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适应小学生活？我有一个问题03
文稿
郭歆：大家好，我是郭歆，是看理想这个“怎样适应小学生活”系列的主讲人。
在前面的发刊词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一系列节目的它的大背景，也就是幼小衔接在当下的中国成了一个热点问题。那如果家里有一个快要幼儿园毕业的娃，到底是否要送去幼小衔接班，或者在家里面补些什么，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家长们有的担心，在这个“双减”的政策背景下，幼儿园的快乐生活和小学的学习要求是不是衔接不上，或者担心两个非常不同的学习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差别下，那孩子会不会不适，甚至有些孩子引起厌学的情绪？也有很多家长其实是担心，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幼小衔接的动作，孩子们会不会在小学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今天在第一集里面，我们想把当代的问题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时间维度下，听一听建国以来不同年代下的这种幼小衔接的问题，它的表现是否类似，还是差异很大？那在过去中国这六七十年的社会变迁中，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哪些变化影响了我们对待这个话题的情感、态度，左右了我们的价值观。同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我们还会再加入城乡的对比和中西的一些对比，这样我们让时间维度与空间的维度，合成一个更加立体的视角，来更全方位地审视当下面对的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集在立体的视角下，可以给大家撑出一个空间来，让我们能够与当下的这种情感和价值观，保持一定的理性的距离，从而生发出与之相处的新的策略来。
好，在具体的对谈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本集以及后面很多集会和我一起分享的重要的嘉宾郑新蓉老师。郑新蓉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深受大家爱戴的一位教授。郑老师在教育学原理和教育社会学领域里面深耕40年左右，不仅理论造诣是深厚的，我觉得非常宝贵的是她长期致力于教育实践当中，所以我觉得理论应用于实践这样的学者其实并不多见。可能也是郑老师对这种实践的执着的追求，让我能够在20多年前非常幸运地与她相遇。
我们当时共同参与了英国政府资助的一个重要的中国西南4个省的教育援助项目，在那里面我们一起为那些地区的男童和女童争取更好的交流机会，也因此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我觉得那段经历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实践经验与理论智慧如何相融，来解决中国教育的一些复杂的问题。我相信随着这个节目的深入，大家会感受到郑老师既深邃又实用的一些教育理念，她会带领我们去剖析一些复杂的教育问题，看到事情的本质，我觉得跟郑老师对话总是能够豁然开朗。
好，我介绍完了，郑老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郑新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和郭歆一起工作，而且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意思，其实我这么多年做教育，学前专业不是我的主业，但是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郭歆：好的，谢谢郑老师，下面我们就开始直接进入本集的主要话题，这个时间维度我们可能会覆盖三到四代人的时间。我们开始就想先请郑老师来分享她的经历，接着我会分享我自己的经历，以及郑老师的女儿和我自己的一双儿女在幼小衔接的这些阶段的一些个人的经验故事。
60年代：没有“幼小衔接”，幼儿园保障父母安心工作
郭歆：那郑老师，我们刚才提到了当下中国父母面对幼小衔接的这些疑虑，我想问问您小时候的经历是怎样的？那个年代有幼小衔接吗？父母会主动为孩子去做一些准备吗？会焦虑吗？
郑新蓉：这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我是1965年上的小学。尽管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我的幼儿教育，我的小学教育，今天看起来是简陋的，但是是快乐的。第二个，就是觉得当时的我们的整个幼儿教育的设施，包括幼儿园的设施的设定，大概都是为了帮助父母他们减轻他们的工作。所以说孩子几乎都是在幼儿园。
