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都去哪儿了？从税史看中国
文稿
看理想的朋友，你好，我是李炜光。今天起我开始讲第一讲：“国家起源的财政缘由”。
我将从远古部落的公平分配讲起，观察剩余产品向公共产品的转化，权力的形成及其与公共资源结合而形成有收有支的财政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早期国家的自然衍生过程。
起源问题被认为是财政学的第一理论问题，理解和研究的难度也大，我准备这一讲花了不小的功夫，现在就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跟大家说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一起讨论。
关于什么是国家，按照现实主义观点的理解，认为国家对内的作用就是维护秩序和安全、制止任何掠夺和恐怖行为，为老幼病弱提供救济，加上防止外来的入侵掠夺，这本身就是一种善。国家当初就是为这个来到人世间的，到现在仍是它的基本属性。
为什么要探索国家起源问题呢？因为事物的起源与事物的本质相通。吕思勉先生说：“任何一件事，非追溯其以往，不能明白其现在。”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说得斩钉截铁——你要了解国家这个事物的本质，必须要先了解它是怎么来的，这便是我们关注的国家的起源问题。
国家起源的缘由，人们从各个角度探讨，大家一起摸象，成果颇多。有亚里士多德的“人类社会自然状态说”、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韦特弗格尔的“水利文明说”，韦特弗格尔这个名字也被翻译成魏特夫。他说，一个社会农耕文明对水利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一路径有助于国家的形成。他把国家称为“最大的社会共同体”。比较典型的有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和中国北部，这些地方都兴建过大型灌溉系统，需要征集大量资源，国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此外还有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出了第四种观点，“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程度”，强调因人口增加而形成的大型社会面临解决冲突、内部决策、经济和空间发展等困境，综合起来会有促进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冲动，等等。
这些观点各有道理，但我认为有一些基础条件是相通的。比如，共同体逐渐拥有了较强的组织动员、互助合作的能力，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则和秩序，这些机制是在共同对抗气候、水患和安全等风险中逐渐形成的，其中每一种风险都关系到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国家就是在人类与大自然和人自身邪恶力量的博弈较量中自然衍生出来的。
我观察此问题角度又有所不同，我更强调其中一个环节，即部落内部财政收支现象，把它往前提，置于国家机器产生之前。早期财政为早期国家铺路架桥，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这才有了国家大厦一砖一瓦的建成。研究国家起源，少不了财政这个“张罗”和“管家”的角色，这样分析国家起源问题，逻辑链条就完整了。
这就是我在上述四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第五观点：国家起源于财政奠基，而且认为财政先于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我今天就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
若在经典中找寻依据，司马迁和马克思，他们两人似乎都支持我的观点。司马迁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虞夏先于大禹时代，史家一般认为中国早期国家从大禹以后才可以算，可见，太史公时间顺序似乎也是先有税、后有国。
马克思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是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与《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对捐税与和国家的关系问题都有论述。他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他的意思是，研究捐税就是研究国家本身，或者说，研究捐税就是研究国家的一个面向。接下来他说，官吏、僧侣、士兵、警察、希腊式的博物馆和哥德式建筑、王室费用和官阶表，所有这一切与国家有关的“童话般的存在物”，在它们的胚胎时期就已安睡在一个共同的种子——捐税之中了。“胚胎时期”、“捐税之中”，谁先谁后，马克思是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需加说明一下的是，司马迁说的“贡赋”，马克思说的“捐税”，我说的“财政”，在这里指的是同一个事物。是同一事物、不同称呼。我研究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国家的起点是财政，财政的起点是民生。人类为了规避风险、生存下去而结为共同体，互助、合作、共生，所以研究国家起源先得从它的财政缘由讲起，也是我要表达的核心意思。
