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
看理想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今天这个日子（2025年1月17日）对我个人来说很特殊。一方面，关于段义孚《我是谁？》的这一集更新后，我们《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上半部分的内容基本上就结束了，其中我感慨也很多。另外一方面，我今天录制这一集的时间，正好也是我的生日。2025年是我的本命年，我48岁了。
昨天深夜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是从一个朋友那里转发了一首台湾一个已经去世的歌手的作品，这首歌对我影响很大，我也蛮喜欢这位歌手的歌，那就是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是在我的中学时代，当时我们家订的报纸《衡阳日报》副刊上，登了这首歌的歌词，我那时候大概初一，看着歌词就觉得特别喜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和我的生活经历，包括我的个性气质，我后来想了想，对我影响是很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歌词里面提到，“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因为我从小是在乡村长大，参加“双抢”，抢收、抢种，在烈日下暴晒的那种生活经历，一直持续到25岁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有田，我回去的时候还要参加农业劳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讲到，“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这句话。所以这首歌里面很多句歌词，我感觉好像都跟我的个性气质、价值观念，是高度吻合的。
所以我有时候就想——虽然我很少去KTV唱歌，但这首歌有的时候，比如我在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哼这首歌，所以说到《我的未来不是梦》，我就想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晃30年过去了，这30年中国的变化很大，所以我录《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这个节目，我觉得是2024年包括跨年到2025年，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一件事。
因为，我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系统地回顾了很多在我心目中非常重要的回忆录、口述史作品，我觉得，我不但是在讲述这些人的生命故事和情境，其实这些人面临的挫折和艰难挑战，她/他们如何回应这个时代的政治、历史难题，以及自身在这种回应中所展现出的生命韧性和智慧，都给我们非常强烈的冲击、影响。
其实我觉得，讲述的过程本身，并不仅仅是我在输出什么东西，我也无意想去塑造或者灌输、传播什么东西，而是说，我在讲述本身，是把我内心里面最真切的一种生命体验和历史感悟表达出来。那么这个表达本身能不能够在很多人心里引起回响，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偶然的机缘。
节目上线以后，我也收到很多反馈，尤其是评论区特别多的回馈让我也特别感动，我觉得，在互联网上这样围绕一种主题、围绕一本书、围绕一个议题讨论，对我来说还是很多年前的记忆。而在评论区看到这样的互动，让我好像重新回到中国互联网刚崛起时的那样一个黄金时代，也就是大家可以比较开诚布公地、非常坦率地在一起围绕一些公共的、文化的、思想的、生命的议题交流互动，也就是那种以心换心、心心相印的感觉，是特别让我感动的。
这档节目上线以后，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学生——昨天晚上碰到一个研究生，她今天回老家，和我说听了节目之后特别有触动，尤其听殷海光那一集，讲到殷海光和聂华苓的故事，她觉得他以前所认识的殷海光，是一种完全清高的、高冷的知识分子形象，突然现在有一种非常鲜活的感觉，尤其是他给邻居送花，要把那支派克钢笔换回来的细节、场景。我想，历史的奥秘是隐藏在细节之中的。
包括我的高中老师也特别喜欢听，我高三的语文老师杨老师，这次我匆匆忙忙回老家还跟她见了面，在她家待了一个半小时聊天。杨老师文史修养都非常好，对我影响也很大，这些年我面临着很多困惑，包括家庭育儿等等，方方面面都会跟她交流，她也是特别喜欢听这个节目。
比如像讲到王鼎钧的时候，她发了很长的评论给我，问我有没有准备文稿，我说，我没有文稿，我曾经准备文稿，试图按照之前写好的文字去讲，但发现读文稿读得生无可恋，读得语言乏味、面目可憎，越读越急迫，感觉没有一种创造性的愉快感。所以后来我跟编辑小马商量之后，每次都是列一个提纲，大致我谈哪几个问题，把一些要引用的材料——因为史学特别强调“无一字无来历”，所以我想我不能空口白说，于是我就把会讲到的一些具体的人、事、细节、场景等材料，和非常重要的史料，录入电脑，打印出来放在旁边，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这样的话，我在讲述的时候，就会觉得既有章可循，有一个轨迹、有一个线索，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自由发挥的空间，而不是完全被讲稿所绑缚着。
