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照护如何可能？我有一个问题05
大家好，我叫安孟竹，是一个关注照护问题的人类学研究者。读博期间，我在华南地区做田野，关注城市里的家长如何抚养他们的自闭症谱系孩子长大成人，这个题目让我用几年的时光去探索了照护过程中复杂的道德体验。
照护不只是我的研究主题，也是我的私人生活关切。我家里收养了四只猫，其中包括一只无法自主排便的瘫痪猫。它每天要在人工辅助下挤两次尿便，偶尔还会把失去知觉的腿咬破，需要包扎。跨物种照护的日常，常常让我思考，人与伴侣动物之间，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
最近几年里，我的父母接连生病、手术，作为家中的独生女，我开始直面自己这代人难以回避的养老问题，忧虑着父母晚年生活的安排。
曾经的我也陷入过精神健康危机，尝试过各种疗愈方法，这样的经历也让我想要了解，当代都市青年究竟如何在心灵层面关怀和照顾自己。
我想，打开这期节目的你，或许和曾经的我一样，正出于一些私人生活中的困扰和需求，开始关注照护这个议题。面对孩子的降生、亲人的病痛和老去、自我的身心焦虑、与动物共居等情形，我们究竟该从哪些角度来思考自己的照护决策、做出行动的准备？好的照护究竟要依赖怎样的条件才能达成？
在这一系列节目中，我将和大家一起围绕一个共同的话题展开讨论：良善照护如何可能？
照护难题是社会现实的映射
为什么照护这个问题如此复杂、令人困扰？节目的开始，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个人经历——
2012 年的大年初一清晨，我的姥姥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卧室的床上。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她一直以昏迷状态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直至身体机能全面衰退、离开人世。尽管在入院不久姥姥就被宣布了脑干死亡，但我的家人从未放弃过对她的治疗。在姥姥昏迷期间，她的四个女儿轮流在病床前守候。她们学着读懂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控制输液的速度，提醒护士拔针换药，还要帮无法动弹的姥姥翻身、按摩四肢，以及清理她因大小便失禁而弄脏的身体。
在姥姥倒下的同一年，我的姥爷也深受糖尿病并发症的困扰。视网膜病变和小腿肌肉萎缩让他的行动变得愈发困难。姥姥的情况已让整个家笼上了一片阴霾，姥爷不愿再给孩子们增添更多的负担。他严格控制饮食、按时服药、注射胰岛素，努力像往常一样出门遛弯买菜，凡事亲力亲为。可在家人眼中，眼神不好、腿脚不灵的姥爷试图展现的这种自我照顾能力，更像是在逞强。曾经乘军舰驰骋海洋的姥爷，在患病后却被家人当成小孩子一样对待。他想伸手帮忙的时候，总是遭到拒绝；他对痛苦的忍耐反而引来更多的担忧和责备。
很多人和我母亲当年一样，在亲人的照顾问题上有着特殊的执着。尽管医院里有护士定期查房，家里也请了家政工帮忙，但那些病床前的工作，仿佛只有子女自己来做才肯放心。我丝毫不怀疑她在照顾父母这个问题上的决心和责任感。为了陪伴重病的姥姥姥爷，母亲义无反顾地抛下了自己的工作和小家庭，投入到这场不知要延续到何时的持久战之中。然而我也能觉察到，这种长久与外界隔离、单调重复的陪护生活，让她的脸上逐渐失去了光彩。
我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姐妹成长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対她们这代人来说，在遭遇家庭危机时，共同分担劳动和责任，尽力掩饰自己的疲惫感，是她们相互支持的方式。但这种每个人勉力维持的顽强乐观、却让家里的空气变得莫名紧张，仿佛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压力锅。
那一年，大学还没毕业的我，第一次见证了照护这件事的千头万绪。我能读出姥爷眼神里的沮丧，那种为了让孩子们安心而不得不“听话”的无力感。我很困惑，为什么至亲之间难以对彼此袒露脆弱，关心和在意常常滑向争吵？我也想问问躺在床上、已经无法回应我的姥姥：这种靠营养液和呼吸机维持的日子，她真的想要继续过下去吗？那时我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许好的照护不是靠着良好的意愿就能达成，比起无悔的付出，它还需要资源的支持、巧妙的安排，和更多的实践智慧。
几年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江苏的一位中学老师用铁锤杀害了罹患自闭症、又因烧伤而瘫痪的 19 岁大女儿。据报道，这个女孩生前经常夜里叫嚷着要吃东西，生理期时会把床上弄得血迹斑斑，发脾气时咬碎过好几部手机，父母勉力维持着她每天的生存，却无法让她活得更好。记者后来找到一封这位父亲留给妻子的信，信中写到，唯有他带大女儿走，妻子才能和小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这则新闻开启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一个“慈父”陷入了“因关怀而杀害”的伦理困局？在与病痛和障碍纠缠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还能去想象一种值得过的生活？
田野调查期间，我遇到了很多像这个家庭一样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自闭症谱系孩子不同生命阶段挑战的家长们。他们时常焦虑孩子在照护机构里能否得到善待，在药物副作用和孩子频繁的情绪爆发之间他们左右为难......我也看见了一些心智障碍青年虽然已经成年、但依旧生活在父母庇护之下的困境；看见了他们的手足打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未来要照顾哥哥姐姐的人生使命......
