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都去哪儿了？从税史看中国
文稿
看理想的朋友你好！我是李炜光。上次我承诺说要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三十年之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有趣，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观念的产生都会是有趣的。我们的问题是，“三十年之通”这个逻辑当初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又是怎么应用到治国实践当中去的，我们今天研究它意义何在？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我愿意尝试一下。计划分三个问题来谈。
为什么是“三十年之通”？
“三十年之通”，字面上并不难理解，就是以三十年为一个虑事周期——通盘考虑、妥善安排。我第一次见到这条史料，眼睛在这个“三十年”上停留了好一阵——为什么不是五年、十年、二十年，而是三十年呢？按说执政者最关注的是眼下——现在该怎么办，有必要考虑30年之前那么久远的事情吗？
其实，周人没有说错，即使是现代国家预算，也需要参照历史经验，具体多少年，似乎也没有严格规定，但二三十年总是有的。二三十年的经验，对于编制一个稳健的、合宜的国家预算是必要的。这并不奇怪，国家的制度建构，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试错和磨合的过程。我们关注的是，作为开拓者的周人，他们最初是怎么发现这个“长时段经验”的奥秘的？
以往学者们面对这个问题，一般的解释是，那时候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收获的数量不确定，所以要事先做充分的物质储备。粮食问题涉及共同体的公共安全，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绝对安全。这样说当然没错，但总觉得不够，还应该另有原因，可能有什么事是周人必须面对的。那么，是什么样的事呢？
通过阅读文献，我得出了一个初步印象，即此时的周人，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与殷人相比，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不同，或者说，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完成了一次升华，而“三十年”概念的萌生，正是跟这个变化有关。
2024.10.31
精选评论
共 2 条我觉得对于量入以为出，随着时代发展，也需要更深入地，或者说对这种观点进行一些适度的诠释。如从操作层面来说，毕竟金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那么量入以为出，并非不能借债，也并非不能进行财政扩张。 在一些危机时刻，适当加大投入肯定没问题。而有借有还，普通人之间是如此，国家财政债务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能一直处于高额债务，每一届政府上台后债务不断扩张，这肯定不行。 更抽象一点来讲，量入以为出既要看到未来的收益和过去的经验来考虑当下的支出，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找到一个当下支出的锚，或者说当下的支出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有一个限制。 比如国家的负债率不能超过某个红线，或者国家的通货膨胀，一个标准线是多少，包括货币的发行，不能滥发，要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等等。
“华生认为是可观察的行为。 用华生的话来说，意识状态如所谓的精神现象是无法被客观证实的。 出于这一原因，他永远不会成为科学的数据。 华生还将心理学的首要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行为。 斯金纳继承了华生的事业，并扩展了他的理论。 …… 但是，资金纳的兴趣主要不是在他们作为数据的合理性上，而是更多地放在了他们作为行为之原因的合理性上。 按照斯金娜的观点，心理活动如思维和想象并不能产生行为，相反，它们都是环境刺激引起的行为。”（津巴多）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 ……低利率……刺激“动物性”消费……化债……上市公司品牌羽绒被时隔五年价格涨超一倍了啊……逆向思维涨价去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