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的危机时刻：明朝
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进入到《重述中国通史》第九季的节目。
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最主要跟大家讲述的是明朝的历史。而对于明朝，我想有很多人现在应该可以感觉到，这段历史在中国的通史当中，它具备有非常奇特的强烈矛盾、对比的性质，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朝代，我们特别容易从不同的角度，就看到了不同的内容，乃至于不同的性格。
什么是明朝？
首先，明朝基本上似乎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性格、统一的面貌。如果顺着从传统的习惯看历史，总是看皇帝、看朝廷、看政治上的变化，那我们看到的明朝，那真的是昏暗一片。
在影视剧中，如果拍到了明朝，例如那具备有经典地位的《龙门客栈》，它的背景就是明朝。什么样的一个明朝呢？那是由宦官当政，那是由东厂、西厂迫害忠良。
在胡金铨所拍的《龙门客栈》当中就定下了这样的一个主调，那就是这些可恶的朝廷的爪牙，他们迫害忠良，甚至迫害忠良之后，因此才让江湖侠客，必须要保护这些忠良和忠良之后。于是正、邪就变得非常清楚，基本上“正”在江湖这一边，“邪”都在朝廷那边，朝廷充满了“邪”，这样的政治能够不黑暗吗？
《龙门客栈》电影戛纳版海报，1967年上映，导演胡金铨
如果大家对于正史历史再更稍微有所涉猎，也就会又看到、又听到了，例如正德皇帝他设了“豹房
”，每天在豹房里胡天胡地，这可是正史里的记载。或者是万历皇帝二十几年不上朝，基本上跟朝廷的文官不只是脱节的，甚至是对立的。这也是在正史里面就已经彰显、表现出来的。你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明朝。
”，每天在豹房里胡天胡地，这可是正史里的记载。或者是万历皇帝二十几年不上朝，基本上跟朝廷的文官不只是脱节的，甚至是对立的。这也是在正史里面就已经彰显、表现出来的。你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明朝。不过换另外一个方向，如果我们看的是社会、商业和生活享受，例如说大家看《金瓶梅》，虽然《金瓶梅》依托、延续着《水浒传》的故事，把它的背景设在宋朝，但每一个人都知道，其实它所反映的是晚明的生活情况，而且是都市里面拥有各式各样生活享受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
所以史学家史景迁将明朝评为“在公元1000年到2000年之间最令人向往的时代”，可不是出于浪漫的空想，他是真正了解明朝的这一面的。他提到明朝“活力惊人，人们饱读诗书，绘画冠绝一时，酒食丰富。鸦片尚未流入中国，社会平等，没有奴隶”。接下来又说，“1600年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当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
将明朝评为“在公元1000年到2000年之间最令人向往的时代”，可不是出于浪漫的空想，他是真正了解明朝的这一面的。他提到明朝“活力惊人，人们饱读诗书，绘画冠绝一时，酒食丰富。鸦片尚未流入中国，社会平等，没有奴隶”。接下来又说，“1600年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当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2019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这跟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的一个明朝，是同一个朝代、同一个时代吗？这样的两个明朝同时并在，于是就让像我们要讲中国通史，讲到这个时代、这一段的时候，产生了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要描述明朝，我们得要把这样的矛盾的现象一并描述出来。当然，更难的是，那要如何形成历史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相反、不一样、矛盾的两面，这两面，更不要说还有其他不同的面向，究竟是如何连结起来，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理解架构呢？
在为大家正式地讲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明朝之前，也许应该先将提醒大家，我们要好好认识明朝，先得要对于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观念有所澄清。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里让我引用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他曾经写过的一句经常被引用、也经常被误解的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很多人引用这句话，是为了要表现或是去批判历史如何受到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政权统治的需要而被改写。