这些他人的故事也时常把我带回自己的生命记忆中，让我意识到，照护中的困境其实不止是个人或家庭的难题，也是我们身处的某种社会现实的反映：在家长们的警惕和焦虑背后，是监管机制的匮乏与道德转型引发的信任危机；在他们过度保护、有时甚至变成了某种管控的做法背后，是一个对障碍者充满了歧视和排斥的社会环境。这一切也迫使我继续思考，如果我们不愿意让照护者陷入这些两难的窘境，让照护变成个体和家庭独自面对的抉择与取舍，那么在公共服务建设、支持体系打造，以及社会行动等层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人类学的训练教会我，做照护研究，不止是诉诸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脉络去理解他人的照护逻辑，理解别人如何想象生老病死，同时也是要将“照护”当成一面观察世界的透镜，并且通过他人的故事来反思自己。同样，做这档节目对于我来说，也不只是在向公众传播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知识领域，它更是我和大家一起，在聆听他人的过程中，重新修习自己生命功课的契机。
何为“照护”？为什么我们关心？
我们这期节目的标题是“Why we care?” 我在这个题目使用了一个小小的双关，一方面我想要去讨论，人们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在进行照护这项工作；另一方面，我也想要阐述，为什么照护是一件值得大家去关心的事，照护何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回到节目的主题词。究竟什么才是“照护”呢？其实这个词汇在中文里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以前大家更熟悉的表达是照顾、照料。这些表达在英文里都可以追溯到 Care 这个词，但 care 本身的意义是多元的，也很难在中文里找到唯一对应的翻译。
比如 caregiving，指的是我们投入一定能量来满足他人需求的行动，而一个人增进自我身心健康的做法则会被视为一种 self-care；我们常用 care about 来表达情感上的关心和在意，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的疾苦漠不关心则会被称为 uncaring person；医疗场景中的 medical care 指的是一种基于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服务，而国家安顿公民生老病死的福利政策、支持体制则会被称为 care regime......在不同情形下，care 可以被表述为“照顾”“服务”“关怀”“保养”等，这些随语境而变化的意义也打开了我们在行动、情感和制度等等层面去思考和讨论 care 的不同思路。
在最微观的层次上，当我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它通常所指的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比如给婴儿喂奶换尿布，协助老人如厕，买菜做饭、洗衣打扫……然而，正是这些看上去琐碎庸常的小事，维系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运转，让我们即便在生命陷入脆弱的时刻，仍然能保持人之为人的尊严。正因如此，当 care 被翻译成“照护”时，也意味着我们不止把它当成一项工作、一种劳动，更把它当成一种维系人格尊严的道德实践。
照护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是一个与医疗场景相关的词汇，比如当我们罹患慢性疾病，需要漫长的康复支持，或是当家人因年老而机能衰退，需要旁人的协助才能满足基本生理需求时，照护似乎才是一件被提上日程的事。但事实上，照护并不是我们在遭遇病痛、残障、老龄这些情况时才会产生的特殊需要，它实际上伴随着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历程，我们从襁褓里的婴儿长成可以自立的大人，维持着每天必要的营养摄入、生活环境里的卫生洁净，这一切都要仰赖他人提供的照护。而当他人需要我们协助，当我们给家里的猫狗喂食，接孩子上学放学时，我们也在扮演着照护者的角色。
可以说，人的一生就是在“照护”与“被照护”的角色交替中向前行进的。尽管这个时代弘扬的是“独立自主”的价值观，“依赖”被视为一种负面状态，但贯穿生命的照护提醒我们，相互依存其实才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遍处境。
