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局邀请专家召开预评审意见会，我编的书目被批评，加上前几天被批评的图书馆选址问题，弄得宁馆长有些沮丧。我发现专家对书目的意见主要针对一些书的出版年限，但对于出版社却不作要求。

 

我从上读到下，评审条例关于图书质量的要求只有一个词——“正版”。这个词可以笼罩多少书籍，难免鱼目混珠。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条例理应对书的质量做出更详尽的区分才对。如果我在场，我会说出我选这些书的理由。特别是这次的少儿书单，我们挑选了大量国际图书奖绘本，专家看见了吗？宁馆说：“几个专家是老年人，可能不太接触少儿图书，没发表看法。”

 

我后来在《送法下乡》中读到类似观点：基层实践往往是弱势话语，不被高层听见。法学家苏力走访中国农村法庭，发现司法研究中高层和底层有着断裂。书房里的法学家把法治的实践问题看成是观念问题，守住准则不放。他们有时忽视来自民间的、底层的、原生性的地方性知识。

 

我对弟弟说：“想要我全买三年内的书，很容易，五分钟就能让书商配好。我何苦加班熬夜？但是这个书目，我不是为书商做的，也不是为评估达级做的。这个书目，我是给人民做的。”弟弟爆笑，猛摇我的手：“姐！姐！你刚才那句话，可以进党课了！”我也爆笑。这是我说的话吗？这么正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