所以这样的自由发挥，让我特别有一种创造性的快乐。比如讲殷海光的时候，重点谈隔离的智慧，讲沈从文的时候，特别讲到善的脆弱性，讲段义孚的时候，我会讲个体生命力的问题，我希望在每一集中都能够找到一个点，跟当下的生活，特别是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况，能够有一个密切相关、勾连的可能。
我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尤其我的一些老师辈的朋友的支持，比如像在上海交通大学做社会学研究的陈映芳老师，她也在听这档节目，也经常会发一些互动过来，陈老师是研究青年文化的非常重要的学者，有很多著作，也是学术界的清流，对我影响很大。包括最近回老家的时候，我和徐蓓导演，也是纪录片《九零后》《西南联大》的导演，因为她也讲到，她本来以为像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像关于“西南联大”、杨苡的内容她是很了解、很熟悉的，结果发现听我讲了之后，感觉很多内容之前并没有很完整地注意到，她和我讲，她听沈从文那一集就听了三遍，觉得特别触动，特别有共鸣。
所以我觉得，这些来自老师辈的、来自朋友的、来自我学生辈或者来自读者的回馈，都让我特别受到触动，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在做有一件长久意义的事情，如果通过我的讲述，通过我这样分析，通过我的阐释，通过我这样一种还原和再现，能把这样一些淹没在历史中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的生命故事呈现出来，特别是这些人的生命轨迹，她/他们在面对人生艰难时刻的一种生命韧性和智慧、怎样竭尽全力有尊严地活过自己一生的尝试呈现出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我们当下很多人，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启示的。有时候一个节目如果是完全开放的，那么它其实会让很多多元的、来自不同岗位与不同职业的人，对历史、对文化、对20世纪的中国有兴趣，并且都会从中去汲取和自己的心智生命、心灵深处最核心的部分能够相互应和的内容，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未尽的探索
编辑让我谈一谈，已经更新的内容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再次强调的，如果说有什么要补充的话，比如说像谈齐邦媛老师的那部分，我其实当时应该稍微多谈一点关于东北的问题，也就是近代中国的这样一种东北人、东北的认同，所谓“东北意识”的这样一种近代中国的处境。
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北，但读了很多关于东北的文字，包括很多东北籍作家的作品，比如关于萧军也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等等。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后来有伪满洲国等等，是一个近代中国的必争之地，所以东北人的自我认同，东北人的文化乡愁，东北人的这样一种悲情意识，其实是蛮值得从齐邦媛老师的回忆录里面去做更深的发掘，我觉得这一部分以后有时间的话，我想单独写篇文章来谈谈。
另外像何兆武先生那部分，何兆武先生，一个活得那么通透的人，那么其实当时也没有特别多地谈谈《上班记》。与《上学记》相对照，你会看到，一个有灵性的生命，在一个特别压抑的、政治化的时代里面，生命所遇到的挫折，以及面对生命挫折本身，怎样活得比较通透、比较豁达。有时我们想想，人的生命历程中，确实我们会面临很多的难题，比如说找工作、就业，考大学、考研、考博，安家、买房子，在某一个城市居住、恋爱、结婚、抚养小孩、赡养老人，再比如说怎么面对职场关系，怎么面对世界中的种种纷争。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面临很多的困境，我们怎么样才能有一种相对宽广的、广阔的心灵，有一种通透的智慧，来应对这一些难题，从而不让我们拘泥、执着于这些问题，不被这些非常负面的东西羁绊住我们的生命，我觉得这可能是何兆武先生他给我们特别大的启示。
还有一个我觉得如果说要补充的话，也是特别有意思、意味深长的主题，就是“疾病和人生”的问题。
我们今天其实很多人，甚至包括我们的学生，年纪轻轻就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前美国的一个思想家、知识分子桑塔格写过本书叫《疾病的隐喻》。但你看像齐邦媛老师，10来岁的时候肺结核，在北京的疗养院待了一年去治疗；再比如说像杨苡，很小的时候生病差点没命，幸好母亲坚持；像何兆武先生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肺结核吐血很厉害，本来以为自己活不过来了，结果活到100岁；王鼎钧先生中年时代在台湾备受折磨，也是各种疾病、各种困扰缠身，现在也100岁了。当然如果我们这么列下去的话，还有很多人。
在这些人的故事里面，你会看到，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身体本身的、内在的一些可能没办法根本解决的问题，或暂时的生病、疾病的痛苦，其实这些人的生命历程也向我们展现了，其实人只要怀着希望去生活，有一种乐观的心态，我们讲所谓的“信、望、爱，真、善、美”。
