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照护如何可能？我有一个问题05
引 言
大家好，我是安孟竹，欢迎来到《良善照护如何可能？》的第四期。
照护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它时常伴随着对被照护者的约束和控制。在我们的文化里，这种照护与规训一体两面的做法，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做“管”。
“管”这个词常常被父母用在孩子身上，孩子总是被视为依赖他人、难以自主的脆弱生命，因而总是理所当然地被成年人“管起来”。相似的是，我们也时常把身心障碍者、老年人视为孩子一般的存在，用“管”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在投入心力去照料他们的同时，也压抑和剥夺了他们的主体性。
这样的“管”，在精神健康领域有着更为复杂的脉络。
英文里，我们会把精神健康服务称为 mental health care，这里的 Care 通常包含了许多内容——药物治疗，衣食住行的提供，以及社会意义上的价值感恢复和关系重建，等等。对于一些被归为“严重精神障碍”的群体来说，日常的照料、病痛的疗愈往往与预防他们做出伤害自己和他人举动的风险防控交织在一起。
一个反映照护者无奈、矛盾的典型例子是，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里，姐姐应思悦因害怕思觉失调的弟弟不吃药、惹麻烦，悄悄地把药加进弟弟的食物里。
然而，无论是障碍者被管束的处境、还是照护者承受压力，都不仅仅关乎“精神障碍”本身的特性，而是与政策规约、制度架构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从 2004 年开始，中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部门试图通过一个名为“686”的项目搭建起深入基层的精神健康服务与管理系统。但现实情况是，在治疗资源被分配到基层的同时，家庭照护者依然深陷压力的漩涡，障碍者被强制送医的争议性事件也层出不穷。
如何让服务切中具体生命的需求？怎样才能避免日常照护扭曲变形？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让障碍者在获得资源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污名？面对越发普遍的精神困扰，个体能够在现有的服务架构中寻求哪些资源支持？
2025.01.20
精选评论
共 14 条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长尊晚卑、男尊女卑，老人男人手机公放没事，明明暴力的施加者更多是成年男性，但对女性与孩子更苛刻，更不用说女人孩子如此就会被更苛刻对待，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姐姐如此，就攻击歧视女性，说到底还是对女性更苛刻。
自爆就是艺术 回复 跳鱼 ：所以政府总喜欢说父母官，总强调变质孝道当然他们不会认为变质，因为他们要像长辈控制晚辈一样对国民进行控制，传统的变质孝道加上现代国家的极权统治构成了奴役的利器。
跳鱼 ：更不用说，家庭本身很可能就是权力上位者施害的场所
时至今日精神病诊疗体系的主要功能依然是，通过隔离被认为“异常”或“不正常”的个体，将其置于受控的环境中进行“治疗”，从而防止他们对社会秩序造成干扰。 然而早在一百多年前，威廉·赖希乘着十月革命的风暴提出一种指向解放的精神病学——“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是，精神分析如果只关注“就病治病”而忽视家庭与社会的压迫性条件，就无法真正治愈患者。他认为，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人原始欲求的压抑，而这种压抑来自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因此，要治疗精神疾病，必须改造社会。
管这词往往是多凌寡，强欺弱，所谓的精神病其实是按照主流标准来判断正常与不正常，从看待同性恋到把当当成网瘾综合症抓到戒网中心去活活电死甚至还要跑去过去的历史找别人有没有问题，但主流正常吗?看下这次疫情，主流要把不正常变成常态化以求正常，所谓的正常本身就很不靠谱，以其说国家要搞政策，不如说政府为了维稳，把他们认为比较会破坏所谓社会稳定的当成不正常送入精神病院强制虐待，这就是当前的实质，良善照护如何不可能。
