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都去哪儿了？从税史看中国
文稿
看理想的朋友，你好！我是李炜光。
上次我们从远古采集狩猎时代的均平分配谈起，强调了这是人类最初的一种关于分配的合作方式，这个时段延续了差不多20万年，这里说的“均平”，出自《周礼《地官篇》，就是公允、公平的意思。
接着，我们人类就进入了农耕定居时代。这个阶段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人类共同体面临的风险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出现了一些以往从未有过的新问题，迫使人类动用自己的智慧，做出新的选择，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筹集-贮藏-再分配机制。
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二十万年以上了，为什么在近五千年左右的时候才出现财政和国家呢？是因为人的行为变了，人的行为是人类一切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所在。人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因为人头脑中的观念变了，是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未来、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切问题的理解变了。如果接着问下去，人的观念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这就回到了刚才说的问题上，农耕定居生活使部落共同体面临的风险加大：部落成员在分化，有的人生活富裕起来，有的人生活变得艰难，吃饭成了问题，活不下去的人需要救助；部落的人们聚居在一起，安全是个大问题，要时刻防范外来入侵，要时刻防范自然灾害和疾病的侵袭，部落的人们还要时常聚在一起举行祭祀仪式，祈求上天和祖宗的护佑，等等。这就需要资源，而且是很大的一笔资源来做这些事。这是部落面对的前所未有的难题，人们在思考，如何应对这个变化了的世界。
这种思考意义重大。米塞斯说，人类可以合作行动，但人类只能个人思考，社会不会思考。人群中会思考善于思考的人总是从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开始的，所以社会要对这部分人的思想给予宽容的态度，否则人类很难获得真正的进步。
由此也想到，一个健康的社会要给思想者发出声音留出空间，至少留出缝隙，让他们有机会把自己经审慎思考后的话说给别人听，这才可能形成集体行动的力量。
接下来，部落中的人们开始突破和清理旧秩序，合作中不断摸索着前进，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秩序，这就是筹集-贮藏-再分配的机制。
筹集，是权力支配资源的开始阶段；贮藏，权力支配资源聚集的阶段；再分配，便是远古时代早期贡赋也就是财政的萌生阶段。从资源也就是剩余产品与权力神秘地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时刻起，人类社会最早的财政就产生了。
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个全新的事物，全新的归权力支配的资源运作过程。筹集、贮藏、再分配三个环节在逻辑上和技术设计上紧密相连，它们是如何走近并结合在一起的，公共权力在其中是如何发生作用、把这三个要素联结在一起的，这是财政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硬核问题。
产品有了较为稳定的剩余，并不是只是在农耕社会里才有，采集狩猎时代就已经有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剩余较少，而且人们在行走之中，也不需要那么多剩余，剩余多了也不好携带，多余的食物会被抛弃或浪费掉，所以剩余产品只有在定居生活开始后才会稳定地存在。
最早的、也是相对容易积累而成稳定剩余的物质是谷物，谷物提供人类所需要的基本热量来源，但人是会吃饱的。一旦吃饱，无需吃得更饱，经济学上叫作“边际效应下降”，显示出人对谷物的需求的限度，于是就有了稳定的产品剩余，把它贮存起来，被筹集和集中、被稳妥贮藏、被统一分配到共同体公共需要的条件就具备了。
谷物属于原生的禾本科植物，除了最基本的食用价值，最大的特点就是易于保存，具有很高的可贮藏性。谷物的优点很多，关键是，这些优点有着很强的财政价值。谷物颗粒小，品质均等、易于种植，成熟和收获期相对固定，所以它的收获时间和收获数量都是可预期的。谷物不仅便于贮藏，还便于运输、便于计量、便于分配，便于供给食用，恰好可满足集中贮藏和再分配机制的共同体财政资源的安排和日常运行，所以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谷物是收税官的最爱”。