为什么说均平和透明，才是共同体维系的核心？
人来到世间，首先要学会获取食物和规避暑寒的方法，即获取“生计手段”。人们在获取生计资源的过程中既有共享，也有争夺和竞争，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活下去，都要跟他人合作，这便有了人际。人际关系形成网络，于是就有了社会，围绕生计资源的分配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结构，接下去，就是国家的产生。
人是不能单独生活的。面对严酷的大自然，他需要和同伴在一起，与他人合作共生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无论哪个时代、哪种条件下，人类都需要有一个共同体，自己身在其中，为的是在面临困境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提高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几率，同时人也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关爱别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应该是来自于远古部落的一种精神品格。
人类之所以需要他人帮助，还因为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自然的不平等。有强者就有弱者，有成功者就有失意者，在弱者需要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力量站出来提供帮助，适当弥补这种不平等。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部合作共存、共生的历史。残酷争斗、你死我活当然有，但那只是人类行为的一个侧面，不是全部，更不是主导的价值方向，否则人类很难生存繁衍到今天。
人类最初的合作是从采集狩猎时代开始的。群体合作，协同配合，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同享收获物。开始只是很小的一个个人群，为了寻求食物而结伴，我们暂且叫他们“互助组”。在寻觅食物的过程中，这些互助组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许他们只是部落群体派遣出去的小单位，狩猎或采集者会把食物带回部落由酋长统一分配。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曾有过描述：古代北美印第安人在行猎时，男男女女骑着马追逐野兽，当猎人杀死一头野兽时，会让给随后赶来的第一个人，直到大家都分得了猎物，他才领取那应得的一份。说明远古人类的心中是有“他者”存在的，这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最大不同。这种均平的价值穿越历史长河，不断纠正着人类自身因自私和资源稀缺的矛盾在财富分配过程中发生的错误。
历史学家考证，部落的最初分配呈均平和透明的特征，这是组织内部存在的不知从什么年代流传下来的美德，也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核心。互助合作促进了人类进化，意味着走向文明。文明化解人们之间冲突的方式，冲突的解决又会带给人们增进的福利。
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灾害侵袭，天塌地陷那么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对很多大型动物围追堵截的吞噬，人类能够活下来，是极不容易的，但是人类做到了，并且成为物竞天择的优胜者。其间人类的互助合作、均平分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期人类均平分配的痕迹，是探险家、人类学家通过对原始部落、史前遗迹的无数次观察、追踪得出的结论，绝不是当代人的异想天开。有生物学家在很多动物群体中也发现了类似痕迹，并非人类所独有，比如乌鸦。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将这种现象称为“本能”。本能不是理性思考之后的选择，是人类的一种无意识的但对自己有益的反应。
苏美尔是人类已知最早的早期国家。在那里，国王被称为“授谷者”，即分配粮食的人。在古印度，国王的意思也差不多，被称作“食者”，就是管为众人分食物的人。在具体分配过程中，如果有不保持公正多吃多占的国王，会被驱逐甚至被众人杀死。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周厉王专利”激起国人暴动，起因也是因为分配问题。国人一怒之下把国王赶到了彘地，就是山西的霍州。国王就此丢了王位，还死在了那里。
均平分配中的关键问题是这个机制能否维持下去。一次两次、短时间都没问题，甚至一代两代人的维持也没问题，时间久了它就会出问题。当时的人们肯定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举行分配仪式，分配的全过程公开透明，所有人都参与、都看得到，还为此而欢歌笑语，这从原始遗存中已经得到了一些证明，有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后世，如古代斯巴达，就一直保持着公餐制。到时候招呼一声，去公共食堂吃饭喽！