在一种比较抽象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照护（或者说 care）视为一种对生命脆弱性的回应。这种回应可以是行动上的照料，也可以是道德情感层面上的“关心”和“在意”。而这样一种对脆弱性的回应不止发生在自我与他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人与动植物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因此，看似微不足道的 care 也可以上升成为一个政治哲学命题：当我们在谈论谁来照护、如何照护时，这些平凡而具体的事务往往折射出，我们渴望与他人、或者其他生命建立怎样的关系，以及我们期待用怎样的原则来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
“反照护”时代的多重危机
套用研究日本高龄者照护的学者 Jason Danely 的一个比喻，照护之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就像城市里下水管道、电缆这样的基础设施，它们常常被埋在地下、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一如照护的工作总是被塞进厨房、厕所、床边这些不起眼的角落，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理所当然地存在，唯有出故障、出问题的时刻，它的重要性才被察觉。在今天，正是由于种种照护危机的浮现，这个过去长久受到忽视的问题才开始得到重视和讨论。
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 anti-care（或者说“反照护”）的时代，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狂飙猛进，效率和利益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凯博文的这一结论源于他对美国医疗领域的观察批判。他发现，今天的生物医学教育倾向于把病患所承受的苦痛简化为病理切片和生化数据，而电子化的医疗责任管理系统将医生绑在写病历的任务上，使他们不得不压缩与病患沟通的时间。相比于投入精力去理解病人的生命史，医生们更加依赖药物和手术刀的力量。这一切都使得“照护”的内涵正在从“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剥离。
对另一位人类学家安玛莉·摩尔（Annemarie Mol）来说，医疗体系的照护危机体现在，治病这件事正在被一种“选择的逻辑”所主导。她发现医护工作者越来越像商场里的导购，他们的责任只是事不关己地给病患和家属提供不同的治疗选项，陈述每种方案的风险。究竟要手术、化疗还是服药，要激进干预还是缓和治疗，最终要病患和家属自己来决定。一旦“做出明智的选择”变成了最重要的事，那么当治疗方案遭遇失败、或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时，我们似乎就只能把责任归咎于做出选择的自己。
医疗照护的危机只是广阔社会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左翼学者经常批评说，新自由主义社会从设计原则上就是缺乏照护精神的。新自由主义提倡公民自食其力，为自己负责，在有限的资源供给之下，将人们推入无止境的相互竞争中；鼓励大家关心自己的利益，漠视他人的苦痛和脆弱。在这样的社会里，当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遭遇病痛、失能，照护往往变成了对于个人和家庭资源能力的考验。消费不起高质量照护服务的家庭只能依赖亲人的长期投入。
对照护的亲属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天长日久的陪伴与看顾，或许也意味着生涯轨迹的改变、逐渐收窄的活动空间和不断被挤压的自我。当它有一天终于变成一种难以继续承受的压力，似乎唯有用死亡才能结束一切、让彼此解脱。从 2021 到 2023 年期间，仅香港一座城市就发生了 8 起家庭照顾者杀人事件。这些残酷的伦理悲剧也提醒我们，缺乏支持的照护只能导致对照护者个体的过度消耗、和被照护者难以维系的生活质量与体面。
照护出现危机，也并不总是源于照护的匮乏，有时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于“照护”这件事有着一系列的偏见和预设。比方说，我们常常会把对孩子、残障者、老人的照护责任理所当然地归于家庭，然而正是这样的想象，成为了许多国家削减对于弱势人群提供福利支持的借口，而填补这种福利空白的往往是家中的女性。
再比如，每个国家、社会都会发展出一套关于照护的价值排序，认定什么样的人更值得去照护、什么样的问题更值得去关切，而这种价值排序也影响着公共资源分配的方式。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时期，一些国家依然选择投入大量的财力去购买军事装备，相比之下，那些承受着疫情威胁的医护人员、老人、穷困者、失业者得到的支持和保障则微乎其微。另一些国家则在防疫过程中，选择把照护的范围局限于“自己人”，以保护本国公民的名义把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移民阻挡在国境之外。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照护的不同尺度与视角之间常常发生对立。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对有权势者的照护往往意味着对低阶层、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剥削。而这种矛盾也体现在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上。需要承认，现代医学照护人类健康的能力不断增进，是以牺牲其他物种的生命为代价的。为了积极研发治疗疑难杂症的药物，我们长期默许制药行业进行残酷的动物实验，而很少人注意到，在这项以治愈为名的“高尚”事业背后，是肆虐全球的灵长类动物捕猎与走私贸易。