食物贮藏技术和贮藏建筑的出现为剩余产品的累积创造了条件，在公共事务中逐渐生成的公共权力适时介入，促使剩余产品向公共物品转化，于是财政便拥有了生成的物质条件。这是第一步。人类社会最早的财政分配就是这么起步的。
与农耕经济相近，渔猎经济体也是定居聚落，但是它的产品更加不易储存，它的分配制度也就很难向高级复杂的形态发展。可见贮藏非常重要，贮藏什么东西的选择同样重要。
大家可能发现了，我一直用的是“贮藏”，用“贮”，不用“储”，这是汉字的讲究。贮藏是有计划的存放，更适合用在财政事物上；储藏是说把一样东西长久的保管起来，比较具体，也有蕴藏而尚未发掘的意思。比较一下，用贮藏比较合适。
从进化论的角度说，贮藏冗余是所有生物的一种本能和生存技能，人类自然也不例外。人有了固定居所，生产物有了一定的冗余，立刻会意识到应该把多余的部分贮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但人类的贮藏冗余还多了一层的意义。
贮藏冗余的粮食的意义是可以用它养活那些不从事生产粮食的人，此事意义重大，可以促使共同体内部的资源调度的再分配和相应的组织系统逐渐形成。这层意义，我们可称之为财政史的意义，也具有观念史的意义。
部落中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脱产人员？主要是农业耕作的需要，民以食为天，从播种到收获，安全第一。部落中一些人掌握着一定的生产技术和技能，可能是前人传授下来的经验，他们可以对耕作者进行技术的指导；要有专业人员专司季节和气象信息的传递，播种季节提早或错后几天就会颗粒无收，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绝不能出错；要有宗教祭祀人员如萨满巫师之类的专职人员，举行仪式祈求上天护佑谷物丰收，部落中只有他们才懂得其中的奥秘，能与神灵沟通；还要有人当保安，作为武装人员负责阻止入侵者的抢夺劫掠，等等；采集狩猎社会是很难产生这个阶层的，其他动物更不可能。当然还有那些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部落首领、政治精英或艺术表演者，他们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有闲阶层，日后他们就是国王、大臣和其他公职人员、艺术家等等。
公共权力支配着资源的筹集和贮藏过程，并将这些资源分配给部落中除了农耕者之外的有闲阶层和专业人员等那一群人或那个阶层人的职能，然后又通过已经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把资源的“筹集-贮藏-再分配”这一运作机制规则化，时间、数量、比率，加上违反者接受到惩罚等环节以规则或刑罚的形式确认下来，人世间第一次出现的新事物——贡赋或者财政就形成了。
从此，人类的聚落种就出现了税收权力的主体，即税收的主导者、征集者和管理者，也对应地出现了税收权力的受体，即奉命纳税者、税收的遵从者和税负的承担者。
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起源》中把权力分为四种：政治权、军事权、经济权、文化权，我的看法是应该还有第五权力：财政权。经济权不等同于财政权，因为财政权是多种权力的融合，更加靠近政治权。布坎南说，财政是广义的政治宪章的一部分。把财政视为经济的问题、经济权力，是财政学领域的常见的一种归类，但这种归类有问题。
研究中国财政的起源和发展史会发现，中国古人从来是把财政问题当做政治问题处理的，也是从政治的角度和层面观察立论的。我一直呼吁国内学者们重视这个问题，其他经济类的学科就不一定需要如此强调学科的政治意义，但财政学科需要。
随着考古研究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比较充分的证据。在距今5300年左右的良渚古城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炭化的谷仓，经推算得出一共贮藏了20多万斤，稻谷都已经碳化。关键是，这20万斤稻谷并非来自于同一个地方，而是从各处征集所得，很可能是早期税收的某种形式已然存在了。另外，古城的外围有十几条水坝，最远的距离良渚古城十几公里，一方面是为了防范水患、化解风险、浇灌谷物。为了美观，还建有相当讲究的由竹编和木桩构成的“护岸”，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公积性劳动。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有收入，有支出，有管理，早期财政形态的几个基本要素都齐备了，这便是最早的财政事物了。
