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骆以军，今天要说的是《迷宫》。

 

几年前我生了一场大病，心脏莫名绞痛。

当时我去看了一位老医生，他对我非常慈祥，在电脑上帮我勾了恐怕有三十项的各种检查，包含了验血、验尿、X光、断层扫描、胃镜等等，还有各种时日稍久，我便会不复记得的检测。

这些检测，并不像是那种集中在某一天，在医院的某一层楼，像过关一样一间间门诊接续跑流程的体检，而是分散在三个月里的不同日子来完成的。于是，我必须一次次跑到台大医院那间老的、帝国风格的建筑里报到、挂号，在迷宫般的上下左右不同科，穿过那些挨挤的，由外国佣工推着轮椅、挂着输液架的老人们，进入一种漫漫等候之中。

这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灾难──在这之前的我，虽生过各种病，却都是快刀斩乱麻，比如急诊报到，然后医生让我拿单子去做几个检查，接着便分到病房等着动手术。但是那之后的、现在的我，身体健康陡坡式下坠，让我后来也体会了所谓“慢”、急不得的，那种晕眩的的感觉，而且因为心脏确实不祥地疼痛着，所以只能乖乖照着那预定的安排行进了。

这座当时每周去三、四次的巨大建筑，有着说不出的紊杂，且因为我完全不懂专业知识，所以只能驯顺听任不同门打开后，那些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所以脾气不太好的护士的指示，在眼前这些生命全在一种衰弱、歪塌状态的老人中，开始一段段漫漫的等待，但等到终于轮到我时，那真正单项的检验，常常只需要五分钟……

于是，后来当我说起这段在医院检查的故事时，我会对朋友说：“唉，那真是个‘卡夫卡式的噩梦’啊。”

 

要说“卡夫卡式”这个说法，其实许多人联想到的，首先会是最经典的，“有一天早上，约瑟夫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一只虫”，这种最体现“现代意识”的《变形记》。

而我这里想说的“卡夫卡式”，其实是与我年轻时花颇长时光抄写却始终不得其解的，他的长篇小说《城堡》有关。

我还记得，抄写这部小说，和我同时期抄写川端、芥川、福克纳甚至昆德拉完全不同，我发现我得不到那种抄写三、五行文字便掉入其中的的感觉，也就是说，那些在其它作家作品中感觉到的纹饰、百科、人类运行的悲剧性、词汇本身的繁复错置，在抄写卡夫卡的《城堡》时，根本无法获得。可以说，抄写卡夫卡，在较长的时日中，好像是在训练我成为一个“情感障碍者”。

小说一开始，土地测量员K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堡，遇见了一些看起来很合理，但却又说不出地，感觉好像缺乏什么的情况，因为似乎这里的人都无法和他进行真正的对谈，听不懂他说的话。于是逐篇累积下来，你也和这土地测量员K一样多疑、固执，怀疑这些人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大阴谋，而他们只是像机械钟上的傀偶一样，在慢慢消磨着他的意志。后来，当K像是从房间冲到走廊，想要寻找那些掌握他的合法身份的所谓“官员”，或重要线索的“知情者”时，这些人却永远一闪而逝，躲进从迷宫另一转角延伸出去的甬道里去了。

当时抄读这本小说的、年轻时的我，缺乏历史知识，并且也没去找过相关的“卡夫卡研究”来读，再加上当时没有网络、电脑，所以我在不知道卡夫卡所处的时代、他所处的欧洲是什么样的，也不了解他死后发生的世界大战和恐怖的集中营大屠杀，换句话说，当我不知道卡夫卡或是他之后的一整代犹大人，是在面对怎样一种被去人类化的、熠熠发光的文明遽然被攫夺的处境时，我只是纯粹地把《城堡》当作“一部伟大的小说”来读。

