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来讲一个很妙的故事，可能是我整个《故事便利店》第三季的咖啡屋哈拉时光里最妙的一个。

大约也是三十年前，当时我大概二十八、九岁，研究所毕业——这里我先讲一个前段的情况，大概我在念研究所快毕业的时候，当时我的一个小说老师，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台湾很大咖、很重要、很红的一个小说家，我后来跟这个老师闹翻了，大概几十年没有讲话、没有联络，但是我要用人类、人性的一个很持平的回忆来回想。

当时我二十六、七岁，我老师那个时候大概也才三十六、七岁，意气风发，是个天才。当时台湾大概九十年代初就是那样的一个时光，我自己现在的年纪已经远超过我老师那个年纪二十岁以上了，可是我还是会很有一种迷惘或感恩。当时他们——不止他，他跟他们几个那个时候在台湾也就是三十六、七岁的，刚好碰到出版大爆发、解严，报纸大喷发，他们真的是鲜衣怒冠、灿烂发光。

可是，他们的性格里为什么会有那种很奇妙的品德，就是他们会去提拔年轻创作者。可能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很臭屁，可是我那个时候是个什么都不是的家伙，我是二十六、七岁在文化大学这么怪的、和外面没接触的地方，吭吭哧哧写了七、八篇小说，自己现在回头看我第一本小说，其实我自己现在都会觉得，这种书不要出版了。可是我这个老师竟然会把我这些稿子——那个时候都是手写稿，而且我的字超丑，密密麻麻，我还不会写在稿纸的格子里，都是写在稿纸翻过来的，以前那种六百字稿纸的背面，我是翻过来写在白色的部分上，密密麻麻很像炒米粉，一叠，放在我的阳明山湿湿的宿舍。

所以一叠稿子，他跟我要，我就给他，他把它拿给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出版社的——后来也是出版社大咖，但是当时也是跟我这个老师一样整天喝酒，有点流氓气，有点江湖的那种气质，以我现在年纪来看，那种三十六、七岁很有才气的两个家伙，我会觉得这是两个屁孩。总之他们就弄了一些新的出版物，就把我的小说给他好朋友出。

但当时的我其实——我现在遇到很多，我后来在大学、研究所的创作班，也有教年轻的天才小孩，大陆、香港、台湾都有。我很感慨，就是我自己知道我年轻时候二十七、八岁就是这个死样子，你就是非常怀才不遇，非常骄傲，你其实是一个超强大脑，特别在小说的秘境里，你写出了那个小说，你绝对是敝帚自珍，绝对是觉得，我的小说比博尔赫斯的还屌，比马尔克斯的还屌，绝对比莫言的还屌，就是这种想法。可是你又完全连发表都没有机会发表，我知道现在的世界、现在的年轻创作者应该更辛苦，世界的讯息、网络平台炸开的讯息是我们那时候的千百万倍。

其实我觉得，三十年前台湾台北的出版时代，现在回想都已经算是最好的时代，但是那个时候台湾人口就这么少，市场就这么小，所以我根本不知天高地厚。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小说稿现在都是打字，现在、后来年轻人都是打字写小说的，而这之后交给出版社，其实被拖稿、被压稿是很正常的，你的书其实出版社跟你要了，尤其这种纯文学，我听过的，压两三年都不在话下。但是当时我二十六七岁，我认真讲，我不是一个傲慢的人，我那时候也不太会跟外面的人讲话，非常封闭，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这一批稿子——我会有这种想象，我这批稿子有一天能出书了，我就自杀了，或是我在路上被车撞死了，我都甘愿。

当然现在的我不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我真就是那么认为，你就感觉，你花个三四年毕其功在那几篇小说上，可是它就被拖稿拖了一年。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Email，手机都没有，我自己电话都没有，还住在山上的宿舍，人家打电话给我还要房东老太太叫我，我再跑到房东太太房间听电话。所以我心里这就变一个，说不出的、你没有办法对话的、没有办法去进行卡夫卡式提问的状态，比如问那些出版社你们有没有出我的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脸皮又超薄。