这里的“信”就是一定要有信心、信念，“望”就是带着hope、带着希望，“爱”就是面对你身边的人时，你只要想到你要为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而生活，而面对人生、面对学业、面对工作、面对职场、面对家庭，你就不会很容易地堕入一种虚无的境地。这“爱”就是人间的羁绊。我在讲段义孚的时候也讲到过，这种人间的羁绊，本身就是让我们有一种扎根在这块土地上面、扎根在中国社会的、一种从根源深处所生长出来的，对生命的坚持、热爱和肯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答疑、思考
我也在这里对一些问题稍微做一些回应。
比如有一个听众叫livingstone，他说：
“很难理解，为什么从陈天华到姚宏业，他们都选择‘自杀救国’，为什么当时的人还为他们的自杀打动？为什么不活着去建设而要以死呐喊呢？”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陈天华也好，姚宏业也好，杨毓麟也好，包括更著名的，虽然不是自杀是被杀，但其实当时他也有希望可以离开的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谭嗣同本来也可以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他朋友梁启超那样逃到日本或美国，但谭嗣同不愿意离开。谭嗣同认为，每个国家的改革都会有流血牺牲，中国的流血从我开始，所以他最后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30岁出头就去世了。所以他身上所弥漫的是批判的精神，他认为人要“冲决网罗”，所以他身上弥漫的，是这种烈士精神。我去年春节回湖南，还专门去了谭嗣同故居、谭嗣同墓地所在的村庄。
其实，这些自杀也好，暗杀也好，等等这些状况其实就代表着那个时代里面，在一个天崩地裂、分崩离析、天旋地转的时代里面，他们是希望用这样的一己之死，用不在乎生命本身的长短、不以自然生命的长寿与否来衡量生命价值，而是以生命本身有没有展现出一种爆发力、能够振兴那个时代，比如唤醒中国来判断。这些思想其实都是深受阳明学和佛教的影响，有些人可能也是因为从日本回来，其实也受到日本文化、武士道精神影响。
那么，包括湖南的地域文化在内，我以前谈沈从文，讲过湘西，那里有一种不怕死、敢为人先的精神，所以这就让这些人希望用这个方式来震醒、震惊那个时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你会看到，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是一种舍生取义的儒家的精神，也是一种佛教的精神，甚至是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这种烈士精神、这种生命意识、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其实也是近代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史的底色，情感史的底色。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一个人的死亡，比如像谭嗣同，包括陈天华蹈海而死，会对无数人构成强烈的激励的作用。孔子讲过，“听其言而观其行”，那么这样的行动本身，尤其我们湖南文化里那种敢于投入实践的精神，可能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听众问的问题讲到，中国在抗战期间其实没有什么抵抗日本获胜的可能性，但这些人为什么——比如像何兆武等等，很多人为什么都能保持乐观？包括在“文革”期间，有些人为什么能够经历过“文革”却仍然存活下来？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这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在于，也就是我在整个课程里所谈到的，她/他们这样一种生命的韧性和智慧，怀着希望去生活，“信、望、爱，真、善、美”，这很重要，她/他们并不把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结构化、系统化，认为是一个完全无法改变的情况，她/他们更多地强调人在精神上的、意志上转换外部世界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在近代中国文化里面是可以看到的，也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精神能量或乌托邦主义式的理想。
当然，具体的历程也很艰难，比如像沈从文也曾经自杀过，只是后来救过来，通透了，所以度过了那个时代。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那么容易的，都会面临很多困难、挫折、悲痛、丧失等等，但是你需要和历史有一个“接轨”，就像我在纪念余英时先生的那篇文章里谈到的，我引用了余先生一句话，意思是说，你要和文化的先民接榫你的生命，你才会找到一种生命的奥秘，才不会轻易的觉得有一种虚无感，一种无意义感，一种厌倦感或者一种懈怠感，你才会觉得，你生命中仍然会有一种小欢喜，一种小愉快，一种小小的意义感，就像段义孚所讲的一样，找一个小圆孔，或者我们以后会谈到的，钟叔河先生所讲的，这个世界很大，我只用我自己的杯子喝水，你如果找到你小心捍卫的那一部分，其实你就会找到相互的一种支撑。
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看理想就构成了一个知识的、情感的、志业的共同体，我在评论区看到很多朋友相互在讨论互动，我觉得这也是让我感觉到特别温暖的。我们每个人不仅是和讲课的老师有互动，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我们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在一个共同的、知识的社区，在一个情感的、历史的社区里面，我们有互动，我们有情感的连接，这本身就是一个彼此支持的过程，这本身就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还有一位叫“冰窟窿”的听众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对西南联大的故事非常感兴趣，想要我谈谈相关研究入门的路线和学习框架。
