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平等:权力、身份与社会分配
当今不平等的症结何在?平等理念又从何而来?我是谢晶,欢迎和我一起,以意识形态批判的视野重新认识不平等。
不平等,从未成为过去
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这篇文章中写道:“社会和法律……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终日劳苦,限于奴役和不幸。”他还写道,“我们看见一小撮权贵和富人享尽荣华富贵,而大多数人挣扎在黑暗和贫困之中。”这篇文章写于1755年。270年之后,当我们读到这些话,很难不觉得这描绘的就是我们所处的当下这个社会。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扉页,1755年版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就细思极恐。270年前卢梭所写下的,是对于当时贵族制社会的控诉。《论不平等》这篇文章作于法国大革命前夕,卢梭的呼声代表着当时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平权的要求,所以后来的人也很乐于把卢梭奉为大革命和人权宣言的精神领袖。那么将近30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一般是会认为,这个300年当中所发生的民主革命、人权宣言、国际公约、工人运动、科学技术的进步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人类为了平权而不断作出的巨大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集体意识当中,极端的不平等,就像万恶的旧社会一样,早就已经变成过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卢梭的控诉——就是我刚才引用的那两句话——怎么又会显得适用于今天?
实际上,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不平等不仅没有成为过去,而且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平等过。因为如果卢梭所描述的是他所处的欧洲社会,今天这些描述的适用范围是全球。如果我们拿最经常被使用的经济财富为标准的话,那么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又被称作是“新殖民主义”)的语境之下,全世界的财富都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中。全球1%的首富掌握着50%的财富,ta们的财富大于后90%的人的财富的两倍。2020年以来,全球产生的新财富中的三分之二还是归ta们所有。
刚才所提到的仅仅是狭义的经济标准。如果我们把这个考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扩大到收入和财富意义的经济标准之外,我们会看到不平等在当代社会简直可以说是“四面开花”。
比如说如果我们考虑非货币意义上的、我们作为生命体所需要的那些财富,也就是那些资源和养分,那么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当有些人仍然相信自然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包括石油、贵金属这些很明显是正在被耗尽的资源,ta们今天仍然在大肆挥霍它们,因为ta们从来没有匮乏过。有一些人在做这个事情,而另外一些人却在为了水、土壤这样的最基本的资源挣扎。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一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世界上有超过20亿的人没有直接的饮用水源,也没有净化水的系统,这就意味着ta们每天需要走很长的路去获得水源,而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ta们为之挣扎的是不至于过高的气温,甚至于是没有太多污染的空气,等等等等,如此基础的资源。
如果我们以对于暴力手段的使用为标准的话,那么过去的300年,我们认为平权的这个300年,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发明和被制造的300年。在这些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它们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的同时,对于最先进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的使用权,对于它们的这个使用的权力和能力也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中。最极端的例子当然是核武器。
如果我们考虑杀伤的反面,如果我们现在考虑照料与呵护,考虑关注与聆听,也很容易发现,现代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在有一些人在身心上面可以获得充分的滋养和照料的同时,有大量的人正在成为“孤岛”。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当中,最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留守的儿童和老人,ta们的父母或者说ta们的儿女在外打工。也就是说,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它所需要的建设者,使得生活在家庭和友情当中、生活在亲人的关怀之中这样一件事情,使得常常可以被倾听、被关爱这样一件事情,变成了一种少数人才可以享有的“特权”。这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
而很多西方国家的一个典例,就是越来越多的边缘群体、无家可归的人,那些所谓的homeless的这些群体,实际上面这些群体之所以会成为边缘,会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常常是因为ta们从小就得不到关爱,常常是因为ta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些爱和教育都缺失的家庭,在这样的情况下面,ta们才会走上歧途,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实际上面都彻底地放弃了ta们。
这样看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不是暗藏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人类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追求平等,但是与此同时,人类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身处极端的不平等。一方面,“平等”的观念从最初的欧洲现在已经渐渐地深入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对于平等的要求已经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但另一方面,不平等似乎并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大幅度地被消除,而相反是在加剧,在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的形式的叠加之下——经济的不平等、环境不平等,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形式的叠加之下——变得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在钱上面一贫如洗的人,这些方方面面都处于最底层的人,好像在变得越来越多。
平等表象之下,是不平等在发生转移?