例如，原本的“暴君”秦始皇被改写成为权力的典范，原本的圣人孔子变成了大坏蛋。我们不能说克罗齐他的这句话当中完全没有这层意思，但他要表达的哲学立场跟涵盖的范围是要更广一点的。
克罗齐要点出的是一个普遍的知识现象、一个必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关怀，带着自身社会的不同价值观，就一定会影响、改变看待历史的角度，还有叙述历史的方式，因此就会讲出、写出不一样的历史。
从史学探究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继续补充：不同时代在研究历史上会有不同的史料，也会具备看待、解读史料的不同能力。如此看过去，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历史。这是克罗齐整理人类经验所得到的普遍规则。
克罗齐说这句话时，西方文化里正在积极地思考“历史”和“史学”，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历史”。19世纪因应欧洲的知识大爆炸，“历史”概念也得到了大幅扩张。过去的人写下来的历史不是历史的全部，留下来的文献记录也不是历史的全部。历史是过去人类经验的总和，这是19世纪出现对于历史的最大范围的定义。
后来的人绝对不可能完全重建、完全掌握历史。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会从这全幅、近乎无穷大的历史范围当中，选取出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一小部分，建构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知识。既然是选择，而且是从近乎无穷大之中去选出极小极小的部分，那么当然每一个人、每个时代的选择会都不一样，也都有不同的选择原则和选择标准。所以每个时代写出来的历史都是克罗齐所说的“当代史”，也就是依照这个时代的原则跟标准去选取出来的。
如此扩张之后的全幅历史观念，在19世纪之后，引导人们去关心、检讨第二序、后设的问题。也就是，意识到不同时代的人用不一样的方式写历史，这是从古时就一直存在的现象。所以回头读以前的人所写的历史书，我们可以问、也忍不住要问：这些在写历史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时代意识、时代价值而写出了这样的历史？
过去觉得历史就是历史，不管哪一个时代写的历史，都扁平、一致地看待。东汉的人写西汉的历史、南朝的人写西汉的历史、宋朝的人写西汉的历史、清朝的人写西汉的历史，对我们来说都是西汉的历史。重点在于“西汉”，而不必理会是什么时候的人写下来的；我们关心的是被记录、书写的“西汉”“前汉”，而不是写下这些记录的不同时代。
新的历史定义跟观念让我们改变了眼光。我们开始去探索：这些不同时代对于西汉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同？反映了这些时代什么样的“当代”信念或者是“当代”需求？
也就是，过去不管任何时代写的西汉的历史，我们只注意西汉；现在发现，我们可以、也应该，例如说，通过宋朝人写西汉来理解宋朝，从清朝人如何写西汉，写汉高祖、汉武帝，来理解清朝。于是那就不再是单层的、扁平的时间，而变成了多层的、立体的时间。
“下层结构”决定了“上层结构”
19世纪到20世纪，因而和其他知识领域一样，在西方相应出现了历史大爆炸的现象。许多新鲜的角度、看法、评断都被提了出来，持续挖掘出以前没看过、也没被注意过的历史面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看法是“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最主要的突破就在于区分“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提示并且律定了“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之间的关系。
“上层结构”指的是政治、制度、文化、艺术、思想等等，“下层结构”则是由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所构成的经济活动。过去的历史绝大部分将焦点放在“上层结构”，视之为历史的重心，也就是一般人对历史最有兴趣的部分。然而“唯物史观”却通过一个一个清楚的举证，主张“上层结构”其实并不具备独立自主的性质，而是随着“下层结构”而变动的。说得更极端一点，那就变成了“下层结构”决定了“上层结构”。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组织生产，这是根底。为了要维持这样的生产组织，所以才会有政治制度，也才会有在这种政治制度当中活动的帝王将相，也才会有反映并且加强统治权力与生产组织状况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于是过去我们只看“上层结构”，去记录并解释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变化，却忽略了经济生产，这不对劲吧。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并不是从自身领域出现变化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经济生产变化的联动，或者是用来合理化经济生产变化。所以必须要从“下”而“上”，才能够真正看清楚历史变化的来龙去脉。