 

结果后来大概过了一年多，有另外一个出版社的女编辑，这个出版社其实在台湾是出畅销书的，是出《哈利·波特》的，是出琼瑶、三毛的，就是那种超级有钱、畅销的出版社。

这个女编辑其实就是“老板娘”，这老板娘她其实——我讲老板娘你会以为她很大咖，也不是，她很柔弱，她是一个很没自信，讲话非常温和、非常低俯的一个人，对我这样一个年轻的，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很自闭，可是自己鬃毛很珍贵，自己是一只麒麟的人来说，她是这样客气。

她请我喝了咖啡，当然她就跟我要书。当时我好像也得了一两个文学奖，但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是，文坛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但她就非常客气地来跟我要书，那还好我自己后来又有个六、七篇稿子，我就把后来的这些稿子给了畅销出版社的老板娘，因为他们要开一个书系，是出纯文学的，比较小众。

我不觉得这是件事，但就没想到这个事给我那个老师，和他出版社的哥们朋友知道了，他们非常愤怒。我现在年纪渐大，其实不是我现在——我大概后来三十几、四十几岁以后，我就会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江湖规矩”。我在描述这个状况的时候，现在是已经隔了30年，所以我觉得，就像是很客观地，在回看一个玻璃球、雪景球里面的状况，确实我能理解，这是所谓的“江湖规矩”。但是在一个比较小市场的、纯文学的世界里，一个纯文学出版社要出年轻作家的作品，其实要扛——如果这个出版社的老板当时也还是一个年轻人，他在他的出版社，要承受他老板给他的销售压力，而三十年前他有他的理想，他要出一个系列，好好出一个纯文学、小说系列。而他的好哥们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小说家，拿了他背书的，他说这未来是最好的年轻小说家的稿子给他。

所以他们会觉得，我怎么年纪这么轻，还没有出书，就会玩这种两面功夫，我怎么会又给他们书，又给别家出版社。你说如果我是周杰伦，或者我是蔡依林，我就好像是在不同的大型唱片公司跳槽。

但是当时我不那么觉得，我会觉得，你不是压我的稿嘛，我又不晓得纯文学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出版市场，生态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我不晓得它有一种江湖规则或道义，我其实不能答应另外一个出版社。我后来自己还蛮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我内在的结界。

于是我就又去跟这个老板娘——畅销书出版社的老板娘说，很抱歉，我很对不起你，你看我不会处理这种人际关系，那时候我也二十六、七岁，我就在咖啡屋就跟她讲说，很抱歉，我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结果这个老板娘眼泪就流下来。

你知道，以我当时那个年纪，我是读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我内在养自己的，其实是这种小说一直在叩问很绝对的，“人心”这个问题。后来我三十几、四十几岁，才会有所谓的人情那种陀螺仪，有更理解人世间的各种情况的能力，才不是一个单一判定好人、坏人的思维。所以我当时就出现了一种悲壮，我就跟这个老板娘讲说，好，你只要答应我，我先出了我前面老师的朋友要做的书，他那本书出版以后你再过几个月再出，好歹你这边不要变成出我的第一本小说，她就流着眼泪，很温和，双鱼座，就是很柔弱。所以，她比起我刚才前面讲的我老师和他哥们，他们等于像是所谓当时台北的、文坛的强豪。我心里的认知就觉得，这个老板娘是一个弱女子，双鱼座很柔弱，像个小可怜。但后来就没事了。后来我老师跟这个哥们另一次又找我去酒吧喝酒，他们整天在酒吧混，所以我的第一本小说还是在他们那边出，我老师当时也很够义气帮我推荐。

其实我很想跟年轻的小说家说，你所出的第一本书，你可能会觉得非常重要，可是其实如果你是要做一个持续二、三十年写作、写小说的人，这第一本书其实是跟这个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的书当时出了之后，我会偷偷跑去诚品看，发现它出现在新书出版的书架平台上，一个礼拜后就不见了，我就非常难过、沮丧，发现我的书跟这个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