这种剥削一些生命、换取另一些人福祉和利益的照护真的可以持久吗？在照护这件事上，我们真的可以只在意眼前和附近，不看远方吗？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曾以关心地方发展的名义放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采，而今天，在对气候变化日益明显的感知中，在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咽下的每一口食物中，我们都在承受着短视的代价。在一个更加广阔和长远的尺度上，照顾好其他族群、物种，以及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星球，或许和照顾好我们自己与身边的人同样重要。
松动迷思，展开良善照护的想象
在今天的中国，80-90 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正在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面对医疗成本的水涨船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照护已经成为整个社会都要回应的命题。
然而照护这件事，从来就没有简单的答案、统一的解法，它的界限往往是微妙而复杂的——比如，如果我们把照护视为一种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和技巧的劳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就只能拿到微薄的报酬；但如果我们太过提倡专业主义，也会因此忽视朋友、邻里关系这些日常的、非正式的照护力量。再比如，仅仅将照护视为一种劳动负担，会让我们难以看见它给照护者带来的救赎与滋养，但如果我们因此把照护关系想象得太过温情，就会掩盖实践过程中肮脏、琐碎、令人疲惫的一面，以及照护中常常蕴含的控制与暴力。
当我们进入照护或被照护的处境时，要做出适当的行动选择，往往离不开对这些微妙界限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具体的照护情境中，去直面实践过程中真实的张力，重新审视自己在照护这件事情上固有的观念和想象。
这档节目请到的嘉宾，既有深耕照护议题的研究者，也有在照护领域进行实践探索、或以照护为方法来进行社群营造的行动者。在这档节目中，我将和这些学者、一线从业者、艺术家们一起，从家庭、养老、精神健康、临终关怀、人与动物关系、社会设计等领域出发，打开照护的多元样貌；在劳动实践、政策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生命教育、艺术实验等不同方向上探索照护的理想方案。
我们关心的问题包括，从传统到今天，为什么照护总是“女性的”任务？在家庭之外，照护还能依赖于哪些力量？当长辈步入老年、而子女无法陪伴在侧，养老院能否成为一个可靠的选择？当个体遭遇精神健康危机，医疗部门、社区和家庭可以怎样协作、来为这些受苦的人编织一张避免坠落的安全网？对末期病患而言，怎样才算“好好离开”？在陪伴末期病人的照护中，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当伴侣动物成为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存在，对它们来说，怎样才算是好的关爱？野生动物保育的经验，如何帮我们想象一个人与其他物种共存的未来？以及，游戏如何启发玩家反思原子化社会的脆弱性、共同构筑一个去中心化的关怀社会？
如果你正深陷于照护的困扰，希望这些讨论可以帮你化解一点焦虑，增加一点承担和行动的勇气。如果你即将要承担照护者的角色，希望聆听他人的故事可以帮你提前习得一些沟通和相处的智慧，让你更加懂得如何使用技术、联结资源、营造一个可以接住自己和他人的支持网络。如果照护对你来说还是个遥远、陌生的话题，也希望我们的讨论可以增进你对这件事情的兴趣、理解和想象力。
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留言区分享你关于照护的思考和困惑，或对嘉宾和我进行提问，在节目播出期间，我们会试着通过声音回应大家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邀请所有愿意分享自己照护故事与经验的朋友来信【信箱：emma_an11@outlook.com】（文字或录音，或两者皆有），我会选取部分来信在节目中进行分享。你的经验也许会为他人点一盏灯、开一扇窗。让我们在书写和交流中，成为彼此在照护道路上的支撑。
