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现代中国：1635-2066
文稿
李浴洋
大家好，我是李浴洋，欢迎收听《文学的现代中国》。
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常用的说法——这个也是多年以来教材带给我们的印象，一个说法——叫做“现代文学30年”，就是从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爆发到1949年这30多年的历史。我们把它大概地拆解为三个十年来分别进行讲述。
上一集许老师和王老师也都已经或多或少地触及到这个话题，如果说进入五四阶段之后我们谈现代文学，那这30多年的现代文学，不知道在两位老师看来，它最重要的价值经验，当然也包括它最突出的遗憾和不足可能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一种印象式的解说，或者说是分享？
许子东
晚清五四的关系讲了很多了，我最近比较关心的是晚清、五四作为一体，它跟前面的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大区别。葛兆光给我推荐看了一本张仲礼的书（《中国绅士》）。他英文写的，就是中国19世纪的绅士，后来也翻成中文。
这个人后来晚年做上海社科院的院长。他那书做了很多实际的资料调查，大概地描绘了这么一个情景，我概括起来说——他说清代有2亿人，那其实是从几千万到3亿多，假定说是2亿人，清代的官员是2万，这里面在名册上能查出来，不是随便说的。
在各种官府的几品里面2万人，这个2万的官员跟2亿的民众中间有一个1/10,000的关系。他（张仲礼）说有一个阶级是200万，这个200万就是生员，就是可以考试，可以考秀才。符合考秀才以后，这个200万人，它往上有1%，100个民众出了一个秀才。
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100个民众，至少50%的女的不参加，太穷的人不参加，其实大概也就10个、20个，进入了生员。进入了生员以后，你要经过1/100的可能性，考到举人，考到进士，成为官员，就做县令。
所以他这套论述第一打破了我从小形成的概念。我从小以为这中间一个项目是地主阶级，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教我们，皇帝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力量来压迫民众。
那如果说他的说法是，士绅阶级不等于地主阶级。why？因为地主阶级没有人确认你的身份，你今天可以是地主，明天打牌打输了，像《活着》里边的富贵，就完蛋了。地主阶级是浮动的，包括商人也是浮动的。
2024.12.24
精选评论
共 4 条根据豆瓣王祯和1940年生，图片下写作1959，因为1961年获得张爱玲青睐也就是21岁时。有幸在现在的时代可以了解这么多资讯，可以阅读张爱玲等，蛮好。
节目策划独具匠心，找来港、台二位评论人高峰对谈，受益思考颇多。
谢谢老师们，分享一下： 法治社会人人有责🪞…… 总之，德肖维茨认为，不是造物主、大自然、逻辑或法律创造了权利，恰恰相反，是恶创造了权利，权利是人类对抗恶的一种法律构造物，权利不是目的本身，权利只是一个过程，一种手段。 权利是人类心智以人类经验为基础而设想出来的法律建构物，是人类获得自由与公正的过程，而非目的本身，只要恶行或不正义存在着，权利就会永远存在，为权利而斗争就永远没有获胜的那一天，就要一直进行。（德肖维茨） 此外，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学与历史学教授约翰·法比安·维特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维特研究了美国工业化以来，伤亡事故与美国法律发展的关系，发现工伤、保险等法律制度都是一个个惨痛的伤亡事故推动建立的，反过来，法律也因此参与创造了一种新的维护工人权益的社会制度，他把自己的研究写成一本书，名字就叫《事故共和国》，就是在一个个事故之上建立起的共和国。 但恶、苦难、不正义并不会自动创造出权利，人类历史上这些东西从来都不缺少，但真正能享受到权利的是少数人，原因还在于我们是否持续地争取权利，诚如德肖维茨所言，“最能维护权利的方式是主动而持续地为权利辩护，而非被动地仰赖‘最高的权威’。”这里的“最高的权威”，可以理解为天、造物主等超验存在，也可以理解为世俗的立法者。仰赖“最高的权威”，相当于等着“最高的权威”的恩赐。（翟志勇）
许老师从文人（广义的作家）身份看现当代文学的创作生态，发展逻辑是依附（废科举之前）-独立（废科举-49）-依附（49-新时期）-半依附（新时期之后），独具慧眼。关键是文人（作家）的上下流动，其自身在浮动社会中的变迁，是如何在作品中展现？其心路历程如何？从社会学分析到人文学分析，两者怎样和谐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