过去大家认为，历史的主体、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是皇帝做了什么，他创建了什么样的制度；还有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会如何想，一位贵族如何过生活，如何和其他贵族同僚交互。以为只需要知道这些，就等于理解了历史。
而马克思将这些现象称为“上层”，那个“上”（Super-或Supre-） 主要取其“表面”，甚至“肤浅” （superficial） 那样的意思。在历史上位于表面、上层，所以被误认为很重要，但那其实是“果”而不是“因”，真正重要的，真正的驱动力量藏在底下。要认识历史如何变化，我们就要往下看到“下层”，弄清楚由经济生产所构成的“下层结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上开启了两条道路。首先，让我们将注意力从历史中快速变化的人和事上移开，去注意变动比较慢的现象。尤其是要用“结构”来分类主要的领域，很明确地重视那些不容易变化的，远胜过于我们注意容易变化的。如此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时间观，还有更重要的，时间规模尺度。
一位帝王，他的一生不过几十年，例如像拿破仑，他真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只有十几二十年；相对地，经济生产方式还有他的组织却需要更久的时间才会改变。工业化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发展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封建庄园制度的创建也花了几百年时间。马克思就提醒我们，那些过去我们急于去记录、理解的炫目的现象，变化那么快、那么热闹，正因为它是表层（superficial）的浮花浪蕊，是底层更根本力量和作用的浮显而已。
其次，“唯物史观”赋予了时间、历史“结构”。历史并不是在时间当中不断接续淌流而已。历史和时间的关系变得更立体，有着不同的层次，以不同速度的变化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这是史学到了近代、现代，最新的探究题目。从19世纪中叶，一路延续到20世纪后期，许多人都在致力于要将历史结构化，提出新的架构来理解历史。
“年鉴学派”整理出的多层次历史结构
这波“历史结构化”运动发展到了巅峰，就出现了法国的“年鉴学派”（École des Annales）。他们的名字源自于一本期刊——《经济社会史年鉴》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从期刊名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后面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要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探索历史。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将马克思打开的历史结构观进行了有效的细腻划分。
”（École des Annales）。他们的名字源自于一本期刊——《经济社会史年鉴》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从期刊名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后面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要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探索历史。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将马克思打开的历史结构观进行了有效的细腻划分。
《经济社会史年鉴》 期刊
“年鉴学派”提出了“长时性”的观念，开始重视那些变化很慢、因而以往会被当作和历史无关的因素。“长时性”的“长”，主要是和人的寿命相比。人的意识当然受到自然生命所左右，对于活着的一生能够经历、能够记忆的，人们会习惯性地赋予较大的意义，以至于往往就忽略乃至于贬抑了所需时间超过人的寿命，无法从感官跟记忆自然去察觉、去领受的改变。
“年鉴学派”最主要就是要排除这种时间尺度的偏见，要让我们看到，70年、100年尺度当中好像不会变动的这些现象，这仍然属于历史，对历史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以不同的变化速度，历史因而在“年鉴学派”概念底下分成了好几个层次。
第一层，变化最慢的，是地理、地形、气候等等，因为它的时间尺度是几千年，甚至几万年。这和历史无关吗？怎么可能！这些缓慢变化的条件决定了农业如何出现，决定了农业生产力足以支持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和文明成就。例如“小冰河期”使得人类居住的主要地区气温不断地下降，生产被破坏了，引发人口大迁徙，造成了许多政权的危机乃至倾颓。
地理、气候直接联系到人口。历史当中，大多数时间，人口不会急速变化，而是以缓慢的速度增加或减少。和人口增减联动变化的还有人口的分布，于是就牵涉到交通、贸易、城镇等环境条件有关。这是第二层的变化时间。
