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都去哪儿了？从税史看中国
文稿
看理想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钱都去哪儿了？从税史看中国”节目。我是李炜光。
我们继续讲商君，讲不够的商君。上次我提出关于秦的五个思考题，问大家，也是问我自己；我讲到对商君思想的几个初步认识，读商君，我一直有心痛的感觉，情绪很复杂，但我对他的思想一直不敢小觑，秦制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那也是商君思想力的作用。
我特别提到在人的自私之心和自愿行动之间应该有个至为关键的环节，缺了它，这两者还是未必勾连得起来，这就是在秦人中间建立起一种对法律和规则的“必然可信性”。这是秦制的精髓，聪慧的商君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商君是怎么做的呢?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五个问题。
信任来自确定的产权关系
商君改革之前是有一个舆论准备过程的，大家熟悉的“徙木立信”就是其中之一。
为变法强秦，商君制定了一系列法令，但并没有马上公布出去。他在担心，百姓可能不会轻易相信这些新法的效力，新法会因无人执行而流产，秦国前几次变法失败都是这个原因。于是他做了个决定，令人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立在国都市场南门之外，对围拢上来的众百姓说：“有将此木移到北门的赏十金。”众百姓只是感到奇怪，这么轻而易举就能得重赏？天上掉馅儿饼么？却无人真的去移动那根木杆。
此种情状却在商君的意料之中，于是又下令：“谁能将此木移到北门，赏五十金！”掷地有声。重赏之下，终于有一位胆大之人出列：“我来！”于是一口气将此木搬至北门，商君立即兑现承诺，当众赏了这位大汉五十金，围观人群惊叹声四起，随即传遍了整个秦国。这时候，商君才正式下令，向全国颁布新法。
在商君看来，改革是一个长期承诺，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需要民众长久的支持，无基本信任，改革就无法进行，更难以成功，这是商君决不能允许的。
2025.01.10
精选评论
共 18 条今天的国人如果对历史没有兴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历史与今天的呼应；今天的国人看不到历史与今天的呼应，或许是因为今天的国人看不到今天。可是今天的国人为什么看不到今天？I wonder。（这一期我又听哭了。我真容易动感情。😂一定是这里太冷了，昨天的体感温度只有零下十六度，作为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人我的身体对这个温度感到惊诧。
张鹏青 ：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大规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这个也是铁一般的事实。
150****0651 ：因为，即使是你这样好的问题，也不能堂堂正正地问出来。
鞅老师在秦人中建立对法律和规则的“必然可信性”。聂日明老师曰“不要过于相信一些机构或制度对我们的承诺”😂😂 最近这一段时间看理想的课程处处呼应勾连
人如果没有“尊严感”： 如能做出天大善事？ 亦能干出天大恶事？ 两面：奖惩；三刀：势、术、法（刑） …… 善与恶是一回事。 对于神，一切都是美的、善的和公正的；但人们却认为一些东西公正，另一些东西不公正。 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 ——赫拉克利特 什么是善？ 有能力做“恶”而“选择”不的人？ ……
有没有可能，商君需要秦王的全力支持，迫使贵族守法，如果再牵制秦王受于法治，一个外来户如何有立足之地呢？
想到商君，我会觉得有些许可惜 文章里说商军立法施法关乎权利信任，又说他的的法是专制到极致的，也因此牺牲在这一点之下，可是那也是他一步步探索的结果，如果他有之后，那么他的变法会不会更完善 可是我看到的商君立法是为了强国，为了拯救一片乱象下的国家 他的牺牲更是为了稳固法
有那么几分钟听到李炜光老师是咬着后槽牙说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 什么是原罪？ ……. 为什么需要“忍辱负重”？ …… 鲁迅：扛起“黑暗”的闸门？ 假如人知道自我的命运将怎么选择？ 诚实是有益的：极大概率避免“罪恶”的人生导致生态危机：遗毒？ …… 假如存在全知全能全善的“先知”们又为什么或者有什么必要一定需要自寻烦恼自我设限地选择“忍辱负重”呢？ ……
小编，此处音频有重复
看理想 （编辑） ：谢谢！已改正
我们要警惕，任何时代的先知政治学为人们提供的都是一种救赎性的未来幸福愿景，但实现“幸福”和“天上愿景”的方式和途径却可能截然不同。奥古斯丁基督教先知政治学的幸福愿景是“爱”“正义”“自由”“公正”，而现代先知政治学提供的答案却经常是“仇恨”“斗争”“暴力”“专政”。这是我们通过了解奥古斯丁基督教政治学可以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徐贲）
🍊0 回复 张鹏青 ：……接下来就是围绕《宣言》草案的争论，这个争论非常复杂，涉及到错综复杂的宗教、道德、政治和利益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推荐看看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葛兰顿的《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这里就不详细讲了，只讲讲前面提到的中国代表张彭春发挥的作用，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点： 张彭春提出《宣言》不能只建立在西方理念上，还要考虑东方等其他文明的理念。比如按照西方的价值观，人是上帝创造的，但东方人并不这么认为，或者不同宗教对于上帝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此《宣言》就不能建立在基督教传统上，最后《宣言》只写“所有人生而自由”，不强调宗教背景。 张彭春提出《宣言》要体现出儒家精神，尤其是“仁”的精神，西方精神强调个人的理性，但儒家文明更偏爱仁爱，但“仁”这个概念和精神很难找到合适的英文对应词，最后就翻译为“良知”，并强调人们之间应情同手足，这一点落到文本上就是，宣言的第一条第二句写到“他们赋有理性和良知，相互之间应当亲如兄弟”，这正是张彭春的贡献。 张彭春在《宣言》起草过程中总能够协调各种争论和冲突，因此被视为“妥协艺术大师”，汉弗莱评价张彭春说“他经常可以提出办法，让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有可能从死胡同中走出来。”张彭春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有中国人不走极端偏爱中庸之道的一面，也可能有他作为委员会副主席的一面，还可能是因为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是一位务实的思想家，对各种思想理论融会贯通，总能找到相通之处。 总之，张彭春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再说《宣言》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中国人深度参与了《宣言》的起草。（翟老师的课） 「北京看理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版权所有，请勿发布在公众号等平台」
张鹏青 ：你也不看看这些理论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净扯假大空，真的是佩服。
秦制的核心，实则可用“耕战”二字概括，即农业与军事。 一方面，农业将所有资源聚焦于提升产量，而这一系列增产举措，包括相关制度，均服务于战争。所有举措对内旨在提高农业产出，对外则是增强军事力量，以实现疆域的持续拓展。 当然，这一体制存在弊端。它属于极端且临时性的体制，仅适用于极端情形。耕战体系一旦运转起来，就必须不断从外部获取能量补给，同时从内部提升生产能力，使农业与军事力量得以持续增强。 然而，当扩张至一定边界，例如兼并中原六国后，面对南方的西南地区以及北方的游牧民族，扩张并非缺乏动力，而是收益明显失衡，此时便会遭遇巨大反噬。 也就是说，这一体制具有极端性，需有强大外敌构成威胁，且收益比要显著较高方可。此外，这一体制内部也需持续整合。我们看到秦朝最终走向覆灭，实则是由于它对山东六国的整合不力。其用以整合山东六国的方法未能奏效，当时，即便是其官僚机制和信息传递效率，都远不足以支撑它在短时间内像治理秦国那般治理秦朝，这便是其根本症结所在。
默默 ：不不，秦制的核心是御民之术
所以孔子要求的是实质正义，而商君关注程序正义。
感谢李老师，听到这里，我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