总之后来我研究所毕业，也没有工作，我太太那时候在念博士班，我们也刚结婚，无所事事，我又写了一点点练习，那时候还不会写长篇，其实就是练习做了一些梦的笔记。有一天这个老板娘，就是出了我第二本书后——第二本书当然也没什么回响，在我讲的那个出《哈利·波特》的出版社出了，那书现在恐怕都绝版找不到了。其实她在那地方做得没有很愉快或者没有很成功，她跟我约见面的时候，是一个对出纯文学非常有理想，非常梦幻的一个人。我那时候大概是二十八、九岁，她其实大概四十多岁，她讲话比较口拙，不会理论，不是我们这种读书人。

你要知道，其实这件事是非常荒谬、非常奇特的，我到很后来才知道，这个老板娘她当时成为台北出版界的一个奇事，大家觉得，她是哪冒出来的？她为什么能要到一些很难要到、都是很孤僻、很不容易出现的人的作品，她怎么有这么好的眼光？她真的有这种很奇怪的能力。可是其实她真正的力量是出畅销书，跟我们的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出一些我很瞧不起的，那种讲股市、讲投资、讲人生鸡汤的畅销书，在90年代的台北。

她后来被挖到另外一个出版社，也是一个大的出版社，等于跟原来的大出版社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个大出版社就给她两条线，一条线就是出畅销书，一条线就是出非常纯、比任何纯文学出版社还要纯的出版物。

但是我这个老板娘——我不是说她是文盲，她其实完全不懂纯文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品质，她有一种对人真挚到不行的、一种双鱼座的梦幻感，她会不像出版社的那些老板，没有那种傲慢，没有那种臭屁，她会去找这些本来就很怪，包括年轻时的我在内，这样品质有一些奇特的小说家，本来就是一个很小众的群体，而这些人的个性比较孤僻，但老板娘都会得到他们的信任，书就交给她，很奇怪的一个情况。

她后来跳槽到大出版社下面做的这个书系，做得也很漂亮，干干净净。当来我在2010年到大陆，看到大陆后来的书很多都做得非常有品位，非常漂亮，可是我们那时候90年代，书还是一种很混杂的东西，可她的书当时就做得非常安静、幽静。我记得那个书系叫做“猫的夜瞳”，很美的名字，我帮她——其实她来找我，她给我一个月好像七千人民币，对我来讲，当时我觉得蛮多钱的，我住在阳明山，我也没有工作过，所以我就去做了。

但是我大概去做了一个月，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上班，我在办公室，我大脑的观测仪是开机的，我感觉到办公室里各式各样的角色，当然你到了办公室就发现，这个老板娘不是她平常以朋友之交面对我的样子，她是出版社，我是作者，她就是老板。可是她很会讲一些客气的话，很弱势的话，后来我就跟她说，我可能不做了，我想写作，我没有办法做，她又是在办公室，眼泪又哗哗流下来，后来我又屈服了。

但是后来的模式就是变成说，我住山上，我开一辆破车一个礼拜下山一次。其实我觉得，当时我是那种超强大脑，我可以帮她看稿，我不知道她去哪里弄来一大堆，那个时候稿很多是手写稿，各式各样的人稿子，我帮她看稿，看什么样的稿是可以出的，我帮她写封底文案。那个时候还有报纸，不是现在的网络，那时候出版还有一定的市场上的能量，所以都还会在平面报纸上登出版的广告，我帮她写这些出版书的文案，这样大概也应该有个三年了。

 

 

那好，我的故事要开始了。

有一天这个老板娘就拿了一封信——我帮她看了三年各种稿子，帮她审稿，其实等于说事实上我是一个“影子编辑”，我是她最纯文学的这条线、“猫的夜瞳”这个书系，我是那个真正在有感情地看这些稿的人，帮这些稿写书封底文案的那个“影子”。后来我在看略萨有一本小说叫《胡利娅姨妈和作家》，当时我们翻译叫做《爱情万岁》，里面有一个躲在地下室的剧作家叫卡马乔，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很像这个角色。