还有第三层，那是广义的社会组织，也就是人和人发生关系、组成团体的各种不同方式和不同原则。很少有人能够自己主动去构造出一套完整的人际关系，主导自己所属的人群团体。我们都是一出生就已经属于以某种方式、原则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中，要不然我们也很难得到支持，能够顺利长大成人吧。这种组织必须以集体的形式变化，也就有它自己的变化速度。
在这上面的第四层，最表层（superficial）的，才是个别人主观可以控制、和行为有关的变化，包括如何夺取跟运用权力，如何遂行统治或谋划叛变，也包括如何进行各种思想和文化上的创造。
很明显地，传统上以帝王将相的所作所为，顶多加上文学家、艺术家的所作所为当作内容的历史，在这个架构当中就只属于第四层。孤立地看这一层，缺少了其他不同时间尺度跟层次的认识，我们就无法真切地看清楚变化的全貌，也就看不清楚变化的真相。
“年鉴学派”基本上还是依循马克思的“上层”、“下层”的分野，但进行了更仔细的区划。而且他们特别强调，各个层次的划分不是绝对的，重点不在于将各个层次给区分开来，而在于观察、讨论各个层次之间的交互。历史是由不同速度的变化彼此交互影响而形成的。历史有很大的时间尺度的范围，我们就不应该停留于只固定看一种时间尺度的变化现象。
“年鉴学派”中的史学名著，例如像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所写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还有篇幅更庞大的《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部曲，它的书开头都是从地理环境写起的。又例如说布罗代尔他还写过一本讨论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的《论历史》，其中有很大的篇幅也是专门讨论地理学。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不同变化速度的层次，彼此有复杂的牵连，这是我们研究历史时应该要悉心关注的。例如，有的城镇因为贸易联动造成社会组织改变，但也有不同的情况，使同样的社会组织当中却能够支撑大幅度的商业活动增长。这没有标准答案，更不能想当然耳地套公式来理解。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看待的历史课题。
从更大的视野看待中国历史
一两百年的“历史结构化”知识潮流，也就冲击着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问题，因而探究出不同的答案。
过去所认识的中国历史，几乎都集中在最上层、变化速度最快的部分。例如，详细地去陈述哪一年刘基给了什么建议、朱元璋因而做了什么事，但相对很少描述明朝传承了什么样的制度，又进行了什么样的改革，新创建的官僚组织是什么样的性质，和当时的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关联，也就更少触及那个时代的普遍价值信念和思想模式。
从“历史结构化”的冲击当中去看，我们就知道，原来传留下来的中国历史知识，只占我们应该要探究的历史领域当中很小很小的一块。
回到前面所提到的明朝矛盾性的问题，于是我们也就明白，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这样的明朝，那就是，我们看到，不同的时间尺度、不同的层次都有着不一样的历史的力量。这些历史的因素，我们把它结构化起来，于是我们就更容易可以体会，为什么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事实上它内在是有着一种因果联结。那样的朝廷政治在帝王的层次是如此混乱，那就表示，它底下要有比较稳定的文官系统，才让这个朝代可以维系。
另外，也是要靠它不一样的经济活动的模式，安定了当时的人从农业到商业的各种不同生活的基础。在那个生活基础相对稳定的情况底下，于是本来的矛盾就没那么矛盾了。是的，因为人民的生活从商业影响到农业，有着比较安稳的宝藏，所以就算上面的帝王怎么样混乱，怎么样怠惰，这个系统在多层结构底下，我们统合地来看，它有着一种内在自我联系的系统，这是我们看待明朝历史可以采取的一个特别的与当今不同、比较全面的历史观照。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025.01.16
精选评论
共 17 条来了来了！终于等到！等把通史听完了，再支持一下公民课😁
越到后面越难讲，感谢杨照老师
传统史学聚焦帝王权谋，却忽视制度演进与社会基底的互动。实际上，明朝的“矛盾性”源于多层结构的动态平衡：在频繁宫廷政变与皇权更迭表象下，文官系统通过科举制、监察体系形成制度韧性；地方家族通过血缘与跨地域协作，构建了超越宗族的社会网络。所以，上层震荡，基层稳定，王朝延续了276年。这种结构化视角打破了非黑即白的历史认知，使我们得以在动态关联中理解文明的复杂性。
这些是杨照老师的新内容，在《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里没有的新内容
最感兴趣的一部分
(￣o￣) . z Z😫😫😫😫
这让我想起那个电视剧《大明王朝》
终于跟上老师上新课的速度了！
呀啊啊啊剛趕上進度聽完蒙元，明朝就來了好興奮！！！！
来了来了
好期待 !
如约而至，杨老师新年好！
终于更新了，期待许久
劳模老师又带着课程又来了！
公民课期待哈耶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