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局的许多工作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风雅，也远远不止案头的任务。突击检查酒店卫生，约谈违反规定举办大型聚会的酒店经理，受理群众的各种投诉，登门拜访对文旅局工作不满意的政协委员……这些都需要我一项一项来做。

 

酒店试图举办二百人以上的聚会，已然违规。经理来我们局里是来认错的，但手指里的情绪分明不服。疫情反复，酒店的生意也是断断续续，赚不到什么钱。他嘴唇紧闭着，在按捺心中的不满。

 

我感觉到，企业一直不太“怕”我们文旅部门，特别是我这样不够严厉的干部。我曾和工商局联合检查网吧、酒店、游乐场，我发现他们怕工商局。工商局指出问题，不笑，四棱四方，说的条款我听不懂，隐约听见“执照”什么的。店家连声说：“我们改我们改。”他那态度，比对文旅局要恭顺。

企业违规，政府究竟要怎么做？温和一点，他们就愈演愈烈。凶猛一点，我又怕自己“仗势欺人”。遇到这种杂事我总想躲开，期望能换个人替我出面去做。

 

下一步，我们要购买电子书，某公司宣称自己有几百万册，年费只需两万。他递过来手机，向我展示书库。我输入畅销作者“东野圭吾”，无；“村上春树”，仅一本，而且并非名作；再试试经典作家，“莎士比亚”仅一种，汕头某某出版社。我把手机还给他，我和他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他的书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暂时不可能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