我这样说的时候,一定有人会反驳,说不平等的程度在加剧的这个说法过于骇人听闻,哪怕不平等的现状仍然是堪忧的,总体而言,人与人之间毕竟是在趋向平等。有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而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传统被用来衡量不平等的标准,也就是说,平权运动产生之初大家所关心的那些标准,比如说医疗和教育的普及,比如说两性的政治权利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平权的运动好像确实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去探究一下这些传统形式的不平等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表面上面看上去所实现的这个平等,背后所真正发生的,很有可能是一个转移——原来有的不平等,它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
我们拿教育来举例子,因为教育是所有现代国家实现平等的一项主要的措施。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义务制教育的普及、文盲率的大幅的降低……这一切似乎在提示我们,人与人之间在受教育的机会上面变得更平等。实际上面的情况比这个要复杂得多。
比如说,在公共教育当中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高等教育得到的投入要远远高于基础教育,包括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包括建设和教育的经费,等等等等。这就意味着说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ta的学历越高,ta所获得的教育资源不是成正比地增加,而是呈指数级地增加。这就意味着,比如说如果ta进入大学本科的学习的话,ta大学本科四年里面所获得的教育资源,要远远地多于比如说ta在小学六年期间ta所获得的教育资源。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同等程度的教育资源在不同的地区它的分布上面的差异也非常非常地大。在我们的国家就是大家都知道,想要在教育资源上不处于彻底不可逆的劣势,至少是要去县城上学,因为教育经费是下放到县的,而不是下放到乡。而以卢梭所处的法国社会为例的话,一直到今天,法国的公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所有的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巴黎。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说,在一个公共教育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家,处于教育程度两端的人之间的差距,比如说一个乡村小学毕业的人和一个985/211高校的高材生,这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很可能并不小于原本没有公共教育、原本那个文盲程度很高的社会。也就是说,在教育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很可能不是说不平等的程度在缩小,而是随着那个下限的大幅上提——这个下限原来比如说是大字不识一个的人,现在大多数人都从不识字的文盲变成了会写字、会算数的人——这个下限在上提,但是随着这个下限的上提,同等程度的不平等它发生了垂直的位移。
实际上面,在一个可以被教的东西在层级和类别上面都越分越细的社会——我们今天就处于这样一个可以学到的知识,它在程度上面和在类别上面都分得非常非常细(的社会当中)——实际上面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的是什么呢?是说这个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在变大。如果我们持有的是平等的理念,那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说,至少下限在上浮,至少大家现在都识字了、会加减乘除了,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个意义上的改善。如果我们是平等主义者,我们还需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的努力,不在于让基础教育对于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好,都能更好地展开,而在于说能够培养出更尖的“尖子”?这个是教育的例子。
还有一种不平等看上去是在减弱,而实际上在转移的方式是说它从一些人群之间转移到另一些人群之间。这种转移方式是女性主义它在反思自己的行动方式的过程当中所尤其注意到的。
表面上看来,不仅从总体上而言女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权利,而且我们可以在决策阶层,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的顶层,看到女性的身影。但是,正是这后面一种与男性平起平坐的方式,就是这种现在和男性一样都可以跻身于决策阶层的这样一种平权的方式,今天被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视作是一种违背女性主义的平权的初衷。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使得一小撮女性成为精英,而这必然意味着其他的人群——其实往往也是女性的群体——要为她们提供成为精英所必需的后勤服务保障。
也就是说,原本存在于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现在转移到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也就是说,一部分女性能够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代价,是有其他的人在为她们打扫一地的玻璃。这个是《为了99%的女性主义》这本小手册的三位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题:
集中于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职业-管理层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专注于“向前一步”和“打破玻璃天花板”[1]……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将压迫关系转移到其他地方。它令职业-管理层女性得以向前一步(lean in)的方式恰恰是使她们现在可以踩到收入很少的移民女性头上(lean on),将照料和家务转包给这些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但是让绝大多数人去清扫一地碎片,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兴趣。

《为了99%的女性主义》英文版封面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传统的标准是平权要求产生之初所存在的主要的不平等形式,但是今天它们已经远远不能穷尽所有的不平等形式。而如果我们采用一些更晚近的标准,也就是说在平权要求刚刚产生的时候还不存在,或者不怎么严重的那些不平等的形式,如果我们采用这些形式来看的话,那么不平等就彻头彻尾地是在加剧。刚才我们提到的暴力和关怀就属于新兴的不平等形式,但是比它们更具有代表性的,有可能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最新也是最需要我们去担心的不平等形式,是环境不平等。
我们看到环境学家们用一种越来越绝望的语气告诉我们,因为碳排放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而产生的温室效应今天已经是不可逆的,而且它很有可能比任何到目前为止的预期都要糟糕。所以环境学家们告诉我们的是,今天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只不过是使全球变暖的速度再放慢一点,使得人类可以做一点应对的准备。这个是很悲观的一种说法,对吧?让我们很绝望的一种说法。当环境专家这么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在向全人类敲响丧钟。但是实际上面,这个看上去对于全人类都一样的处境,它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不平等。什么样的不平等呢?就是不同的群体在需要为这件事情负的责任和可以对这件事情做出的应对之间所存在的一个极端的不平等。
2019年,全世界1%最富有的人口——这1%里面有60%是生活在北美——ta们的碳排量占全球总量的16%,相当于处于全球财富金字塔最下面的那个三分之二人口的碳排量,取那个前10%最富有的人口,ta们的碳排放量则占全球排放量的一半。而过度碳排放所带来的后果,比如说高温、极端天气、空气污染,几乎都只会落到最贫困的人的头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正在发生在印度的事情。
后果是什么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高温,因为极端的天气而失去收成、失去家园、成为难民,或者说因为严重的空气污染而患病,并且没有办法治疗这些疾病。这样的结果基本上不会落到那1%的人的头上,因为我们知道,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还有南亚才是受全球变暖的影响最大的重灾区。也就是说,最贫困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最贫困地区的最贫困的人,ta们将要遭受因为最富有的人的生活方式而酿成的越来越严重的气候与环境危机。这种不平等被学者称为“全球碳不平等”(Global carbon inequality)。
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有可能会被很多人质疑的说法,“不平等的程度在加剧”这种说法确实是不对的,但不是因为它过于骇人听闻,而是因为这个说法背后的线性逻辑,远远不能涵盖不平等在当代、在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全球社会里面的这个演化方式。现在看来,更确切的认识好像应该是:一方面,传统的那些不平等形式在看上去被全面击退的表象之后,很有可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发生转移,而另外一方面,新型的不平等在源源不断地出现。
这个复杂的现状,就使得不平等这个东西有一点像大家打游戏里面有的时候会有的那种怪兽,就是那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怪兽,对吧?每一次我们以为打死了几只,结果发现,诶,在其他的地方,它们在复活,不仅在复活,而且在繁殖。或者说还可以打另一个或许更文雅一点的比方:我们所追求的这个平等有一点像沙漠里面的海市蜃楼,每一次我们以为是向它迈进了几步,诶,发现最终它好像离我们又更远了。
我们对于平等的追求,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情况很复杂。那么为什么平权之路会陷入如此复杂的困境?
关于平等的进程,有一种最普遍的信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看似敌对的阵营都持有这种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呢?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两极分化就能够并且才能够缩小。增长是实现平等的前提条件。这个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信仰。所以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所有人能解放,这种信仰使得我们面对不平等的现象,总是可以轻易地搬出“实现平等是需要过程的”、“实现平等的路比我们想象的更长”这样的措辞。每一次我们发现不平等的现状还是挺严重的,我们总是可以搬出这样的发展主义的措辞。
然而,如果说刚才我的那个海市蜃楼的比方是贴切的,如果说这个判断是对的,如果说不平等的历史它不是在发生线性的变化,而是一个此消彼长、层出不穷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需要看到说这个历史的终点一直看上去好像在往后退,平权的这个终点好像一直在往后退,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平等的进程与财富的增长是成正比的。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相关性——因为从卢梭的时代到今天,人类的生产力和财富取得的增长是惊人的,那么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随之减少?