有一天这个老板娘她就拿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非常老的文人，用以前上一辈人的那种信纸，非常端正的钢笔字，非常漂亮的字迹。他就写信来询问这个老板娘，而且还是写“某某女史”，就是一个上一辈人的说法，非常像文言文。

你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吗？是木心。

是的，就是后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的木心，这是一个神人。这个神人木心，我那时候对木心的理解——我也是后来前几年听我台湾这边的老师，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诗人叫杨泽，他跟我聊更多西方的、希腊的文学、雕塑跟中国的古典诗哲学这样一个苍穹、穹顶之后，我才比较略能体会。但其实我还是不能理解木心的诗，他那些像古诗、像俳句的诗。

可那时候竟然是这个台湾的出版社——当时老板娘所在的出版社，是在台北罗斯福路的一个大楼里面，其实那个街景我都记得，让我内心每次都非常忧郁，因为出版社就很像一个蜂巢，像一个蚂蚁巢，里面办公室挤满各种不同部门的编辑。因为他们是大出版社，他们出各式各样有自然科学的书，有畅销书，有跟教育有关的书等等。我每个礼拜去领了那些稿子，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有Email，领了那样一叠叠书稿以后，那时候下面有一个廉价的咖啡屋，里头还可以抽烟，我就在那边拼命写，有的我会带回阳明山。

说回来，木心写信给他不认识的这家台北出版社，他大概有朋友跟他说，这家出版社的书很有品位，他其实只是要请我的老板娘来出他的一本书。那时候在大陆，可能没有人知道木心，我讲真的，1995年、1996年的时候，各位真的可以去查，那时候大陆没有人知道木心，木心那时候人是在纽约。台湾那时候是从《联合文学》或者说从《中国时报》，不同的人有发过他的小说。木心在纽约待了20年，有一些神人知道他，包括后来大陆的陈丹青，等于是陈丹青把木心介绍给大家，包括钟阿城等，都跟木心是很相似的，亦师亦友，包括我觉得我的老师杨泽也是，他诗写得也非常好，可是他对木心也是一种忘年交的感情，他们都很佩服木心，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作者，一个艺术家。

可是这也是后来过去这十年，我才从大陆的出版、大陆对木心的重视，木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文人的心灵时，你才会知道他在文革碰到的一些事情，他当时有数百万字的稿子已经在当时就被销毁，他坐过牢，但他从来不露苦态，从来不说这些往事，这些我当时全部不知道。但是因为我在阳明山，我大学的时候在台湾，当时台湾有出版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温莎墓园日记》，以及一本小说集叫做《琼美卡随想录》。我大学的时候是真的非常——我也不知道木心是谁，我是把他混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什么王安忆、莫言、余华里面来读，这些当时我们在台湾刚开始能理解的大陆小说家，也可能跟马华的李永平混在一起读。当然还有跟西方的这些，自己没有系统读的、西方的大小说家，还有拉美的这些小说家。

所以以我对木心短篇小说的熟悉程度，我就读那么两本，一个是短篇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还有一个是《琼美卡随想录》，其实像是他在那边跟好像希腊哲人在讲一些——你根本也不知道那些希腊哲人是谁，或者他们讲过哪些体系、哪些话，可他好像可以跟你这样讲，讲魏晋的这些人谁是谁，品评人物风流，好像就是谁也都不过是二流角色，木心都是这样，好像真的如果谁现在认识他的话，一定觉得他这句诗写得很好，就是那样。

