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但是很怪，我觉得我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在《故事便利屋》第三季这样一路漫谈下来，好像讲卡夫卡、讲昆德拉、讲卡尔维诺、讲鲁迅、讲张爱玲、讲川端康成，现在终于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可是我却胆怯了。

好像在这个所谓的“咖啡屋哈拉”，和我想象中同样写小说的老朋友一起喝杯小酒、哈拉、抽根烟的场合，要谈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好像是变成，在这么短的篇幅里面，好像是要用一种哀伤、怀念，好像“雾中风景”的方式去谈它，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疯狂的，是最有叙事魅力的，可以烧起小说里人物最炽亮、近乎神之爱的感觉。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在剧场的动员力量，不是后来包括像博尔赫斯，包括我们后来学的这些法国新小说，包括我们这些意识流的技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说不是片段的，是有一种力量，可以源源不绝地动员到这些主角，《地下室手记》《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这些主角们，小说可以是强度最大的心理剧，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长篇动员”，不是一种“家族史”式的根茎蔓串的故事，就是“硬碰硬”的这几个角色之间，在这种大型演剧里面不断冲撞，不断辩证，这都其实是可以好好谈的，可是我却胆怯了。

 

这里可能也是第一次，在“咖啡屋哈拉时光”来读我的一首诗。

诗来自于前几年我在台湾出版的一本诗集，是我和宋明炜教授合出的，叫《白马与黑骆驼》。这首诗有点像脸书文，请大家忍耐一下，因为我觉得这诗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个好像在此刻这个年纪又回过头来谈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会有的一种心情。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后来我真的觉得波拉尼奥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