对我来说，这本小说就像空旷、空洞的断瓦颓垣中，那巨大神庙的遗迹、雕像的残骸、骨头的空隙一样，其内禀、内涵，一定比我所在的这个东亚小岛，要空旷、巨大许多。也就是说，《城堡》这部小说，和我后来读到的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样，硬生生把我拉到一个无法调度之前真实经验去比附的世界中去，而这阅读时那种“多出来的异类感觉”，似乎必须要在日后、许多年后，当你真正脱离了孤独、懵懂的“孩童身份”之后，才能真正体会。

因为，在我看来，同样以涉世未深的孩童心态，或许你可以读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熊》、或杜拉斯、卡尔维诺的作品，但卡夫卡和《红楼梦》一样，都是必须要年纪略大，累积一定世故后再去读，才会有那种像是突然从后脑勺追击而来的，观看、体会全景的感悟，并发出“啊，原来是这样”的惊呼。

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亚小岛，空气被被殖民的前世与“中华符号”压抑，但市井其实极其骚动纷繁，田地、水圳中，一些大楼轰轰盖起，人们搭乘蓝皮火车，和那些在自己疲惫、安静的阴影中打盹的老人、妇人、小孩、阿兵哥、担着自己农货或鸡鸭的农人，一起晃荡……

但对于一个当时在这座小岛上阅读卡夫卡青年来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用一根长铅管吹出高温的、变形中的一垞玻璃溶液的工人，将自己肺里面的——也许是灵魂吧——不断吐出，在小说里那个距离自己极遥远、似乎介于成形与不成形之间的异国小镇，感受“人类”（是的，是这个词）和周遭那一切。

原本以为确定的、默契的、不言而喻的，所谓“应该是这样寄生在其中”的亲情、爱情、社会关系、由职位带来的可以下命令的权力、在酒吧遇见陌生人的偶然性等等，这一切其实像吹玻璃一样，吹玻璃的人感觉可以耗尽气息，但却不是如此。只要有一种发生在你这一端的崩塌，那高温的玻璃溶液便会逆流，将你汽化。

 

关于卡夫卡的《城堡》，这里我很想介绍台湾小说家童伟格的解读给大家。

关于卡夫卡的《城堡》，这里我很想介绍台湾小说家童伟格的解读，给大家分享。《故事便利店第三季》的朋友应该听到我在谈不同的世界上的小说家的时候，就很爱援引这个台湾的这个小说家童伟格。他有本书叫《童话故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小小的心愿，就希望听到我的《故事便利店第三季》音频的朋友，其实可以去找一下童伟格的（作品）。

他每一本都很好，但是他的《童话故事》，我应该在之前的音频有讲过，我这十年来，他这本书我觉得我应该是很细很细、很慢很慢地，甚至有几篇我自己当时是背下来，读了四遍、五遍。可是我每一次再隔个两三年拿出来读，就像没读过一样，就我大脑的运转量可能密度跟不上他写《童话故事》的这本书。

我觉得他是我知道的华文小说家里面真正把卡夫卡读透的，不是那种功利性的，是非常慢，非常慢，是在他的小说成长时光，很缓慢地读透卡夫卡的每一本小说。

我自己会觉得我是一个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年轻的时候读透的人，可是，我看到他《童话故事》里关于他写卡夫卡的部分，那真的是神之作。可是他写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部分，我又觉得，天呐，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没有读透。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库切的小说我是读透的，但是我也是看了他新的有一本，叫《拉波德氏乱数》里面，有一整篇在写库切的，我又觉得，天呐，我好像是一个库切小说的陌生人，这种感觉。

我觉得将来有机会，如果可能，“看理想”邀童伟格先生来，也开个音频，然后讲他的《童话故事》。《童话故事》就是从19世纪、20世纪的这些，我也在这里面提到的这些大小说家，他大概用一种像床边，讲故事给小孩听的童话故事。其实这是假的，这种风格，其实他的内容非常非常繁复、深奥，非常好听，里面有一些他的故事，比较严肃一点，但是非常非常好听。

其实，我这本小书起心动念时，是必须压抑那种强大的，想要回头去翻童伟格《童话故事》任何一章的冲动，我很怕一翻这本书，就会像野蛮人见到那远超几代文明的，由高科技锻造出贵金属鳞片的航天员装，然后为自己粗鄙的衣不蔽体而掩面啜泣。可是，讲到卡夫卡，我就是忍不住要去翻《童话故事》里的解读。