“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可以搬出说“起步较晚”这样的借口,那么发达国家呢?发达国家里面,有没有那种我们希望看到的平等程度和财富增长的程度的这样一个正比?那些最先走上工业化和民主之路的国家,它们的“答卷”是什么样子的?
法国研究不平等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位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托马斯·皮凯蒂),应该说是今天世界上面研究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Thomas Piketty就通过多年的统计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十九世纪以来,法国后50%的人在财产上面没有取得任何的进步,也就是说,ta们始终在私有财产的意义上面几乎一无所有。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ta们占有全国总财产的2%,现在是5%。这个进步相对于总的财富的增加,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Ta们所获得的所有的进步是,较之十九世纪ta们今天没有那么地任人摆布了——雇主没有那么地可以随时随地的辞退ta们,房东没有那么容易地说交不出房租了我就可以把你赶出门外,等等等等。

托马斯·皮凯蒂
那么如果说时至今日,这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可以交出的“答卷”,我们要对于经济增长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个信仰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确实是这样,平等难道不早就应该实现了吗?今天世界上面有9亿人口每天吃不饱肚子,这个9亿人口超过世界总人口的10%,但是全世界生产的粮食足够养活全球人口的两倍。如果增长是实现平等的前提条件,我们是时候问这样一个问题了:很好,但是要增长到什么程度?要增长到什么时候?
实际上面,环境专家们在提醒我们,人类现有的这个发展模式,建立在对于资源的大量依赖之上的、大量的开采之上的发展模式,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而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彻底不同的发展模式。所谓的这个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建立在生产和消费这套模式之上的,所以仍然只是多多少少的可持续,也就是说,不怎么可持续的。如果200年的这个工业化没有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么我们最好还是相信,在我们耗尽地球上的最后一滴石油之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都不会被实质性的拉近,更不要说,这种发展模式正在造成并且将造成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环境难民——所以又是一个我们越以为在为消除不平等努力,就越是制造不平等的怪圈。
所以幸好实现平等现在看来不以增长为前提。幸好增长并不能推进平等,这是我们的希望,这看起来是我们的唯一的希望。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为平等之路如此艰难寻找经济增长还不够充分这个原因之外的其他的原因。
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使得一个理念的践行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个问题很复杂,并且像所有的社会现象一样,这个现象它一定也是多因的,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这些原因也一定在发生变化。所以说,关于不平等,已经存在着很多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常常是从一种不平等的类型或者一种不平等的现状出发,比如说两性不平等、机遇不平等、医疗不平等,等等,然后这些研究就会去分析它的成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面试图提出解决方案。这是我观察到的对于不平等的社会人文科学的一种很典型的分析方式。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这些关心不平等问题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资源,我们要去了解它们。
但是我注意到,对于不平等理念本身的反思是属于极少数的。原因也很简单,“平等”已经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而当一种理念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的时候,反对的呼声就会渐渐地消失。现在没有人敢说我是支持不平等的,对吧?所以反对的呼声会越来越消失,渐渐地消失,渐渐地就没有人会想到,诶,我要去追问一下这个理念本身。就好比说当“发展”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人们早已经不再去追问“发展”的实质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想当然大家就觉得发展当然是对的,对吧?所以我们也就倾向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在平等的推进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到践行的方式、我们推进平等的方式里面去找那个出了问题的环节。
但是,理念这个环节当然也是可能出问题的。如果面对一种理念它在践行上面的困难,除了质疑我们践行的方式,我们总是可以去质疑这个理念本身。恰恰因为平等的理念本身因为政治正确而不被质疑已久,现在或许是时候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越是追求平等,平等的海平线似乎就离我们越远”,这件事情,这个悖论,这个怪圈,是不是因为,“平等”的理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门课当中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探讨的问题。
2024.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