因为我上过两个幼儿园，一个是保育园，保育园很不舒服、很不自在，后来也经过我几次逃跑这样的一些经历，妈妈把我转到了离家也比较近的，我觉得是个阳光明媚的，我们称为和平路的幼儿园。在这幼儿园一待，大概就待到我7岁左右了。这个时候我妈妈这会儿才想起来，我的女儿该上学了，当时是7岁入学的制度，但我又是10月份生的人，那就到9月份的时候，我差一点满7岁，所以说我的经历当时也是非常严格的，必须你要接近8岁你才可能上小学。我妈妈唯一为我读书操过一点心，就是听别人说，把孩子的户口改小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母亲不熟悉这个，她就把我改成9月30日，以为是十一入学，所以说我基本上是一个大龄的儿童上的小学。即使这样，我在小学的头一两年阶段，在老师眼里都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这个是我上幼儿园的一些故事和经验。你可以看得出，妈妈想帮忙帮不上。
当时根本就没有幼小衔接。我都觉得我都是7岁左右了，妈妈单位的一个伯伯教我写123，阿拉伯数字的123，我都是非常地不灵的。比如说它那个3，我们说它是立起来的，我就把它写来，就像M一样倒下来。伯伯就始终搞不清，你想我都快8岁的一个孩子，很懵懂的，他说你为什么就不把这个写正呢？但是我脑子里那会是形象思维，大山的山是那样，说明我没有关于数的符号概念。所以说，讲这段经历也是很有愧的，我怎么那么笨，但是也很高兴。其实有一艘教育的航船，不管我多懵懂，它都会把我带到后来的大学，包括读博士。
郭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刚才您说的有点笨，其实看到您后面这一路的发展，我们现在当下要讲的幼小衔接的焦虑，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我还是感受到了这样一个较为轻松的，没有这么焦急的那样的一个环节。
郑新蓉：补充一点，当时感觉到，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我知道的，是有机关幼儿园，我去的托儿所也是叫保育院，那个是只对机关职工可能可以收的，它是这个保障的。另外一个我们县城还有教职工幼儿园，对老师们的孩子专门设有一个幼儿园，这个是我的一些印象。
郭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有不同形式的幼儿园。
郑新蓉：对，有不同形式的，但是总体来说是保障父母工作、提供方便的一个安置孩子的地方。
郭歆：是的，家人可能最大的努力，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早点上学，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早点上学。
郑新蓉：对，他们可能想起这个问题就已经很晚了，想做点小动作，还一点没有，还一点搞不清教育规律，不像现在的爸爸妈妈那么明白。
80年代：上“学前班”，目的是上重点小学
郭歆：对，是的，那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我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1985、1986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自己最大的印象就是学前班，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学前班的机制了。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就是学前班的受益者，这个受益者并不是说我其实真的提前学了什么，补了什么。而是那个时候，首先学前班是开在我们当时市里面的重点小学的里面。我为了上这个学前班，要提前离开幼儿园的大班，把幼儿园大班的那一年的时间放在了小学开的学前班里面。其实它的目的是能够确保能够上到这所重点小学。其实在这个之前，本来市里面的重点幼儿园和重点小学，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互相“直通”的渠道的。但是到我要毕业的那一年，这个渠道被关闭了，可能也是政府想做一些像我们今天说的均衡教育的努力。但是小学肯定还想招重点幼儿园的孩子，那重点幼儿园的孩子还想去小学，所以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很强的动力，保持这样的一种关联。
当时小学其实就有了这样一个机制，那我就把幼儿园里的一些孩子选一选，送到我的小学的学前班来。这样这一年之后，他们就比较自然地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重点小学。我当时是这样一个制度安排，我也因此上到了重点小学。至于那个班级里面每天学什么，其实我觉得印象并不是特别深。但是感觉好像每天就一个老师，什么课都是那个老师在上，也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困难。我觉得如果说当时的一个焦虑，其实也算不上一个焦虑，就是父母在想办法让我上到这个学前班，这是他们为了择校为我做的努力。在这之后，我觉得跟郑老师刚才说的也比较类似，父母好像在学习道路上就没有再为我操过什么心，这是我自己的幼小衔接这个阶段的一个经验。
郑新蓉：看来就比我的就复杂一些了，而且你还是对这个东西有感性认识了。
郭歆：是的。
郑新蓉：对，你算是第一代接触中国的幼小衔接的实践的对象了，应该算起来。
郭歆：是，而且我的那个项目，去上学前班，其实一年之后就被政府停了，也就没了，这也会体现到后面其实整个学前班政策，在中国面临的一些调整。