关于西南联大其实有很多资料汇编，出版了很多资料集，当时西南联大有很多校园刊物，很多档案资料，也整理出来了的很多西南联大人的回忆录，我觉得都可以读一读。如果是想要看相关研究的书籍，我觉得比较好的一本书，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历史学家、易社强的一本书，《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本书在大陆也出版了。还有就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者张曼菱老师的《西南联大行思录》。另外，我觉得如果想要从影像的方式来了解的话，可以看看徐蓓导演的《西南联大》纪录片，这5集纪录片我觉得也特别好。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你接触第一手材料，接触好的二次研究，就自然能够找到一个门，来理解“西南联大”。
我看到很多朋友的评论，尤其有一个叫DUTCH Pig的朋友写了很多评论，都让我特别有感触。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想稍微讲一下。Zhoudolphin问，因为我讲钱穆的时候讲到余英时先生，讲了余先生当时在香港很挣扎，因为父亲希望他留在香港跟随钱穆读书，而他自己想回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完成学业，他也不想待在香港这个殖民地。后来因缘际会下，火车出状况就停在了一个小站，他决定买票回香港，才有了后来的余英时先生，如果他留在大陆，韩战爆发之后可能就再也去不了香港了，可能他整个人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变了，所以有时一切就是一念之间，人生的轨道就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分叉。所以这个朋友问我，我自己是否也经历过余先生那样的“天人交战”，又是如何决断的？
这位朋友说，“我自己也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困惑不已，一方面觉得应该专注地过好当下，并且贪恋家园与文化中的温情，一方面心底的压抑和忧虑，也提醒自己要早做打算从长计议。或许最终替我们做出选择的不是思考，而是命运。”
我觉得最后这句话特别有哲理，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对我自己来说，当时2018年在美国的时候，中国变化也很大，有很多事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其实也有人跟我说，你就想办法留在美国，小孩这边上学也轻松点，国内这么“鸡娃”、这么卷，当然我自己觉得，因为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学生在上海，还自己的家人在国内，你一个人把自己“连根拔起”，似乎不大可能。
我记得以前在别的地方我讲这个例子，我到北京去看望钱理群老师，好几年前一般我到北京开会有时间都去看望他，有一年他跟我聊天，谈到因为钱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活跃，是比较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所以有关方面希望他出去，钱老师他回应有关方面说，第一，我不离开中国，第二，我不离开北大，第三，我不离开鲁迅研究，这是钱老师亲口跟我讲的。
所以我在想，如果钱老师当年离开了中国，钱老师还会是今天的钱老师吗？对中国的知识界、年轻人还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那可能就很难了，很多人离开中国之后，基本上对中国大陆就没有什么影响了，虽然也有极少数的，比如像余英时先生，是通过他著作回头来影响，但大多数人就此就没有影响了，尤其一些参与政治的程度比较高的，到了国外之后整个人连生命状况都是朝不保夕的，连安顿自己都很难，另外和中国本土割裂以后，对很多东西的认识也就变得不太接地气，没办法有一种深入的了解，也没太多情感的粘连、情感的羁绊，所以很多研究、表达也就越来越有一种“脱钩”、断裂。
而钱老师他的选择，最后你会看到，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成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他通过他的写作、演讲，通过他教书，在北大的讲台上，他不断在为中国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奠定公民文化的基础，奠定一个学术、知识的基础，奠定一个观念的基础，力图提升中国社会观念的水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举个例子，比如像我的老师许纪霖老师和我讲，当时90年代初，他经常送一些朋友离开中国，离开上海去美国、去欧洲，许老师讲了一句话，就是你们虽然获得了天空，但失去了大地，你们飞向天空了，坐飞机，你好像获得一种自由，一种像鸟儿一样飞翔的自由，但是也失去了大地，失去了扎根的中国大地。
