经全都找遍了，那如果这个星球都不行了，我们就换一个星球……反正唯一不能碰、唯一不能质疑的，就是“发展”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生产和消费的原则。

我这个说法有可能大家觉得很夸张，但是想一想，我们每天扔掉多少一次性的包装甚至于是零次性的包装？我们想一想，它们的代价是多少不可再生的能源（还不去说处理这些垃圾需要付出的环境代价）？想想我们整片整片地砍掉多少的森林去种出多少的软毒品——咖啡、糖、棕榈油……想想快时尚每年生产多少我们本不需要的衣服，甚至于要倾销掉多少卖不出去的衣服（时尚业是世界第二大污染产业，全球产业链中的每一件衣服从原材料到成品可能在全世界绕了几圈了，所以它消耗掉了很多的燃油，然后每一件衣服都造成水资源和空气的污染，比如说一条牛仔裤，就需要7000到1万升的水）？ 

有一部纪录片它叫《真正的成本》（The True Cost，又译作《真正的代价》），它揭露的就是时尚业的这些代价，这些代价是触目惊心的。所以说是这个纪录片实际上把我真正地从魔法当中彻底地唤醒：如果现在我们可以为每一件衣服都算这笔账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为所有的东西算这笔账。我们知道所有我们在消费的东西、所有我们扔掉的东西的真正成本吗？

比如说，一块我们本来可以不吃的牛排要用掉多少本可以被人饮用的水和多少本可以被人吃的粮食，要造成多少的温室气体，可以算一算吗？还有比如说，一部我们本可以不用更新的手机呢？一次我们本可以不坐的网约车呢？而如果这一切的结果都是可耕地、干净的空气和水、不可再生的能源都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到底在生产还是在破坏？

人类学家对于“野蛮人”的平反的工作，以及去增长主义者ta们的诉求，常常会受到这样的反驳：难道你们想要我们放弃农业和工业，不再生产和交换，取消掉货币，去过茹毛饮血的日子吗？通过今天的这一讲，大家至少可以不再受到这种粗暴的二元论的蛊惑。没有任何的人类学家和去增长主义者提出过这种“回归”方案，因为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这件事情是可能的，更不要说去相信它是值得我们追求的。

通过人类学研究和对于增长逻辑的批判，ta们在从事的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我们在从事的工作，所以ta们揭示出的，是我们对于非增长型社会的那个所谓的“认识”和对于增长的衡量方式，看上去都是事实，但实际上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对于增长的信仰。但如果这些认识和这些衡量方式实际上面是有问题的，是与事实不符的，我们现在就需要反思“财富总量的“增长”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想法）。

那另一种对这一类去增长主义理论的反驳在于说：那就你们聪明？整个人类按照你们的说法，都是在集体魔怔，对吧？都看不到自己在走向毁灭吗？如果所有的人都这么干，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你们不要耍聪明。

鲍德里亚他自己就说过，这件事情是有合理性的。他说完全不合逻辑的GDP算法有着它最深层的逻辑。他说有一个深层的真相在哪里？很可惜的是，这个逻辑、这个真相跟所有人的福祉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让我们再来看看GDP的算法：如果我们只计算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不算它的成本，那么从生产当中获利的人，就不需要为ta的代价买单。

那这条牛仔裤的购买者呢？Ta负的责任也很少，因为消费者通过消费行为能够获得满足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消费主义可以成为一种主义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消费品本身的廉价，这个廉价就意味着说消费者不必为真正的代价买单。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纪录片《真正的成本》当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作为消费者的我们，看不到、今天很难看到远处血汗工厂中的人被压榨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不到的是做衣服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在成本被压到最低的要求之下，变成了一件危及生命的事情。全球资本主义让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所以让我们加剧地疯魔。

有的地方的生态被破坏，资源被以非常廉价的方式拿走，有的人ta们的劳动力被极尽剥削（而这些人往往就是生活在这些生态被破坏的地方的人），而另一些地方的人通过大量购买这些商品，将自己手中的财富转交给了这些商品的所谓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