童伟格在《童话故事》里，先是谈到了德国美学家凯泽尔的观察：

凯泽尔“从16世纪、19世纪经20世纪一路考察，将卡夫卡个人的万镜之厅，涵容进‘怪诞’这一滑稽与恐怖的洞窟里：第一，卡夫卡的世界，是一个封闭，但人物在其中，精神上却没有任何分裂现象的世界；第二，卡夫卡的梦幻色彩，在于以不断出现的大量精确细节为基础的结构原则，人物的挫败，来自所有解谜的尝试，都被这些任何理性的解释也不能说明的细节给挫败；第三，卡夫卡作品中的叙述人，对各种情势的反应很出人意料，于是，他也就或这样或那样地与我们疏远了。”

这写得多好！

接着很奇妙地，童伟格在书中某一章，将卡夫卡与弗洛伊德并置在一起写，这有一段文字，是童伟格风格，但写卡夫卡，美到让我忍不住想要分享给各位：

这写得多好！

但读到这里我也意识到，原来我前面说错了。

我年轻时抄读卡夫卡所感受到的，那难以言喻的、无法抓住细节，那始终有一厚重之壳隔挡着的感觉，那必须几乎有足够专注、耐性甚至心智将整本书读完，才略有一囫囵领会的感悟，也许这并不是因为小说里有着，比阅读福克纳、川端康成、杜拉斯更不“孩童”的世故，反而是卡夫卡其实一直保持着一个“过早的，脑中也许充满着犹太教的奥秘世界、充满着神的谴责”的灵魂。这孩子好像身处高空、知悉一切，但同时也许只是自渎便深觉自己十恶不赧，小心翼翼从不侵犯、惊扰他人。

换言之，这就是卡夫卡的“欧洲之心”，也就是那在所谓科技、理性、哲学的另一面持续、延续的灵魂教谕、规训。也就是这种感觉，让我错误地回想起，那像是我同样在二十多岁时，在完全不懂前因后果的情况下看到夏卡尔的画所体会到的，那完整的、良善的、古老的、美好的，一种源自于心灵之膜的梦幻感。

而事实上，卡夫卡那受惊的、受创的的灵魂所面对的，是一个自己在既是自己又是他人的世界，而只有自己的神圣身份被确定后，所谓“城堡”外围的闲杂人等才会对自己有礼、谦卑，但这样的确定是一个太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每个人都像是被否定、考验、密谋互串，面对一种拒斥、阻挡、甚至随时会施给暴力的境遇。而这一切，都被卡夫卡放在一片如小小电路芯片的城堡里，并被土地测量员K精密地记下。

近一百年后的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所经历的这个世界的景观，恰是一万倍、十万倍，这样“卡夫卡晶片”的扩充叠置，这不是生出十万个卡夫卡城堡那么简单，而是像异形自体融合兼并、浓缩或延展，形成一个更大的、没有边界可逃的，但还是可以用“卡夫卡城堡”来称呼之的，一个超大的并且无法反转的，异化的世界。

所以现在看来，不言而喻，卡夫卡当然是影响其后近一百年现代小说乃至电影的小说家。今天一个孤立的“人”，在面对那如同公路电影的“流浪汉传奇”、或旅途中漫游的奇遇、或你所不知的奇异人事，都必须要通过类似涡轮机通道的感受力，将这一切封成一座按照不可知的官员交付出来的，各种绝无法协商的命令、规定运行的城堡，才能理解。

我记得昆德拉曾经说过，塞万提斯说《堂吉诃德》的故事，在时间上没有限制、空间上没有边界，但如今我们发现，那属于说故事的无比自由幸福时光，早被遮蔽了城市天际线的那些媒体大楼、法院、医院、警察局大厦、大学截断了。于是，自此以后的小说家，无论你写怎样的故事，你的主人公似乎都难逃是土地测量员K的命运。