所以我觉得，天空与大地之间的挣扎，天地之间的这样一种选择，对每个人来说其实是很艰难的。我们其实不希望跟我们的故乡，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有那么长久的、物理的隔离，有时间、时空的隔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在面对当下的困境，比如考虑小孩求学，考虑自身职业，考虑政治上、空间上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有一种愤懑，有一种压抑，有一种政治性抑郁，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像很多人就去了日本、去了泰国，当然去泰国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方舟计划”也让我大跌眼镜，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因为这个人本来还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那种所谓的“拯救计划”背后，其实也是被一种利益所渗透，变得非常虚妄。
我觉得，人怎样找到一个方式能够更好地处理和平衡各种关系，其实是很艰难的，对我自己来说，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亲人，我的家庭，我可能放不下，我的学生我可能放不下，说句实话，我在国外我能干什么？其实要活下去也很艰难。
我就想起，当时我离开美国的时候，给余先生打电话道别，余先生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余先生跟我讲，小兵，你回到中国以后，中国这几年变化特别大，第一，你要学会好好保护自己，比如说，你至少还能有发声的、表达的空间，写作的、出版的空间，当然可能有些文章也没办法发表，比如我在美国写了一篇很长的、3万字的关于萧军的论文是没办法发表了，但没关系，总归有些文章可以发表。
余先生说，最重要的是，你有一个讲台，你要面对学生、面对年轻人，要培养几个读书的种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是萦绕在我耳边的，回荡在我耳旁的，这句话就其实和王鼎钧先生讲的话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埋藏知识，留下种子”，我们这代人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呢？我觉得，守先待后，所谓“守先待后”，就是守住先人留下的一些积极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历史遗产，“待后”就是你培养几个读书的种子，培养年轻的一代人，等待后面时机的转变，希望中国能够走出这样一个“历史三峡”，走出这样一种危机，能够找到一个更加开阔的，更光明的地方。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除非万不得已，我仍然是希望留在中国，能够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我记得2017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当时我主持了哈佛沙龙，一个民间讲学的活动，两周一次，有一个老先生叫罗小朋，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位高级干部，当年参与了保护邓小平的行动。罗小朋自己是一位经济学家了，80年代的时候是风云人物。我第一次和他见面，那天他正好生日，也是欢迎我的一个聚会，当时我们给他举杯，庆祝他生日，唱生日快乐歌，问他有什么心愿。罗小朋老师讲了句这样的话，那时候他70多岁了，他说，我的心愿就是大家力所能及地多想想中国，多为中国做点事，因为在场的很多是在美的华人，很多人可能已经移民、拿了绿卡，这样简短的一句话让我也是非常受触动的。
所以我不愿意做一个恨中国的人，我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中国，尤其为中国的普通人、知识分子、年轻学生，通过自己的节目，通过自己的写作，通过演讲，通过日常的交往、公共生活能够做些事情，最终结果怎么样，也许不是我们的抉择能够决定的，选择当然很重要，比如对王鼎钧、齐邦媛来说等等都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人的生命中有命运的因素。所以最终让我们做出选择，不是思考而是命运，我们要尽人事、听天命，我觉得这可能才会让我们放下一切纠结、苦恼、痛苦，我们才会有一种安然的心态来面对历史，面对命运。命运是无从选择的，但当命运来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中学时代特别喜欢的另外一句话，“扼住命运的咽喉”，其实命运的咽喉你是很难扼住的，但是我们要有一种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命运，看待人和历史的碰撞、相遇，这是我对这个问题做的一个回应。
讲到这一点，我就想稍微多讲一句，关于我们70后这一代人或者80初这一代人。