下一期，我将首先和大家从性别、阶级、亲属关系和科技等维度来聊聊，在这个全球流动的时代，照护这件事可以托付给谁？
2025.01.02
精选评论
共 41 条太需要了，期待每周的更新，安老师讲得好好呀~
在《圆桌派》里，窦文涛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大意是说“每一个家庭的照护方式，就是他们家最优的方式”。任何一个外人对这家人的妄加评判和建议，其实都是无效的。如果你不是常年24小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就一定无法理解很多他们的做法，和所遵循的某种逻辑。多数常年付出的照护者，能给被照护者提供比较不错的衣食住行，就已经耗尽了全力，心理上的陪伴是非常奢侈的。也许科技的发展能让AI 协助其中一部分工作，感觉人手是真的不够用了。
安孟竹Emma （主讲人） ：对。不过每个家庭的照护选择背后也是这个家庭在什么具体的处境中、拥有怎样的资源和地位，导致他们能够/可以/不得不做出怎样的照护安排，所以问题在于通过care的具体安排来透视社会现实。但我不会从高层次的社会现实出发去评判每个家庭具体的照护选择，这样就落入了社科方法里所说的层次谬误的陷阱。
corner_m ：既得利益者当然不需要（想要）被评判
头一次因为优惠券发现节目上新，盼了好久的照顾终于来了～～
揭开这个世界中一些曾经或现在并不被看见，被认为没有价值去观察的地方，温柔与坚定的看向人世间的个人和家庭的痛苦😣
想起了香港电影《白日之下》，讲述香港的一家高级养老院，表面一片美好，实则人间炼狱。护工们将老人们脱光衣服，赶到露天天台，用高压水枪挨个儿冲洗。院长性侵里面的被看护者，却一次次逍遥法外。 电影主角是一个记者，她冒着风险曝光了这一切。养老院后面被连锅端，但是这里面的很多老人却骂她，称她的曝光让他们无处可去~
安孟竹Emma （主讲人） 回复 dan ：其实并不算是污名化。白日之下电影的天台冲水部分，取材自2015年被香港媒体报道过的剑桥护老院虐待院友的真实事件。起初提供新闻素材的，正是隔壁楼的居民，ta透过窗户拍到了这一幕。
跳鱼 ：照护虐待确实是比较普遍的问题，需要严肃对待 ，想出解法
其实我也是挺恐惧和不安的，变质孝道、有毒男性气质、支配性男性气概、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极权和父权、过度防疫与战狼外交导致现在经济不景气、随机伤人事件频发、战争、极端气候等一大堆问题，不管你早上出门还是晚上出门都会遇到各种攻击歧视包括辱骂女性的脏话粗话等，游戏、互联网等上面也是各种攻击歧视女性，变相处女情结，人们一边说等待并心怀希望，但一边制造各种绝望，我也希望正面面对恐惧和不安让它们成为照耀你前方道路的光辉，但是说得容易做得难，大家不平等互助，这些只是一味地喊口号罢了。好在有安孟竹，感觉他的声音有治愈效果，这期我会反复听，除了我没钱没办法买接下来的节目外，也希望可以限免开一些节目，主要还有我真觉得在当前动不动宏大叙事然后把人当代价的现在，能关心具体的个体真的很难得。
安孟竹Emma （主讲人） ：明白，很多人认为care是这个世界的问题，也是这个世界的解法。但究竟要怎么去care？如果不让care留在口号的层面，我们可能还是要发展出更多具体的care策略和方法，并且从不同角度去追问为什么我们不care了……其实第二期的标题其实也隐藏了一个双关，反问式的表达一下当下的社会氛围（who cares…谁关心呢？）
照护确实无法简单的一概而论，不顾环保的经济发展与为环保牺牲底层，新自由主义的在乎个人发展与其它一些观点对个人的道德绑架，只在乎人类的本位主义和不把人当人的极端动保、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子化和以集体为名义剥夺个人……中间应该有其平衡，况且对孩子的照护尤其重要，现在的弱肉强食、厌童、厌女等其实和每个人的童年经历有关，我们如果没有童年也就没有现在，如果大家不被中国式家长残害也没必要重新养育自己，我们也是人口老龄化才开始注意照护，孩子往往被忽视歧视，这个节目似乎也是。
corner_m 回复 张鹏青 ：确实读了两遍没看懂
张鹏青 ：我建议你不要用各种各样的社科类的大词来形容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
马上学习！！！
听之前我的思维有些本质化，思考为何照料不起眼，认为解决根本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比如让照料绑架为高尚高级的，虽然它是高尚高级但思维绑架非常天马行空（像父权思维那样绑架哈哈），安老师的话让我认识到照料的现实与复杂
准确地说，是只有女儿来做才肯放心
其实有些时候是老人虐待老人，比如70岁的虐待90岁的，然后90岁的老人特别是一些老奶奶是被父权文化残害的一生，是被渣男施暴的一生，这样活着真的有意义吗？更不用说我们人类这种生物残忍自私邪恶，为什么实现平等自由博爱一定要人类呢?也许有的物种比我们还强呢！如果有物种可以真正实现平等自由博爱，能更好地实现照护，我们人类应该把位置让给ta们，不然就是人类本位主义，那些环保动保不是讲牺牲和付出吗？怎么这个时候放弃了呢?我的话看你们怎么理解，是要讽刺一些人极端，还是讽刺我们人类不行呢？