郑新蓉：对，你先讲讲政策嘛，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出台政策了，我也希望再听一听。
郭歆：好的，其实80年代开始，其实中国的学前班的政策是为了农村，从农村开始的。因为当时农村没有像城市里面，有这么多的幼儿园或者保育的机制。那个时候幼小衔接的问题，就是很多孩子都还没有上过任何学、任何园，那立刻就进入小学，其实是有一些担心的。所以当时乡政府支持下，就会有一些在小学里面设置的学前班，把这样的一些孩子接到学校里面，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过渡期。我觉得这是最早学前班的政策，它设定的一个初衷。
但是因为它是设在小学里面，而且它其实是可以单独收费，因为收费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我觉得可能也由此带来了在城市里面，慢慢开始更多的这样一些学前班的设置。当然这些学前班并不能说都是只为了收费，你像我去上的小学，其实它还有一个“优质教育怎么样能够吸取优秀生源”的这样的学校的基本的动机。但是慢慢地，应该是我觉得到了90年代开始，就有了一些反对学前班的声音。其中提到的一些理由，包括城市的幼儿园已经满足了需要了，所以学前班的使命完成了，会提到学前班小学化，可能也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相关的，给孩子带来的一些危害，所以会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在批评学前班。
到后来进入21世纪的初期，就很明显地，很多大城市出台了明确的要取消学前班的一些政策。比如北京市教委是2006年出台的这个政策和通知，而且到2010年提到要全面取消全市900多个小学的学前班。但是我觉得这个政策背后其实也会有一些学者，就像北师大的张燕教授，我觉得她研究这个领域很多年了，她其实对这些是有看法的。
她觉得学前班在中国已经实践了这么多年，其实有一些非常好的做法，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不能用一个小学化来一概而论。而且她还提到，我们且只说城市的话，幼儿园满足了需要，但是还有大量的这种进城务工的人员的孩子去哪里？她还提到了一个机制上的问题，就是学前班它不属于幼儿园，所以它就不能是完全在学前部管理；但同时它放在小学里面，它又不属于小学，所以它也不是基教处能够完全管理的领域，它有点处在两个机制之间，所以这也会导致一些可能学前班的乱象，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也有一种声音是指，其实与其这种一刀切地取消，应该更多地来分析它背后好的和不好的原因，让我们这种学前班能够更加良性地在社会里面起到一个很好的幼小衔接的作用。这是一个大概的政策上面的逻辑背景，我觉得可能也会和您的女儿从幼儿园上小学的时间段相关联。
90年代：从幼儿园直接到小学，没有“输在起跑线”的概念
郑新蓉：我一听这个政策的梳理，我还是觉得非常清晰，大概也了解了中国的基本情况。我还是回到我个人的故事来讲，因为刚才讲了我，讲了你，这算是第三茬孩子上小学、上幼儿园的情况。
我女儿上小学那年应该是1994年，大概就是8月底9月初。那恰好我在她上小学的前十几天，我就开始准备去加拿大，一去加拿大就接近小一年。我当时只是记得，其实今天想的就是女儿的很重要的一步，因为她的整个幼儿园阶段我很省心。我们住在她爸爸单位的家属区里，幼儿园就紧接着食堂，都在那个院子里，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她的整个幼儿园阶段不用太操心，晚了去接也还可以。经常家里有一个老人，就基本上把孩子管了。到小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她人生当中一个重大的转变，所以说我就只记得她上小学了，爸爸在，甚至当时我还想把我在四川的妈妈再留着照顾。她爸爸很自信地说不用，我可以搞定，你出国吧。我们当时还是把幼儿园、小学都当成是解我们工作的后顾之忧的很重要的功能在发挥。
关于女儿上幼儿园，这会儿想起来，当时很多有趣的事情是从她爸爸给我，当时其实打电话都很贵，都舍不得。每周有通信，通信我觉得他有大量的篇幅，他就写他女儿上小学的事儿。
比如说天天有家庭作业了，写作业有些时候她就犯懒，就让爸爸给她写，爸爸给她写，写一会儿了以后她还要去检查，说爸爸你不要拿右手写，你要拿左手写。这些他当时在通信里跟我讲的，这个孩子又懒又精。同时每天出去会很在意地要给她梳什么样的小辫，当时我就感觉到爸爸很宠她，很犯懒，也不怎么严格要求她。但是我觉得我又不在，或者我脑子里觉得，你别说输在幼儿园了，我觉得一二年级都不是个事儿，不太当个事情。
这一次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她聊，我说你这儿有个学前班吗？她说我没有学前班的概念，在幼儿园没有学前班的概念。但是当到小学的时候，班里有同学说他们是学前班来的。但是学前班办在哪，怎么办？她是没有印象的。这就印证了你刚才说的，实际上有一部分可能以为比较聪明的孩子、有出息的孩子，可能提前到小学接受一些教育了。