张光直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认为财富的积累和集中主要不是通过技术进步，而是通过阶级分化和社会组织的演进来实现的。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彻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经济行为。注意在这里他用了“彻底”两个字，以示强调之意，意思是不这么分析是说不清楚的。他说，一般认为，财富的增加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又主要基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或劳动力的增加，与劳动效率的增进这两种因素。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到夏商周三代文明，是有一步一步的质的飞跃，问题在于：这每一步质的跃进，在考古记录上，是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呢，还是伴随着劳动力的增加、劳动效率的增进呢？还是两者同时呢？
从他考古学家的视角来看，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这一步步质的跃进，并没有伴随着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质的进步，考古证据不支持这个判断。考古遗物中发现的生产工具，锄、铲、镰刀、掘棍、石环等，都是石制、骨制的。还有现在已经不见踪影的木质的。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原料上，在这足有两千年的时间里，从未出现过哪怕最起码的变化。
这说明，中国的变化与生产力等因素无关，而是跟政治有关，或者说，只跟政治有关，是权力支配问题，是政治权力与财富-资源的结合，形成了财政，进而形成了国家。
张光直在这里所说的政治，在考古学上的表现是阶级分化、战争、防御工事、宫殿建筑、殉人与人牲（祭品的意思）等等。所以中国这段历史表现出来的是财政（或者叫贡赋）的奠基作用，创造出的是建立国家大厦的基础条件。财政在中国文明的过程中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与其他文明在崛起过程中比较强调技术进步的因素，中间有着一个很大差别，张光直提到的这个细节很值得今天的中国研究者注意。
可见在人类文明进化中，权力有多么重要。权力根源于人内心深处的欲望，是超越和控制他人的能力，在人们交往、合作的过程中渐渐产生；权力也是形成组织并使其结构化的关键因素，权力逐渐实现了对产品剩余的控制，将它们用于公共事务上，以改善共同体福利，这个资源与权力的相向而行的过程，就是财政（贡赋）的生成过程，它不是通过某种卢梭式的社会契约而自动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激烈的博弈和斗争，一定会有极力阻止两者结合的力量存在，部落酋也一定会设法破除这类障碍。
贾雷德·戴蒙德曾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部落首领采取的措施是：第一，解除部落普通成员的武装，同时向部落上层人物提供这种武装；第二，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部落成员以赢得人们的支持；第三，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唯一暴力集团）制止部落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抵御外来入侵，为社会提供安全和秩序；第四，制造某种有利于统治者自身的意识形态或宗教。
制度障碍的清除，谷物这种作物也很好地配合了“筹集-贮藏-再分配”模式的形成。中国可能是这种分配模式出现最早的国家。中美洲的主要作物是玉米，就不大好保存。南瓜、西葫芦也早就有了，但都不易贮藏，也不方便运输和分配。南瓜一车运不了几个，还容易腐烂，用于供给军队不合适。那里的贮藏性建筑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才出现，当然，它的文明出现的也晚。
2024.10.10
精选评论
共 6 条一个健康的社会要给思想者发出声音留出空间，至少留出缝隙，让他们有机会把自己经审慎思考后的话说给别人听，这才可能形成集体行动的力量。!!不能更认同
又来听了一次。想起我在weibo常被推送各种救助、呼吁捐款的信息，也常在网上看到善良的普通人各种爱心的行动。看了内心确实很触动，希望我们国家的再分配制度能够更完善更公平更具人文关怀，以改善共同体福利。因为政府才是弱势群体的主体。
原来，财富的积累在文明的演进中作用如此重要。通过不同地域之间的比较，我们发现，在国家早期财政形成的路径当中，权力的作用犹如一只无形的手，独立于技术进步之外。 通过权力的运作，阶级的分化，实现财富积累，形成财政和国家，进而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如此来看，技术、权力，包括一个文明本身所处的环境、资源等，需要综合分析，尤其是它们之间有无互动、如何互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明的演进。
对脱产者的分配权、惩罚权的限制很重要啊。
李老师讲课言之有物，引经据典，每个观点都有翔实的案例支持，有说服力，一个务实的思想者。
内容读起来好畅快，有种哇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