7个提问 + 1个点赞 ： __________________ 原文： “政策制定者普遍会假设这些精神障碍者是有家人支持的，是有家可以归的，所以住房服务一直不是一个政策的重点。” “从一个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会认为说精神障碍者，尤其是重性精神障碍者，他们都有肇事肇祸的风险。所以我们要着重的去管他的有风险的这个部分，保证他们不去闯祸、不去伤害其他人等等。” 问题： 从一个“精神障碍者”或者“精神没障碍者”的角度出发，根据假设制定出的政策 有没有肇事的风险？ 假设政策有风险，人们应该怎样保证 制定者不闯祸？ __________________ 原文： “那么在一个理想的照护体系里面，公共部门究竟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呢？” “但是现实的情况往往就是公共服务，它很难去满足这么庞大的这种照护的需求。” 问题： 负责照护的公共部门使用了多少公共资源？职员得到了多少报酬？ 既然需求庞大，为什么公共部门不提供更庞大的服务，难在哪里？ __________________ 原文： “占领了旧金山卫服部大楼的身心障碍者们被政府切断了电话和热水，于是这群一项被视为弱势、边缘的人展开了富有创意的互助自救。” “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边缘处境中的人们彼此照护的可能，以及这种彼此照护中蕴含的团结与行动能量。” 问题： 有没有看到 政府在行动上的“相对温柔”？ 在“政策根据制定者假设”的地方，如果发生同样的事件，被切断的会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 原文： “社区里面有一个茶摊的老板，这个老板经常会给精障者提供一些食物。那我能不能再给这个老板提供一些支持？” “他还是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走来走去，也没有人去限制他，但是他有了一个这样的社会的、情感的、物质的联系。” 赞言：这个故事应该广泛流传在相关政策的制定部门。
安孟竹Emma （主讲人） ：抱歉迟为回复 回答：1、的确所谓政策制定的过程本身也有一个尚未被探讨的程序正义问题，谁是政策制定者？谁能入牌局？在关乎精神障碍者权利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障碍者本身参与了吗？全球残障权利运动领域有句话，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但目前中国相关的政策制定过程的确是法律界、精神医学界、政府管理者为主的几方决定了障碍者的命运。 2、现实的公共服务需求庞大或许是我们的人口体量造就的，而公共部门能否提供相应的服务也和地方财政能力紧密相关，这就造成了东西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公共服务差异很大的情况。此外，普通公民其实很少关心财政预算比例，比如政府一年分配多少钱去搞教育、搞科研、搞国防，公共服务又在其中占比多少？ 公共服务的提供其实是一种资源分配的过程。在中国，存在着官僚体制自上而下层层把控资源分配权力的问题。落到最基层，得到的资源其实很有限，也就导致了基层的灵活性和能动性不足——基层工作者即便看到了问题、想要做点什么，但资源没拨到手上，也就什么都做不了。目前主要采取的应对方式是“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也就是政府出钱、NGO做事，但这又衍生出政府出的钱能否支撑NGO完成一个有效的服务周期，亦或是，有限的资源只能支撑他们做有限的事……等等。 3、我未必会把国会的反应定义为一种“温柔”，也无需揣测同样的事件在此地发生会遭遇什么。但我想这个行动成功的确建立在一些制度环境之上，也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行动遗产。比如残障者们采取了一种非常有可见度的形式——手脚并用爬上国会山，这个行动引来了广泛的社会和媒体关注。占领卫服部大楼的行动也持续得到了媒体报道的协力，并在媒体协助下留下了许多的影像资料。政府还是非常在意舆论生态的。也是因为媒体报道对行动的持续曝光，导致内有占领，外有抗议，相互支持对于成功造就政治压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阿白 回复 安孟竹Emma ：回复不迟。