但他的信是非常尊贵地、非常认真地，非常有上一代人敬意地，写给我这个老板娘。你想我这个老板娘是一个在台北要去跟畅销书作家约书稿的人，老板娘就很害怕，所以她就请我以她的身份，所以我很奇妙地，假装成老板娘的口吻，以一个女子的身份，以女性第一人称，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木心的爱重，提到我多爱他的短篇小说，我觉得他的《温莎墓园日记》写得多好，里面哪几篇很好怎样这样，我真的跟他谈，就在信里面写。但笨拙的我其实不是很会写这种上一辈的文字，我就努力地、文绉绉去写，我老板娘再把它誊一遍，变成她的信，那个时候没有Email，没有电子信，还得寄去纽约。你知道以木心他人生经历这么多，他的胸怀是宇宙级的，他的阅读是纵横数千年的，是对人类文明的思考，不止文学，不止诗，我不太知道他的学问是怎么来的，而在艺术上他又是一个那么厉害的画家——

可是没有想到，木心真的认为还遇到知音。

很多年后，我有另外一个机会，是跟着前面讲的那个发飙、耍流氓的老大哥一起到乌镇看过木心，木心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30年前，是这个老胖子假装成女出版者，他还跟我讲说——我这个老板娘后来癌症过世了，不多说，蛮多年前，就是我离开她出版社没几年，她就癌症过世——但是他就认为他遇到知音，他在很多年后还在外人面前说，这是一个奇女子，他不晓得台北竟然有这样的奇女子，他觉得那是真正懂他的知音。

但回到当时，于是他写了回信，我就陆续跟他通信，我以老板娘的身份，以“无知小女子”的形象跟他通信。可是我根本不知道，那些几十年后成为经典的《巴珑》《我纷纷的情欲》《西班牙三棵树》《素履之往》《鱼丽之宴》等等，他当时就把影印稿都寄过来了。我根本看不懂，不知道这是什么，不符合我在台北当时受到的、那么有限的、现代诗的空气和习惯。这个老板娘当时本来就双鱼座，囫囵只是想出他一本，但是远在纽约的老先生嗨了，他把手稿好几份都影印以后寄过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处女座，我觉得他是非常严谨的，非常相信这些人，把这么珍贵的东西交给你了，而且每一份他自己写了“这在文学史会有怎样地位”的说明，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木心，并不是后来现在你们知道的木心，那时候木心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知道他，很佩服他，或者在纽约，比如我刚才讲的像杨泽，可能他们这些人很尊敬木心，可是他并没有像后来在中国大陆十几年前，像一个宇宙爆炸炸开的木心。

所以，当他突然要求我双鱼座的老板娘，你想她是要出畅销书的，她是要出那些股市、心灵鸡汤的人，突然寄出了这六七本书的书稿，等于是把他的小全集就交给台湾出版社了，老板娘反而很发愁。我记得她跟我开会，反正她就是个双鱼座，好像又要哭，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必须在以她的那种迷蒙、尊敬、感动可是又要道歉的口吻给木心写信，说我们出版社真的地位有限，最后回信给这个多疑、学问大、自尊心那么强、自负的木心，我觉得真的很好玩。

后来，老板娘又离开了这家出版社，而木心这套书出了，这个出版社叫元尊出版社，其实等于是地球上真正出了第一套，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些木心现在大家会整套收藏的、在大陆有出的作品，后来台北也有再出他的全集，包括他的《素履之往》《西班牙三棵树》《我纷纷的情欲》《鱼丽之宴》，其实是我后来很认真地跟老板娘讲，说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我们能够这样出，他信任我们，我们要把他扛下来，并且要去和真正的出版社大老板争，要所有的书稿都出版。

我觉得这就像是我用灯管吹出来一个幻梦，很有趣，我现在回忆起这件事，讲起来内心还是说不出的痛快和畅意，那时候我才30岁，我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大才气，大灵魂，真正的怀才不遇，真正吃到生命那么大或民族那么大的疯狂和苦难，可是他静静地在他的世界一砖一瓦搭出那些诗，那些“即兴判断”，而我后来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可以有这样一个奇妙的缘分。

 

