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都去哪儿了?从税史看中国
文稿
上面我讲了老子的“民之饥”,加上此前的讲解,我们是不是感觉出老子总是持一种民间的立场?或者说,是一种永远在野的立场呢?
另一处谈到税的问题,是在第七十九章。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这句引文有点长,我来解释一下。老子说,和解怨仇本是好事,但是还有问题。怨仇有大小之分,和解了大怨,还会有余怨,冤冤相报何时了?那怎么做才是妥善的呢?
他说,“圣人执左契”,“左契”就是借据,掌握在债权人手里;“不责于人”就是不逼着人家偿还。接下来,“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彻”就是税,周代税收的名称就是“彻”。一个“司契”,一个“司彻”,一个握有债券而不逼债;一个拿着税单却不到处搜刮聚敛。前者是有德之人,后者是无德之人。
老子是说,有借据,有税单,该讨债的讨债,该征税的征税,这都是正常的,但不要催逼不止,不要聚敛无度。催逼、聚敛的的结果就是民生难以为继,会惹出祸端的。
老子的税收观
老子的税收观是在无为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他的“无为”思想大家已经很熟悉,无需在多做介绍了,而对它的理解,我以为就是因循、合时、顺势,顺道而行。强调的仍是老子的自然观,自然而然,因本性而动,如行舟于青山绿水、策马奔行于平原,是无为也。但老子的意思也很明白,无为并非凝滞不动,什么都不做,受到外界刺激而无反应,面临困难而不设法克服,受到攻击而不闪避反击,并非道之本意。
2024.11.28



精选评论
共 14 条官不扰民,民自富
丸尾同学 :谢谢阿朱,婷婷
用现在的话来说,老子就是参悟到了世界的玄机——太复杂、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既然如此,就要敬畏、管住手脚,多顺势而为,少盲目蛮干,人的自以为是,往往注定了适得其反。
“老百姓”这个词把纳税人置于被动地位,让他们把逆来顺受当作唯一选择。当一个“共和国”的教育和宣传系统让公民都把自己当“老百姓”而非公民和纳税人时,那么它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每个国民都是公民的共和国
斗胆猜测一下老子都无为而治为什么没有继承下来。我猜因为它不利于专制大一统的皇权维持它的统制? 中国传统专制的统制哲学是法家思想,其中“贫民、弱民”是精髓,因为贫弱之民才好管,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驯化成合格的奴隶,但是统治者夜知道法家那些充满算计的暗黑之术无法给他带来道德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帝王术应专属帝王家,老百姓学会了那还了得),所以给它披了“儒家”的羊皮,让老百姓以三纲五常(aka无条件服从权威)为准则。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无情最是帝王家,事实证明他们是从不遵守这些纲常的。至于老子,不是没有继承的问题,而是一早就被统治者抛弃了,或至少是束之高阁,仅在必须时才拿来一用,让苦不堪言的老百姓得以活下去,才能继续割韭菜。因为无为而治会让民变强,这就会威胁到中央集权,因此与专制的意识形态、弱民治之的法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无为而治多出现在乱世之后,因为乱世多积怨,是民变的温床,不放松鸬鹚脖子上那根绳它会反咬,这就会威胁到政权的安全。汉初战乱甫息,文、景帝与民休息,但是很快武帝就坐不住了,因为帝国积累了财富,不用白不用,他当然要图谋更大的“伟业”,否则老百姓还真的以为钱是他们的呢……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可以公开讨论对无为而治那本来就不存在的“继承”,而真正的继承,即两千多年一直作为皇权意识形态的法家思想却不能。因为,上位者对粉饰总是多多益善,让老百姓看清真相就是僭越了✋❌
无为而治是专制之下的最优解。但是讽刺之处在于,能否得到最优解永远依赖于统治者的喜好,而统治者这个变量的选择,普通人毫无发言权。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少数(若非极少数)统治者因循此法。所以,到今天还在聊这些,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被老师解读后觉得老子充满魅力!自己读读不懂不明,有好老师讲解,好感动啊,谢谢老师!
但好在!我是哈耶克的学生!(我是说我读了他的书。
我们遗忘了老子,老子也遗忘了我们;好难过啊,要哭了。
“该征税的征税 ....... 但不要聚敛无度。” 怎样衡量某项税款是否该征 ? 被聚敛者怎样应对无度聚敛 ?
民愚便于管理,韭菜最好永不见光
选择性看不见
老子的优秀思想没有被大力弘扬,而其他思想被广泛推广,大概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刀”太快了 韭菜不够了? ?……人口老龄化? …… 在整个社会中,如果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对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或领导层构成有效制约,那么这样的社会离立宪主义和法治模式的落实往往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 民主转型解释的理论路径 我们刚刚的讨论不仅呈现了后发展国家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上的困难,而且看到了这些国家存在的差异性。问题是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研究主要强调三种理论路径,分别是:社会条件论、政治制度论与精英行为论。 其中,第一种理论路径,社会条件论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社会条件,现有研究的初步共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级冲突较缓和、族群与宗教分裂程度较低、政治文化更现代化、国际环境比较有利、国家构建程度较高、公民社会更加发达、社会不平等程度更低、市场化程度更高,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更有可能维系民主政体或实现民主转型;相反,当以上的这些基础性社会条件较为不利时,维系民主政体或实现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就较低。 基于这个视角,很多后发展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陷入了政体转型与社会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包刚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