我有时候想，70后的我们已经人到中年了，比如说今天我录节目的时候，我在乡村长大的，我们的生日是按农历来计算的，今年是我48岁本命年，我们70后这代人其实都是文革结束以后出生的，我们是享受了改革红利的。比如像我这样一个人，乡村出身，整个生命轨迹看下来，最后能够成一个大学老师，成为一个学者，其实是老天开眼的，按照我一个朋友石扉客的讲法，中国整个从1840年代以来多少的动乱，多少的磨难，而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长大，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在城市安家，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其实要常怀感恩之心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成长伴随的，是中国去政治化的过程，80年代也好，90年代也好，2000年前后也好，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自由的（相对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中国拥抱着世界。我这次回到湖南、回到长沙，在湖南大学跟一些朋友还讲了，我说湖南大学有个大礼堂，是民国时的建筑，当年我们就在大礼堂里面看《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引入中国的时候，因为里面有一些接吻、拥抱的镜头，尤其接吻的镜头，男女主人公，当时引进的时候审查就在纠结要不要剪掉这个镜头？当时领导人说，这有什么好剪的，最后电影一刀未剪进入中国。此外，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国加入WTO等等，我们成长的过程都处在中国拥抱世界的一个时代。
但是今天中国跟世界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我希望以后会有转机，中国好像重新成了一个“亚细亚的孤儿”，中国好像又成了一个“世界孤儿”的感觉，让我们这些在改革开放、在这样一种欧风美雨里成长起来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困顿感，所以我觉得，我们70后这一代人是会有责任的，我们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在城市安家，我们过着一种大致还比较小康的生活，虽然也是房奴，有房贷，但基本上能够安稳地比如说安顿好自己的父母、孩子，在城市安家，不像现在年轻人那么辛苦、努力得那么卷，但工作也很难找，考研也很难考上，在城市也买不起房子。
其实大家面临的压力比我们大很多，我想我们这代人到底要把怎样的一个世界留给下一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在这样一个时期，包括我讲这么多回忆录的时候，我的关注所在。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守先待后”的一种文化的使命感，文化托命之感来面对这个时代，面对后代，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够放弃自己作为70后、80初的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有一种外部的光照进来的时代，一个比较多元、比较开放的时代。我们要记住这种东西，我们要把曾经的景象传达过去，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今天录节目的时候正好是我的生日，我也是有感而发。我们70后这一代人，如果想到这一点，也许就不会那么愤懑，不会那么虚无，就会有一种比较饱满的、扎实的生命体验和一种使命感。
我们曾经看到的世界，有点像是柏拉图在“洞穴隐喻”里讲的一个故事一样，黑暗的洞穴里面，一群被捆缚的奴隶一直看到一个洞壁上由外面的光投射进来的影子，以为那就是真实的生活，直到有个人挣脱了锁链，走出了黑暗的洞穴，看到了外面太阳的光芒，这太阳的光芒当然就代表真理、代表自由，他看到另外一个世界，而且他看见以后并不是带着一种内在的骄傲和优越感，回头来怒斥其他同伴是愚蠢的群氓、乌合之众，而是希望把另外一些同伴都能够叫醒，所以他又重新回到洞穴里面。当然，其他人可能会有一种不理解，会以为他疯了，就像鲁迅的《呐喊》里讲的一样，或者是“铁屋”的隐喻一样，但是他有这样一种天职感、使命感，希望同伴也像自己这样能够看到太阳，能够生活在真实中而不是幻觉中、幻影中、幻象中，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人生活在真实中，当然是很艰难、很痛苦的，但面对真实，是走向心智成熟的第一步，生活在真实中之后面向真实，同时仍然保持一种真诚的生命态度，我觉得这是人非常重要的一种对自我的要求。我们不希望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生活，其实戴着面具生活，人是活得更加辛苦的，更加心酸的，我们为了让我们的世界能够更加彼此照见，彼此看见，彼此聆听，彼此能够更加真实地、真诚地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值得为之努力的。所以这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录了这么多节目，我基本上所选择的人，比如段义孚也好、齐邦媛老师也好，都是活得很真实的人，他们真实地生活在那个时代，并且真诚地回应那个时代，比如像殷海光，包括沈从文，包括胡适也好，我觉得这些故事其实都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思想资源。