顾城的这本小说《英儿》，后来本身事件性太强大，而他的诗又太美。当然我后来也让自己安心，本来我这一系列节目，就是想象去给20多岁的创作者，讲讲我自己20多岁时，对所谓20世纪的某些小说对我的启发，或是说情，就是这些小说，以当时我的视角来讲它迷人之处，为什么值得我们花很长的时间来进行读小说这件事。

所以我就想，我再讲顾城的《英儿》，这一切其实也不叫狗血，但是就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悲剧，一个悬案，而且后来的这些主人翁，包括那个孩子叫木耳后来也长大了，包括英儿后来也过世了，大家上网都可以查。但我想很纯粹地在这有限的篇幅里面，还是谈一谈顾城的《英儿》给我内心造成的这种文学性的、诗的、抒情性的这种悲剧、这种不可能，以及对这种不可能往死里去凿所给我的意不能平。

顾城的悲剧像一个非常精密、多重旋转的观测仪，像多层的观测玻璃、钟表的壳，是难以言喻的一个孤品。他的诗多少年以后读来，我们还是觉得，他是个不可思议的天才，他少年经历过文革，但是他少谈文革经历，他也没有如我们后来从这些大陆作家莫言、阎连科那一辈的小说，写文革当时群体的疯狂暴力。你看到照片里的他，恐怕也三四十年前或更早，更久，顾城、谢烨他们那么美的照片，就是一对神仙般的人，我们如果不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后来的惨案，只是静静读这个天才的诗，甚至只是读《英儿》这本，就当作是虚空中虚构的小说，真心放眼中国前后五十年，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空幻的文字造境了。

但是，小说本来就是为了探看人类的奇特命运，我这不是一个讲诗的音频，我们讲的还是小说，站在这个立场，也就是小说本来就是探看人类那不可思议命运的立场来说，其实我也是这两年才听到我孩子跟我讲，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煤气灯效应，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傻乎乎的，自己一直有在被放在煤气灯效应下，但我自己都不知道。所谓的控制，就是比你强大非常多的一个天才或是一个力量者，他可能是透过某种话术或是某种氛围，或是某种更复杂的一个剧场，对你形成控制。顾城的诗对我们华人读者来说，是那么美、神秘、梦幻，但如果把顾城这个案例，交给一群对顾城的诗完全读不懂的外国法官或是心理学家，或者是对这个案子里的人物加以分析，就是用一种分析案例的视角来看的话，也许大家会想，是否顾城使用的就是某种煤气灯效应。

其实顾城不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至少在他们贾府被抄家之前，他还有巨大的财富，贾宝玉还是这一个有巨大财富的公子爷，贾二爷。可是顾城他是个穷鬼，他什么都没有，但他是用了什么东西来控制那两个美人儿？就是如同我正文说的，他们这两个美人儿到底是谁骗了谁？谁背叛了谁？顾城这个悲剧奇幻的是，这两个那么美丽的女人，她们跟着他，你想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她们不只是一种她们跟着他，逃离当时那样一个他们这群年轻孩子经历、造成心灵痛苦的真实空间。她们跑到莫名其妙的激流岛，徒手盖屋，某部分来讲不是空间上的逃离，而是被顾城他这种天才创造出的，一个迷人的、靠着他美丽的才气、灵气描述出来的，一种心灵的乌托邦所吸引。她们跟着他一前一后演绎了这一场梦，但是她们后来先后逃离他，他们很像是《红楼梦》里的宝玉、黛玉那样在说话，但是好像只有顾城这个纯质的人，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英儿》，或者说我们现在所读到的顾城的诗那样，好像只有他自己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

她们两个女人，以小说的——当然我这也许是一种小说家的狭隘或者是邪恶吧，用小说来看，我觉得她们竟然是模仿他的语言，而且竟然可以用他的语言来哄骗他，而真实的安排他不知道，他像个无能的小孩儿，表面上他们都在演他《英儿》所书写的，那个之后要自杀的演剧，可是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安排好和真实的联系，以及后续的逃亡路径，这是我觉得很感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