我当时知道，因为是在北京， 她上小学的季节实际上就是已经冬天了，她的当时的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都会准备一些棉裤在教室里，以防刚刚上幼儿园的孩子来到小学的时候尿湿了裤子，爸爸妈妈又上班没法换。当时我听起来，我当时是非常感动，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上厕所憋尿，或者一不小心就尿裤子这种情况有所发生。从我女儿她后来的回忆和当时的了解，其实那个时候幼小衔接，尽管可能社会上有些在做，但是作为比较偏传统的体制内或者大单位制的这种小学和幼儿园，还是秉承着父母放心工作，我把你的孩子安顿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可能我们那个时代是觉得交给学校是放心的。包括输在起跑线这些概念，至少我女儿刚上小学的时候其实都是没有的。
郭歆：谢谢郑老师，我觉得那其实已经到了1996年了。那整体来看，体制内的这种主流的，我觉得并不像当下，大家这么多的一些关于幼小衔接和上小学早期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担心，以及我们还是希望早期的阶段其实是让父母放心，是一个跟当下非常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21世纪：英国四岁上小学和“垮境”幼小衔接
郭歆：再往后梳理，就到了现在，到我们家的我儿子和我女儿上学的经历，其实我觉得我的经历不是特别地主流，当然我也非常愿意跟大家去分享。大家听完故事，留的一些评论，我们可以再讨论。
我先讲一讲我的儿子，为什么说他不是那样的主流呢？因为我们家是混血，我儿子是在他两岁的时候跟着我，我是回英国再去读书的时候，把他带了回去。他在3岁的时候开始在英国上一些日托，但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小学了。4岁上小学这个概念可能大部分中国父母一听会觉得这也太早了，但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4岁上小学的这样一个安排，恰恰是为什么英国没有太多的这种幼小衔接的焦虑的问题。在英国，基本上所有的小学，它都会有一个从4岁开始的reception这样的一个阶段。4岁reception，5岁算一年级，6岁是英国的二年级，这三年放在一起，是属于英国小学的叫infant school的阶段。
在这里跟大家稍微补充解释一下，reception 中文可以翻译成学前班，虽然大家知道它其实是 4 岁大概这样一个年龄，但它的功能上其实是介于孩子早期教育，也就是日托教育和英国小学一年级之间的这么一个过渡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把它叫做学前班。那我刚才说的4、5、6岁，也就是这个学前班加一年级加二年级，三年放在一起。很多英国小学叫做 infant school，那这个 infant school。大部分人会翻译成幼儿学校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其实4、5、6岁这三个年龄段，也就是我们今天恰恰在说的这样一个幼小衔接阶段，在英国它就涵盖在整个小学里面了，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没有太多的这种幼小衔接的担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很重要的原因。另外我觉得其实是和它的学区制也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关系，比如说你会说从3岁到4岁，那孩子们会不会有担心，这么小就要进小学了？那这个时候英国，因为大部分的公立小学的质量是非常好的，用我们今天的政策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均衡在这一方面做得还是蛮好的，基本上都是就近入学的概念。所以这些孩子，他要不就是在日托的阶段就是在一起的，要么就是跟自己家的这些邻居，很早天天玩在一起的这些小孩子，马上就要一起进入小学的。所以基本上从家庭的角度，大家都是邻居，到孩子的角度，都没有太多的担心。
那相反，大部分家庭和孩子都有一个特别积极的态度，马上要上小学了。因为英国基本上都是多子女的家庭，所以很多小娃娃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很熟悉自己的哥哥、姐姐的那些同学，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送哥哥、姐姐上学之类的，所以他们很早就很盼望说，我也要去小学了，像一种很骄傲的这种事情一样。所以我觉得英国的这样的一种设置，一个是学区就近入学，一个是它其实很早把4、5、6岁这三个年龄段，融在了小学的一个阶段之内。我觉得在某种制度上，其实解决了我们当下面对的幼小衔接，可能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首先在哥哥这一块，我就没有太担心这个问题。
郭歆：然后再讲讲我的女儿，我女儿特别有意思，她其实幼小衔接还跨了城市，甚至出了境。她等于从幼儿园是在内地的一个城市读完之后，读完小学要到香港去读书。但是她的幼小的这样一个转变也是没有太多的焦虑的。没有焦虑的核心点在于她虽然换了城市，但是这两所学校其实共享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教育理念。以及甚至一些她日常，比如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比较熟悉的一些重要的老师，那她在小学又会遇到他们。所以对她来说，这样的一个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阶段，因为有一些很熟悉的东西，无论是日常的一些教育的实践也好，还是具体的人，可能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同学是新的，但因为有这个在。所以我觉得在我女儿的这样的一个幼小衔接阶段，她也是转得比较顺利。