这也是我们70后、80后这一代人，在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巨变时，应该有的这样一种责任感，而不是做一个鸵鸟，选择犬儒主义，躲进自己私人生活的城堡，以为自己获得了小确幸的自由，其实是不可能的。你想躲避政治，政治会来找你，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要政治化地生活，而是说希望从我们自己的生活、从周边出发，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小事情，涓涓细流终成大河，而大江大海最终都是从涓涓细流淌出来的，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信念，这也是我在这样一个时刻，对每个朋友的期盼。
这集节目上线的时候，正好春节就要到来了，希望每个看理想的朋友，都平安健康，身心愉悦，希望在今年这样一年，大家能够有更多严肃的阅读和严肃的思考，甚至会有一些写作，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旅行，多多出门和朋友的交谈，收获友谊的喜悦，就像我讲到的比如说殷海光和聂华苓故事一样，来自朋友的温暖，来自家人的亲情，所以在这样一个新春到来之际，我也祝我们看理想的每一位朋友，好好生活，好好思考，活过这个时代的阴霾，活出自己别样精彩的人生，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感。
意义感是等待被我们创造的，不是天上掉馅饼，是我们每个人用细小的努力，用我们的言说（言说也是一种行动），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诚实生活，让行动与人生都彼此交错，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所以这也代表我在这样一个时刻，新旧交替之际，一阳来复，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这句话，在残酷的冬天，黑暗的时代到来，猫头鹰总在黄昏的时候起飞，代表着另外一种希望重新在降临。
我们每个人都要怀着希望——余先生的夫人以前经常跟我讲，人要怀着希望去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样你内心才会有光，才会过一种有光的人生、有爱的人生，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看理想所有的朋友们、听众们，新的一年做一个内心有光，内心有爱，眼中有光，能够付诸行动的人，我也特别感谢看理想的朋友们。
我们年后再见，谢谢。
2025.01.23
精选评论
共 71 条天之将明，其黑尤烈；飓风过岗，伏草惟存；孤石万仞，自有草木依附； 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谨此与小兵老师及认同和喜爱你的听友诸君共勉
唐小兵 （主讲人） ：说得太好了
无比泪目！感谢《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带来的光，感谢唐小兵老师⭐相信黑暗终将消隐，光明终将来临！
唐小兵 （主讲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小兵老师又一次说到我心里去了，作为80初，年轻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现在的生活会是在这样的形势中，我的孩子从出生就是在不断走低的时代。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小家庭没有被洪流裹挟，我们所思所言所做所为，无非求一个真，我们在孩子面前如此言传身教，她人虽小，也有自己的坚持。我对孩子和学生都说过，人终极的幸福莫过于对真理的追求。吃好一日三餐、强健身体、求知敬业，再有这样精神上的依托与追求，自我便可安顿，也有底气去挑起责任，我们的确有这样的责任心。感谢小兵老师，生日快乐，新年快乐！期待年后。
哇！非常感谢唐老师那么坦诚深入地娓娓答复我那个关于去留的问题！您对我最后那句话的高度赞赏让我受宠若惊，又深受鼓舞。在《巨流河》由王德威先生写的后记里，有一段话让我非常触动：“齐士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等人所受到的伤害和困蹇只是世纪中期千万中国人中的抽样；如果向他们致敬的理由出自他们是‘失败者’，似乎忽略了命运交错下个人意志升华的力量，和发自其中的‘潜德之幽光’。《圣经 提摩太后书》的箴言值得思考：‘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谢谢您的选择与坚守！也谢谢看理想这档节目中的诸位听众，让我们知道这仗不是只有自己在打，这路上有同道者前赴后继。祝唐老师本命年健康、顺利，生日快乐！
期待节目的下半部分。看了节目大纲，感觉下半部应该就要进入到四九年之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非常年代了。很期待。而且所讲的书有一些我手里就有，比如《寻常百姓家》《暴风雨的记忆》《燃灯者》。不过还有几本很想买来读的书如今已经绝版了，比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和熊景明的《家在云之南》。好在老师会在节目中讲这两本书，也算是弥补了看不到这两本书的遗憾。
唐小兵 （主讲人） ：《家在云之南》出了增订版《长辈的故事》
自由的读者 回复 唐小兵 ：感谢老师。这本书我知道，之前只有港版，没有在大陆出版过，如今终于有简体版了。我一直以为是另一本不同的书，看了您说的才知道居然是《家在云之南》的增订版！太好了！总算是弥补了一个小遗憾，到时一定买来读。不过感觉会有删减吧，希望删的不多。
