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本身有一个历史的变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我们把这样一类人称为“士”。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是处于四民社会之首。那么，“士”更多的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士大夫”，这样一群人她/他其实是一批职业的读书人，她/他们通过“学而优则仕”的方式，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传统中国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我以前反复谈到过，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有权力的人往往同时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相当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掌握权力，所以权力和文化是二合一的。

那么，到了现代社会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从士大夫向现代的知识分子转型的过渡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知识分子无论是她/他的思想资源、概念工具、所生存的空间，还是她/他关怀的问题，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

比如说，传统的士更多的是在乡土中国、在传统的书院，或者入朝为官。而现代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在大学、在出版社、在报社、在媒体、在一些文化空间。传统的士更多的是依托于四书五经、依托于三代之治、依托于传统的道统等等来治国平天下。无论是王阳明也好，或者到了晚清的曾国藩也好，他们都是在传统的思想资源的格局里面。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把新式的、西方的、西学的知识引入进来，所以这样的知识分子她/他所依托的思想资源更多的是现代的分科治学，或者我们称之为“专业化的知识”。而这些专业化知识主要的生产和传播的空间，就是新式的学校，包括中小学、大学等等。传统的士更多的是依托于清议、奏折、文集各种方式来表达意见。而到了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她/他可以依托于大众传媒、报纸、杂志。我们都知道，从晚清开始一直到民国，中国的报刊文化也特别发达，而这些报刊文化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表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空间。传统的士关心的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谈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一个君子的文化、这样一个推己及人的文化。现在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关心的是学术文化的创造和传承。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分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知识分子跟传统的士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她/他们在精神的谱系上也是有传承的，现在的知识阶层其实是一批有传统的士大夫文化的、士大夫意识的现代的读书人。

所以我想，我这里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现代的大学成立以后所形成的一个专门化的专家这一类型，而更多的讲的是一些对社会有公共关怀、对文化有担当的、对于这个国家的走向有使命感的，并且非常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这样一批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她/他们有一种道德勇气，也有这种智慧，还有专业的知识，来不断地提高拓展社会的观念的水位。这是我心目中所定义的“知识分子”。

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就像萨义德所讲的一样，她/他永远是一个时代的格格不入者，永远是体制的边缘者，永远是向权势说真话的人。她/他既向权势说真话，也向资本说真话，同时也不完全屈从于民意、屈从于大众。那么，这才彰显出了知识分子一种独立的精神，也就是陈寅恪先生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所谈到的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才符合我所讲的知识分子的概念。

我觉得这永恒的困境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左翼知识分子。

现在中国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人，大多数出生于没落的士绅家庭，比如说资本家、资产阶级或者传统中国的士绅家庭，她/他们往往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改造自我、改造家庭、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乃至作为改造世界的愿望。这样一群人往往相对来说家境还可以，但同时又有点没落，所以她/他们身心往往是比较敏感的。她/他们对新的时代浪潮风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观念，是比较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受得到，能够迅速地吸收并且转化为自己的一个思想和价值资源的。

因为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她/他们要逃离家庭，所以她/他们对家庭、对社会有非常强烈的批判意识。这里面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导致这样一群人她/他们在家庭与政党之间，处于两头不讨好、上下不着地、两头不到岸的状况。

此话怎讲？这样一群投身革命的知识人，她/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是天然的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阵营，而这样一些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阵营的人，在理论上又属于革命的对象，属于政党文化所怀疑的对象。因为按照阶级分析的方式，这群人按照阶级属性属于资产阶级，她/他们天然的具有某种软弱性、妥协性、背叛性。

所以，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个革命的文化中间，她/他就面临一个永恒的囚徒的困境。她/他认同了革命的理想，但革命的政党往往对她/他们时时刻刻保持一种怀疑，她/他们需要不断地通过某种展示忠诚的方式，来证实自己内心是向往革命的。无论是丁玲也好，瞿秋白也好。