安孟竹Emma （主讲人） ：感谢留言，其实如果你听到跨物种那期的话，就会发现，我们恰恰是在表达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而且活在复杂的生态链条之中，人的能量其实很有限，所以care也需要从anti-humanism的角度来理解，理解人的局限性、做不了什么、受制于什么。所以这个系列节目虽然取了“如何可能”的题目，但很多时候是在向听众传递，care是如何不可能、如何充满冲突的。
主流社会是虚伪的一边发明各种疾病、把别人逼到按照他们的定义下的发疯，一边又要伪善地帮助对方，但结果其实还是把问题归结个人说别人不行，一边优绩主义、优胜劣汰，一边又要提倡什么平等，就拿抑郁症为例，我更多想把它称呼为抑郁现象，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人的精神能力有限，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摆，变成抑郁，面对这个所谓的正常社会恰恰是需要消耗很多精神能量把原本200多种反应变成只有几种来迎合所谓的正常，可是现实呢？主流不会去思考，反而优绩主义从小就让孩子很卷就连拉屎都要计时如果到时间就要缩回去只拉半截等下次再拉半截，这样才好让孩子变成未来权力与资本的韭菜人矿为1%的人卖命，而精英的女性恰恰很多只是伪善地只考虑自己，动不动说呆不爽就别呆没考虑别人的情况，所以要谈照护就先抛弃伪善，不要逼迫别人还要说要治疗别人。
张鹏青 ：太过极端的言论
脑干死亡意味着人的生命活动已经基本终止，康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脑干是人体的生命中枢，它控制着呼吸、心跳、消化等一系列重要的生理功能。脑溢血导致脑干死亡后，这些维持生命的基本功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虽然可以靠医疗设备短暂维持部分身体机能，但从医学角度来讲，已经无法恢复。
安孟竹Emma （主讲人） ：其实是这样的。但越是基层医院的医生（我们那时候是在县城医院），越不会用专业主义话语来说服家属，而是依照家属的意思来做事，家属里只要有人不忍心、难以接受维生设备就撤不了。毕竟维生设备的消耗，也会给医院带来利润。这个题目也会在安宁疗护那期里做反思
跳鱼 ：第一反应也是这样。可是有些家庭与个人，其实或许可以有一些自主的选择。
今天在路上听了这期节目，真好，跟我们学医的视角不一样。良善照护，有点像我们的“优质护理”。但良善一词，突破了人之间的界限，更显慈悲。我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了我的学生们，有的已经听完发表感受了😄
在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如美国，医疗是去中心化的、由公立和私立医院、政府和私有资本共同组成的体系。其中值得一提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部分身障人士皆可通过联邦政府资助的Medicare项目享有免费医疗，低收入人群则可通过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资助的Medicaid项目享受免费医疗
安孟竹Emma （主讲人） ：感谢留言，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某种purified entity,它在现实中总是在和不同的政治架构结合，成为某种具体的变形。文中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更趋近于指涉它的意识形态层面。其次，美国的医疗组合在制度架构上确实是比较多元的，但问题也很大.比如Medicaid只覆盖有国籍的公民，药厂变成最大盈利方、公私医疗服务的质量差距（公共医疗系统里资源压力也很大）、慢性疼痛患者缺乏支持导致民间阿片类药物泛滥、失业之后也失去保险等等……奥巴马的ACA想要弥合医疗资源不平等的问题，但锈带底层依然很难在生活社区里找到ACA覆盖的服务提供者。当然，我们的问题也很多，且公开的讨论更少。
默默 ：是的，所以说奉行新自由主义，就好比我们奉行的是“社会主义”，终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但是谁的实际reality距离理论更遥远，是flawed reality和purified entity之间的关系，还是Bleak reality和Glorified ideology之间的强烈对比，我们是不是也要拿来看一下呢？我很没想到，一个知识精英的回复，同样也偏离了问题本身。通过挖掘对方实施层面的缺点来获取自己一方制度层面的“合理性”性”，终究不是有意义的论证。我可以理解为了节目的存在不去触碰“敏感”问题，但是主动去遮盖这些问题则是令人费解的盲目民族主义上头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