可以说，这是卡夫卡极原创的发明。

 

4

关于卡夫卡机器，或许我还可以再讲一个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有一天早晨，我到达桃园机场，本来要搭十一点起飞的那班飞机去香港教书。之所以要坐十一点起飞那班飞机，是因为这样我在到达香港机场后，算上出关、搭的士到香港科技大学的时间，我可以在去上下午三点的小说创作课之前，在自己的宿舍稍微喘口气、准备一下。

其实原本我的太太在网络订票的时候，帮我订的是前一天晚上的班机，那样我也可以在香港的宿舍过一晚，不那么累。但那天因为前一晚和朋友有约，于是她又帮忙改成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那班。

网络上的作业非常顺利完成，当然多付了一些钱。但第二天当我到航空公司柜台时，一个年轻男子告诉我，必须由我妻子在一旁拿出她的身份证件，证实这个临近的改票是她本人操作的。我完全搞不懂他的逻辑，并试着说服他，再过一小时我坐的飞机就要起飞了，这一小时里我还要通关，穿过那机场迷宫，我还有一切证件：护照、身份证、香港短期工作证，甚至台胞证，而且我太太订的票写的也是我的名字。

但这个年轻男子就像被输入重复程序的机器，就是在宣告“规定”：因为害怕诈骗，改票的时间太近，所以网上刷卡付费的本人，也就是我太太，必须在场证明。我说你们是傻子吧？我太太现在人还在台北睡着呢，你们是要我叫她搭出租车赶来，只为了证明这张机票刷卡付费的是她本人？而且她并没有要去香港，所以你说“一定要本人”的意思，是她和我一起在你们柜台这里，证明完是她本人刷卡后，然后她再搭计程车回台北。然后我再出关，去赶那可能已经赶不上的那班飞机吗？我后来也打电话给妻子，我们交互质问这是什么烂规定。

接着，一位看起来比较世故的经理或老鸟同事凑过来，而我——那时已生气了——像是诉苦似的，跟这始终带着猫脸微笑的，其实比我年轻三十岁的、穿制服的人，重复说了我的状况，以及天外飞来的规定有多莫名其妙。然后我灵机一动，拿出手机拍摄整个我和他们争执的过程。

这时，那个猫脸微笑的同事，我本以为他会理解我说的逻辑，结果发现，其实他和原本那“重复规定的男子”，是站一条线的。他微笑着、淡淡地说：“您摄影没问题，您刚刚说我同事‘脑袋有问题’，我们可以控告你公然侮辱。”

我说：“我不是说他头脑有问题，我是在自言自语，说想出这个规定的人头脑有问题。”

而那个猫脸微笑的同事听后翻了个白眼，然后继续保持着他和他同事，那站在柜台后的“绝对专业性”。

后来直到我妻子从手机传来她购票证明的照片、她的身份证照片、信用卡照片，以及我们各自配偶栏上写着对方名字的身份证，这两位在我脑中，已经像是卡夫卡《城堡》中的那些官员手下的年轻人，根本不承认自己规定的逻辑有多怪异，而是像他们有权限可以通融我一次一样，突然就许可了，然后又进入到平时到航空公司柜台的服务中：印出登机证，说了一句：“因为经过我们检查，您符合对的状况，所以可以了，您可以进去通关了。”

这时，我突然涌出一种与他们无关的悲恸，我在他们眼里应该像是一个老神经病似地，近乎哽咽地说：“不对的，这不是对的状况，你们还如此年轻，如果能多读些小说，多体会他人的处境，你们怎么可以完全板着脸，不独立思考，不想清楚这个所谓的“公司规定”有多荒谬？”

当然，他俩微笑、不理会，像是终于把一个惹麻烦的怪人打发走了。

 

5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虽然最后是他们怪异的逻辑获胜，我这边的损害其实也不足为道。可问题是，这个世界一百年来，这“卡夫卡寓言之网”的感觉，封天盖地，让我们无所遁逃。