聚餐那天，所有斯巴达男子，包括国王，都要去公共食堂就餐，大家吃同样的食物，以确保公平。当然，公餐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还意味着斯巴达全权男性公民的联盟，吃饭过程中会讨论公民大会上的议题，为政治决策做准备。斯巴达的公餐制一直保持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才告终止。
中国古代也有，禹会诸侯于会稽之上。会就是聚会的意思，就是在那里召开部落联盟大会，也是大家一起吃个饭的意思。这个饭局不能不参加，还得注意不能迟到。“防风之君后至”，就是因他迟到受到大禹的严厉惩罚。此时的大禹已经是个准国王了，早期国家已经出现了，传世文献上早有记载，只是考古证据还不那么充分。
古代汉字中的“公”字，按《说文解字》上的说法就是“平分也”，均平分配就是它的最初含义。一撇一捺，从中间平等分割开，下面的字形是物之通像，指称一切财物。汉字中有思想。从“公”字的字形中我们就可以隐隐感觉到，均平分配这种分配机制不知从什么年代就形成了，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早得多。
部落分配的场景可以凭想象复原。在部落或者聚落中，设有中心广场，围绕广场的一排圆形的建筑群，世界各地古代文化遗存中大致相同。广场是举行仪式、分配食物的地方。在学会取火技术后，会在广场中间生起火堆，人们围着火堆，烧烤食物、集体开吃，整个过程公开、透明，这就是所谓均平分配。到了定居时代，这个传统保留了下来，仍然是广场、火堆、烧烤，热热闹闹。
中国甘肃的大地湾遗址，考古学家在那里的二期聚落遗址上发现了一个广场。广场位于中心位置，周围有壕沟环绕，形成一个近圆形的布局。周围的房屋以广场为中心呈扇形多层分布，房屋的门朝向中心广场。广场遗址上还残存有大量烧烤过的动物骨骸。你看，是不是可以脑补一下当年，也就是6500年到5900年前——这是大地湾遗址二期聚落生活的年代某一天的晚上，大地湾的居民们举行篝火晚会的情景？
在这些古遗址聚落中，贮藏粮食的仓库，都是独立设置的。并不归属于任何单独的住宅，酋长或者族长，在基本分配上看得出还是能够维持公平格局的，自己并不多吃多占。分配一直贯彻公平的原则，这是久远以来的传统。聚落的外围，则会修筑壕沟、围墙等防护设施。
合作的过程是商量的过程，不停地商量，来解决合作中层出不穷的问题。公元1545年，抵达美洲的西班牙传教士发现，锡纳卡坦的索契雷人，他们的部族中没有固定的领袖，遇到战事或重大公共事务时，会临时抓过一个人来当“领导”。领导若是干不好，就把他撤下来，另推一个人去做。传教士说：“他们之间总是在开会、交谈和商量”。
中国人也是这个传统，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齐宣王听了不禁勃然变色，大王怒了。孟子接着说：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正对’是直言对答的意思）。这是一段十分著名的对话，在中国后世也属罕见。但是在孟子以前的那个年代，不知从什么年代起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否则孟子不会说得如此果断利落。
荀子说“人能群”，说的不是一大群人，而是人能合作的意思。财政的产生，国家的出现，就是人们为了更好地合作，在合作中逐渐形成的。合作不好，人们会设法消除不利于合作的因素，哪怕他是国王，目的还是为了使合作能进行下去。
2024.09.30
精选评论
共 9 条赞同老师。探究事物起源，有家才有国，而非现代国之在上、在先。建国并非恩赐，而是众人结盟，选出执事者。执事者勿忘初心， 疆域之内的万物，非你所有，分配的财物并非你对民众的奖赏，不能以建国者之名统治奴役民众。
国家起源的缘由，有亚里士多德的“人类社会自然状态说”、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韦特弗格尔的“水利文明说”、贾雷德·戴蒙德的“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程度”促进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本节课说的第五种：国家起源于财政奠基，财政先于国家的产生而产生
跨度好大、信息量好大😂
很想知道，李老师的这个节目会出书吗
当然，我赞同你的说法，但部落内如果财政本身出现了巨大问题，那么更可能的情况是从一部分人的特别不满意变为所有人的不满意(而且越现代这样的讨论的制度成本很高），这时候不止是换个领导这么简单了，是需要对外掠夺和扩张了(财政的起源又是变成了人与地、人与环境的矛盾)
当然我个人更偏向社会契约论，水利文明说也很棒，但最深处可能是人地矛盾，就是《枪炮》的说法
哦李老师，我没你想的那么强
追求公平是人的一种天性。文化和制度会影响人的天性并与之产生互动，但不可能完全不顾天性、倒行逆施。 人的天性当中有对公平的执着追求，这有利于族群、个体的生存。从个体演化到群体演化的优势方面，我们能看出这一点非常有用。包括从动物层面来看，其他动植物也有这种互助、公平的考量或倾向。 再看人类在婴幼儿时期，在自主意识不全、理性不备时，就有对公平公正的追求。 现代国家，都把公平公正这些当作一种不证自明的观念，作为制定规章制度的最基础原则。再回到最初国家的建立，也是要发挥这样的功能，即协调关系、分配利益、维护公平。
久远的人类初心是如此简单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