感谢唐老师这样的清流为如今的中国“埋藏知识，留下种子”，同为70后，深刻认同我们是很幸福的一代人。在感叹如今年轻人的虚无、躺平的同时，也为留给他们一个如此困难重重的现实而汗颜，我们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也在有意无意做着“平庸的恶”，作为学识有限的普通人，能为年轻人做些什么呢？
唐小兵 （主讲人） ：有一份光发一份热
bluey 回复 唐小兵 ：我努力！感谢您！
特别喜欢这一期，唐小兵老师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有热情的一位老师，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老师，感谢看理想给我们推荐的这么好的节目
听唐老师的节目体会最深的两个字是：真诚。感谢唐老师带给我的精神享受。
唐小兵 （主讲人） ：真诚无敌
节目基本都听过两遍，但是第一次留言。总是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不敢写。但就像唐老师说的，从身边开始行动起来。对自己认可，喜爱的事情表达出来，让写作者也好，听众也好，能看见，我们不是一个人，也是一种行动呢。
唐小兵 （主讲人） ：是的，以行动克服虚无，在自己身上超越这个时代
这个节目真的让人感受到温柔的力量。祝老师和听友们新春快乐！
唐小兵 （主讲人） ：因为人心温柔都是相通的
大年初二听了唐老师这集，太感动了。作为一个70年出生的人，有时真的有一些无力感，只能对自己说做好自己就行了。听唐老师的课，看看回忆录里的大师，突然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埋藏知识，种下种子，守先待后，我们一起努力。
唐小兵 （主讲人）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度己度人，吾道不孤
其木格 ：谢谢回复！
虽然时间已过，依然祝唐老师，生日快乐。我们同龄。今天的西安迎来了这个冬天最大的降温，早上送孩子的路上听你的课，很温暖。
唐小兵 （主讲人） ：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也愿意来读我推荐的这些回忆录，那就说明功不唐捐
中国行3 便利与淡漠 北京，大都市生活太便利。比记忆中还要便利。比如，凌晨三点，你因为倒时差肚子饿，出门就能找到营业的餐馆，甚至不出门，大煎饼就给您送过来了。我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开个门，取个餐都觉得冷。可吃着吃着，竟吃出了罪恶感。外卖小哥骑单车，零下好几度的北京户外，他应该在瑟瑟发抖吧！ 便利的背后是廉价的人工，是人剥削人。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花钱买服务，天经地义。还解决了就业问题。你在这儿还瞎逼逼个啥！ 可是，那个边开车，接了个电话就泣不成声地滴滴大哥。他和我说，活着太难，没意思，死了倒是清静。那个不敢直接和我建议变道方案，只能拐弯抹角，引诱我说出变道两个字，才敢换路的出租司机，只怕一个投诉，一天白干。而我作为顾客，被各种平台所谓的保护，真正体验到的只是冷漠，和人与人之间的剑拔弩张。我们也可以不在乎人和人之间的温情，反正最多就是十几分钟的相处。可是，我不行，我圣母白莲花。给了哭泣不想活得大哥50元小费，给出租师傅五星好评，给外卖小哥打赏……我花钱买你服务，但我心里就是过意不去。平台这些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规定，真的让我们（服务与被服务者）生活更好了吗？
12/03/2024 凌晨3点半 写一篇关于中国行的小文，是出发前就想好的。在旅途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也有在笔记本记录下一些文字。虽然和计划的相差很远（计划是每天都要写下一些，当下的记忆最清晰！）但聊胜于无吗。 今天是回法国第三天，还再痛苦的倒时差。每天睡眠虽然有七个小时，却是和北京作息同步。于是，凌晨三点，北京时间早上十点。眼明脑清。 开始动笔。 旅行的原因 在巴黎飞往上海的航班上，我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从凌晨家中出发，到出海关，一系列的紧张与压力：候机大厅人声喧闹，焦急地等待登机，担心孩子乱跑；担心随身行李太多，飞机上没有地方存放；孩子一个小小的顽皮，触动我脆弱的神经，啊，莫名的尖叫。终于，一切顺利，屁股坐在椅子上，1，2，3， 自拍纪念。照片里笑得得体却疲惫。飞机上满满当当，中国人，外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旅行目的。10几个小时被放在一个封闭空间，我们分享了彼此的什么？ ……马上就要入境了，我想明白自己这趟旅行的原因了吗？ 鼓楼大街 到达第一个夜里，全家集体倒时差。凌晨三点（又是三点，看来三点是个睡觉的槛儿，不小心就会绊倒），三双六只眼睛瞪得像铜铃。于是，有了难得一次夜游北京鼓楼大街的机会。空旷，无人，安静，宽宽的街道，和小时候记忆中的北京一模一样。散步经过一家家餐厅前，四处乱丢的垃圾，却和我记忆中的街道不一样。是我记忆错位了，还是事实改变了？ 拐进小胡同，还有零星的餐馆开门营业。推门进入一家小餐厅，老板，员工都在抽烟，以前是这样的吗？不是公共场所不许抽烟吗？ 边吃边偷听他们的谈话，大家都在抱怨经济不好，对餐饮业未来的担心。但他们每次目光投到小布京，所有人都愁眉转笑脸。这几个人都是年轻的北京土著，想做儿时记忆中，妈妈味道的老北京家常菜。许是经济压力太大，带着太多忧虑做出来的饭，和妈妈带着爱做出来的饭，它不是一个味儿。
小唐老师一岁，打工子弟学校做了两年老师，读过几本书。深受唐老师鼓舞，真诚待人，有意义地活着。
唐小兵 （主讲人） ：我一个博士生就是在杭州打工子弟学校读的小学，为你的工作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