我女儿她面临的情境，我觉得它体现了当下中国的有一种类型的学校，尤其在民办教育领域，就是这些包括幼儿园的K-12
学校，尤其是很重视这种幼小衔接的K-12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孩子们日常其实经验到的一些老师做法，它会从幼儿园延续到小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焦虑。尤其这些年其实这样的一些学校，也在开发各种各样的衔接的方式，比如说把幼儿园的孩子提前带到了小学去熟悉了解。然后小学一年级有时候会用幼儿园大班的老师，同样一年级老师也会下到幼儿园的大班。因为我们是一所学校，所以可以做一些这种制度上的安排，从而也解决了幼小衔接的这样一个问题。
学校，尤其是很重视这种幼小衔接的K-12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孩子们日常其实经验到的一些老师做法，它会从幼儿园延续到小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焦虑。尤其这些年其实这样的一些学校，也在开发各种各样的衔接的方式，比如说把幼儿园的孩子提前带到了小学去熟悉了解。然后小学一年级有时候会用幼儿园大班的老师，同样一年级老师也会下到幼儿园的大班。因为我们是一所学校，所以可以做一些这种制度上的安排，从而也解决了幼小衔接的这样一个问题。多元化的矛盾：民办、公立、体制内、国际学校
但是我是觉得这两个故事我讲完之后，似乎其实跟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以及身边看到的，大家讨论的幼小衔接的这样一些焦虑是不太一样的。它其实体现了目前大家经验的这样一个多元性。
像我的故事虽然不是主流，但肯定也不是唯一。我相信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和我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些经历，类似的经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中国现在教育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教育制度安排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所以在讨论，不论是幼小衔接还是适应小学，我觉得我们要意识到，大家经验上有可能是有巨大的差别的，听到可能不同的声音。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思考，就这种多元制度本身，其实它也会产生另外一种担心。比如说我们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其实就有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别，如果你上的是公立的这种幼儿园，马上要去上国际化的民办的这样的一些小学，那家长就会担心孩子的英语行不行，要不要提前去培训？要培训多少？掌握多少？同样反过来，如果你是在一个国际幼儿园读书，马上我想回归我们的公立，甚至公立重点的小学，家长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学术的准备？
所以这种多元化，其实也会给家长在跨体制的这种选择上，带来一些问题或者担心，而且这个问题其实幼小衔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它会一路往上延伸。比如说到了小学三四年级之后，就有家长开始担心了，我要不要补，要不要转，到小升初，最后初升高，其实大家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郑新蓉：我是非常感兴趣你刚才讲到的差异性，包括儿子在英国的学区的熟悉环境里头，4岁在小学内完成幼小衔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也感兴趣另外一个制度就是，女儿上的我们称为“一贯制”的小学和幼儿园，甚至有些都到初高中。这两个东西它都比较好。要不你就是社区的环境的熟悉性、一致性，家长负担也比较轻松，还是托付给家附近的学校就做掉了；另外一个学校内部，在学制的设计上，可能也可以考虑一个一贯制，就是我们幼小到初中的衔接。现在我到很多地方去看的是，它现在开始有一贯制。
所以说你后来还提到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除了刚才讲的学制一贯还是分段，社区近还是远，这样的幼小衔接两个角度。第三个可能我们就要认识到，就是我们在幼小衔接过程当中，我们的办园，甚至办学校的体制的多元。公立的幼儿园、私立的幼儿园、公立的小学、私立的，还有民办公助的，公办民营的等等这些各式各类的办学体系，一方面它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开放多元，但是可能真具体到一群孩子或者一个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顺利衔接，包括从各级还是类型中间，在转移过程当中，可能家长会生出很多新的知识、新的困惑点，这可能是幼小衔接，现在的家长比我们这一代要复杂焦虑多的一个原因，我这么听来。