比如像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面讲到他自己，他觉得自己是个高等游民，说他自己是个废物，说他身上有中国士大夫残留的士绅意识，但是，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作为一个中共的总书记，又需要他有一种钢铁般的意志，需要塑造一个新的情感、新的理性。瞿秋白最后说，他终于可以休息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这样一个角色却在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永远处于一个天人交战的永恒的困境之中，这导致投身革命的知识人身上弥漫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宗教感。

何为宗教感？就是你不断地向上帝证明你是全身心地奉献了自己。但是人的内心怎么样证实、怎么样证伪？而且一次证实，并不等于永久有效。所以你看到，在以后的历史中间，无论是延安的整风运动，还是建国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文革也好，她/他的忠诚性时时刻刻需要被检验，需要被自我反复确证。

另外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我觉得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自由主义者往往很多是欧美留学回来的，她/他们对知识、对学术、对文化有强烈的认同和追求，但是她/他们也希望，比如像陈寅恪先生，她/他们希望在现在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以学术、以文化、以思想的方式，来为现代中国的富强、繁荣、独立、自由奠定一个更好的、更厚实的基础。

但是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她/他们有传统中国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士大夫意识的余留。你想想，从清末到民国，整个现代中国的展开的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充满了屈辱感的悲愤悲欣交集的历史，也是一个起火的世界，她/他们怎么可能忍心把自己关在一个书斋里面、关在一个知识的阁楼上面玩智力的游戏？所以，她/他们对整个中国的走向有一种不忍割舍的家国的情怀。

那么，这样一些人她/他们往往也面临着另一种困境。在我看来就自由主义知识人、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她/他们永远面临一个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取舍。

比如像胡适，一度宣称自己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后来还是参与了《每周评论》，创办了《努力周报》，后来参与《现代评论》，到1930年代又参与编辑《独立评论》，到了50年代参与《自由中国》，40年代对《观察》有很多支持等等。

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些自由主义知识人对于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处境、中国的走向都有一种非常发自内心的关切。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无论是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对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都面临一个永恒的困境。所以，她/他们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往往不仅具有一个历史资料的保存的意义，也具有一种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心灵史、精神史保留起来，给后世提供一种历史的见证的作用。

这也是我比较关心知识分子她/他对于历史的一个记忆书写和回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她/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身份的独特性、敏感性，包括推己及人的那样一种共情能力，她/他们是比较适合的观察对象，能够从一个更加开阔的多元的视野，来观察、来记录、来见证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的一个群体。

当然，在《回忆录的20世纪中国》中虽然大部分我关心的是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一些回忆录和口述史。但其实，我也关心普通人她/他们的一个历史的记忆、对历史的书写、对历史的感受。

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说我不关心普通人的历史，而在于普通人很难留下自己的历史记忆。一方面她/他忙于生活，忙于应对一个最基本的来自生命的挑战，忙于面对一个时代在动荡时日常生活的挑战，所以她/他们往往很难有时间来记录。而且，相当一部分人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生命是没有多大的被记录的必要性和意义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在上海一个读书会讲回忆录口述史，那个时候我还刚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这门课程。讲完以后，有个中学老师跟我讲，他说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和我讲了一些故事、讲了一些细节。我说这个很好啊，你得想办法让他出版。然后他就说，唐老师我的书有出版的价值和意义吗？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普通人在一个强势的话语中间，总是会把自身的人生的生命的历史给矮化了。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具有平等的、同等的价值和意义的，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不可替代的。你没有办法替代别人过她/他的一辈子，别人也不可能替代你过你的人生。所以，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一方面在生活，另外一方面不可能不过着自己的人生而不表达自己的人生，只是表达的方式有差异。

这些呈现出来以后，我觉得这个历史本身才可能更加的多层次、多视角、多棱角、多元。而这样所呈现的历史，才可能是一个更加完整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但目前来说，可能还有很多是有待于发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