就我印象所及，西方有几部了不起的现代小说，主人公其实都是这种以某种专业技术跑到单一的人类感觉之外，看到和正常人之眼所看见的“世界”完全不同的角色。譬如卡夫卡《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萨拉马戈《里斯本围城史》的校对员，或者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里，那个在地下层将城市大批回收的垃圾书（包括柏拉图、各种版本圣经、老子、佛经、各种当时欧洲走红的哲学书、小说、杂志、一摞摞报纸、戏院海报、纳粹宣传手册、照相馆的裁余相纸、无数的仿冒画作等等）全用压缩机压成一大包的回收员，再或者勉强些说，聚斯金德的《香水》中那个剥美女头皮的香水制造师，再或是埃科在他的《玫瑰的名字》里，那个以他所膜拜的、曾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博尔赫斯的形象，反串出的一个捍卫人类知识神圣性的瞎眼老人等等。

这些角色──如同其最源头的、卡夫卡《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K一样，与对于城堡里那些“本来就在，一直都在”的住民、街坊、或各种也是标签式身份，只有个空洞的名字，或与名字连接的亲属关系的旁观人等相比，土地测量员以其掌握着不可冒犯之专业的、公职人员的身份，就像是不知道从外面哪里跑来的，自称自己是被最核心官员任命，可以抽离出和玩日愒岁、驯顺在某种齿轮运转中活着的诸人不一样的，某种乖离出生活本身、拉高到与凡人不同的“另一种观测视角”。

他们或大量阅读过往史料，眼球近乎一台检测仪，或是发现了人类纂夺造物者的神秘能力，惊骇于人类精神上并未成神，但却可以造出神才能展示的奇迹，或是发现所有人类文明，终究白忙活一场，终究成为在鼠尸、蝇粪与城市下水道脏污之物中打包、废弃的整大坨“心灵史”。

但说真话，一百年过去，卡夫卡的这个土地测量员，比起前述的那些图书馆馆长、历史档案、校对员、香水制作师、废纸废书打包回收员，对我来说总是多出一种说不出的梦游感，因为我们努力跟着他那徒劳无功、在迷宫中和不同轮转的人们打转，固执地要找到进入城堡核心，面见官员的这一切过程，我们总是会把自己投射到这个土地测量员K身上。是吧？是噢？仔细想想，发生在他身上的荒谬、倒霉，不正是我（或其他另一个读者），在一个大体系的不同角落中，同样遭遇的半辈子吗？.

小说里，K的“身份”问题贯通全书，始终悬而未决，我们不禁会问，他真的是个土地测量员吗？小说里迷宫兜转，这些最后耗尽他力气在这些车轮战上的人，像是盟友，又像是背叛者，都好像都衔藏着来自高层的秘密、希望，甚至令他最后犯了大忌讳地，引诱了所谓“官员的情妇”。

可是，小说里的K，始终没有展现出，一旦他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被确定的话，他要做什么？怎样使出他的专业？事实上，他（就同小说的读者一样），就是个始终到达不了其现代性意义的，在那种分门别类管控下失去古典时期人类自由的、无空间分隔感，大量靠依傍、交织、挨近、人我之防互浸的、地位极低的技术小官僚。

譬如说，我的爸爸是个老师、我的妈妈是个银行小行员，我的姐姐曾经是一家外商药厂总经理的秘书，我的岳父是当年中华商场许多家卖奖杯奖牌的小商家其中一间的老板，他的一个姑姑曾是新店一间庙的住持老尼姑，我大学一个好哥们的女儿当了空姊，而他本人在台中捷运局当站务人员……

可以说，卡夫卡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像譬如日本战后派小说家，干脆一头栽进主人公就是社会零余者，或精神病院里的被禁锢者：或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那样大展辐记录战争，但叙事者是一侏儒。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K，其实是在一种“薛定谔的猫”、要变不变之间，像不知道自己已死的鬼魂，仍在他以为该辨认出自己、该给自己一定尊重的人世乱闯。

于是，我们自然无法仿制小说中的梦幻、灵性，只能像是在未干的水泥里游泳，感受到一种持续不中断的疲惫。

我是骆以军，我们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