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余先生去世，余先生的夫人我也见过，她在所有后事处理完了以后，到8月5日才把消息传开的。所以8月5日的时候，当时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上网一搜，发现确实是真的，当时是暑假，那天我去办公室本来是要写篇什么文章，结果去了办公室，我嚎啕大哭。

虽然我只和余先生见过一次面，但我因为读过他很多书，读过他很多文章，深受他的影响，而且我跟余先生之所以有些特殊的交往，能够见面，能够有时打电话，也是阴差阳错，为什么这样说呢？2011年的时候，当时我刚留校任教不久，我的爱人从湖南来到上海，在东方早报做文化版的记者。

那一年是胡适的诞辰120周年，胡适是1891年出生的，到2011年正好是120周年。所以当时文化版就准备要做一个关于胡适诞辰120周年的报道，要采访余英时先生，采访罗志田，采访很多学者，大家就提出，希望我爱人去采访余英时先生。之前我读余先生的书，包括《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士与中国文化》，我有时候就想，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奇特的渊源。

2002年，当时我在衡阳师范学院教书，那时候我对历史也不太了解，因为一些朋友的介绍，当时衡阳师院有个同事左其福老师，他是南京大学博士毕业的，是我很好的朋友，他要我去读余先生的书。他提到有本书叫做《士与中国文化》，当时重新再版。我当时在衡阳的一个小书店买到了这本书，但是也没有好好读。当时自己在新闻系教书，周末还经常去唱歌、跳舞、谈恋爱，读书也不是那么认真。

后来等我到上海，2003年碰到许纪霖老师，后来从新闻转到历史学，考了华东师大，我才发现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的师母。许老师对他也非常尊敬的，也见过他。2001年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时候，曾经去余先生家拜访过。

后来，因为要做一个关于胡适诞辰120周年的采访，并且要采访余先生。我通过一个朋友李宗陶——李宗陶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曾经采访过余先生，我通过她拿到了余先生的传真的号码，后来我们拟了一个采访提纲发给余先生。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跟余先生认识了，有时候会打打电话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