倒是我的提问有些仓促，有时候用词不太准确。因为观念日历中的很多节目 都只在当天可以发评论。 补充： 1. 没有人代表精神障碍者参与政策制定 的情况下，如果医学界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 做过很多调查研究 且与障碍者有过很多交流互动，ta们的参与应该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2. 说到人群数量，问题是 为什么在提供服务时 人数没有成为优势，而只是造成了需求的庞大？ 且不说有多少普通人关注财政，现在有没有一个渠道 让每个人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和数据？ 3. 对于本地的 想改变现状的人们，了解万里之外的几十年前的事件，当然也可以长见识。而那些当代的附近的事例 以及对行动成败的分析 就更有鼓励和参考作用了。
对于中国很多老一辈和年轻一辈而言，更大的问题不是照护者的“管”剥夺了被照护者的主体性，而是被照护者甚至觉得照护者应该要去“管”Ta们才对，越体贴、越细微、越包办万事的越好。这部分被照护者实在是从来就不想要自己的主体性，并且认为必须要让照护者来“管”自己，才算是照护者们尽到了该尽的“孝”。这一层次的“照护”，真的依赖于照护者和被照护者双方对于“照护”的观念认同，不然真的相处会非常艰难。
安孟竹Emma （主讲人） ：赞同。所以“管”其实还包含着我们没太谈及的一个层面——责任的承担。子女有时候会觉得“父母管太多”，父母有时候会觉得子女“得来管我”都在这个语境下。我个人认为凝聚在管、管多少、怎么管上的冲突，无论是子女对父母的抗拒，还是父母对子女的过度要求，其实都体现了一个“缺少协商”的问题。个人认为，家庭内的照护其实是一种民主练习，关于“我需要什么”“我希望你提供什么”“我能提供给你多少”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其实都不该是默认的规范，而是应该双方摆到台面上来讲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能做什么、不做什么，在协商中达成一致。如果缺少了这种平等讨论和交流的环节，双方都容易陷入持续的“预期违背”。
Yuliow 回复 安孟竹Emma ：谢谢老师回复！理论上如此，需要沟通云云，实际上根本沟通不了，美好的沟通理想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非常可笑，所以更多情况下就是“就这样吧！还能怎样？咬着牙苟着过而已，别想那么多了。”
终于找到那么细致讲精神病的节目了，感觉被共情到了，感谢看理想（对看理想这个平台越发崇拜了）。 打记事起，就怕妈妈犯病，小时候犯病有我爸“管”着，或者我和妹妹步行几十里路去妈妈的娘家找她的妈妈过来陪陪。 后来，爸爸走了，“重担”（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家属来说，真的是不可承受之重）落在了我的身上。 很多时候，明明一周前她还好好的，怎么等到下一个周末回家，她又病了。 （不敢去外市上班，离老家的距离车程1小时。每次到达老家前，心里都是悬着的，一直等到家看到妈妈好好的，那个时候心情才会放松，感觉日子都是幸福的） 最开始，村卫生站的医生有开药或者给输液的资格，于是，每次都是在卫生站去处理，感觉以前妈妈还比较配合治疗，我能哄着她吃药或者打针、输液。 （输液的时候，有时候她就睡着了，然后因为进去了那么多液体，然后也许会尿裤子。很多时候都替她难过，做了什么孽，这辈子要遭遇这样的折磨） 可是后来，她越来越拒绝服药，很多时候就像哄小孩一样地骗啊哄啊，实在不行的时候，不得不把药埋在她的碗里。 再后来，村卫生站被“剥夺”了开药权，然后我们被迫带她去十几公里外的医院看，然后还各种条件，真的觉得好累。 再后来，镇上医院的医生给了一个医院的信息，可以住院治疗，我们试着送过去试了，应该是因为有国家补贴，每个月只需要交500元就可以管一天三顿和住宿，也有医护监督服药，觉得还挺好，只是，妈妈会说里面太不自由了。（8个人一个房间，三餐限时，衣物洗好后各种混杂，然后找不到自己的衣服了） 然而，这些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提个问题，真的很想知道这个病的复发原因？ 和别人吵架？激动？ 累了？ 吃了不该吃的？（公鸡不能吃？菌子不能吃？）
照护
病友群体发展的非常初级，受到启发的我在建立一个线上精神疾病帮助小组，有人管理干预组织互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