郭歆：对，它更复杂了。不只是要把年龄改一两个月。
郑老师：那套知识，我能设身处地来想，我要是今天的妈妈，又是差等生中间的差等生。而且不光是差，你还焦虑。因为你都还搞不清楚，就是太复杂了。另外一个就是，得失、这种未来的成败的这种焦虑心，就在这种体制的多元，学制内部的多元，再加上待会我们会讲到社会总体的压力方面，让今天的这一代家长真是比我们那一代可能要艰巨得多。
郭歆：对，是的。说到其实其他的一些主流的家长们，对幼小衔接的这样一个焦虑，郑老师您会有一些故事想分享吗？
教育专家的无奈：把幼儿园的孩子和家长拉入“竞技场”
郑新蓉：我的故事是想分享，因为对外别人都说是搞教育的或者教育专家，这些年，所有的家长都会问我一些，其实对我来说是“文盲”的东西，这个班我要不要上？那个我要不要上？因为我呢就是以我的很“盲”的那种经验，其实是无法回答他们的。但是来问询我的家长是很多的。
我还听说一些传说，现在是一些幼儿园，当然我也不好说是公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有些时候他们在招学生的时候，他们会面试家长。这一点当时我听了以后，我心里是很有触动的。这个面试家长就是幼儿园，它都不是说帮每一个孩子完成人生重要阶段的衔接过渡，它其实是在挑选，可能因为（要挑选）有社会阶层的保障、提供教育资源这些保障的家庭，或者是再看看这孩子灵不灵，再给一些小考试，他愿意收取容易培养的孩子进到幼儿园。你想如果一个社会层面，在幼儿园这个刚到长草皮的这块地上，我们都开始选择它背后的因素，这一点是我有所忧虑的。
我担心我们在幼小衔接过程当中，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的、一些民办的，他们为了效益，为了分数，包括也为了和大的应试的这种竞技场相吻合，他们会过早把很多不该这个时候的家长，也更不该这个时候的承受压力的孩子们，提早卷入了其实是应试当中，但是词汇上是“幼小衔接”“找出人才”，都是一些很高大上体面的这些词，这个是我所经验到的。
另一个方面一个很沮丧的事情都是，到亲戚朋友包括我的学生那儿，我一看到他们卷孩子、卷娃，这个班、那个班，上完哪个的对口班，哪个幼儿园，他就会在哪个班，怎么选。其实我都搞不清他们内部的那么复杂的机关，我就会去劝导这些父母说，不用着急，我又现身说法，讲当年的体制。所有的人说，郑老师或者有时候叫我什么姑妈，你不知道，现在跟你那会儿不一样了。这个是经常是我要以教育家的身份讲讲自己关于教育的所谓正常观念，其实家长们，这些东西根本帮不上他，就是我们用原来的，我们成长环境的那些简洁、方便、友好的环境和制度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相信，甚至都没有耐心听。我大概有这么一些体会，具体的故事我们在后面还可以再讲到。
郭歆：好，我觉得既然聊到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大家一定不要迷信教育专家这样的一些头衔，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深刻的感受。但是我们这一集，其实就是把幼小衔接的问题，放在了这样一个时间维度下。我们从60年代讲到现在，我们现在回看这三四代人的这样一个经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和总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时代维度的分析和梳理，对我们当下来看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吗？
都说“不能输在起跑线”，起跑线到底在哪里？
郑新蓉：具体的，刚才讲怎么指导现在的孩子上什么班，上什么学或者找谁帮忙，孩子就能去那，我真是无能的。但是这些年，我因为是做教育社会学的，也是做我们国家的一些教育改革的研究的，包括我的博士论文，大概都是写关于教育改革的研究的。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其实从你那开始，从你读书到我女儿读书，这40年中国其实在一场大的变革当中，这种大的变革里呢，如果说是从教育系统可能影响的因素，就是谁在办幼儿园？我们说过去有一种叫做单位企业，或者我们把它称为保障性的幼儿园。当时的或者我们叫传统的、偏计划经济的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可能有很多，后来我们都改掉了。但是当时有些东西是我这一代很受益，包括我的女儿这一代都有些受益的，就是一个单位，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它是把职工的生产和生活同时考虑的。
但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呢，或者有几个抓手呢，第一个，就是说这种单位制，你带上了生活的包袱就没有效率，它就称为“减员增效”甩包袱。它要把挣钱的事儿归挣钱干，养家的事儿归养家干，就做了生产和生活的分离。这种分离就是说，事业单位其实还保留了部分的学校教育因素，包括福利保障因素，但是一些企业的完全甩到市场的这些家庭，或者原来的这些工作的，不管是厂矿，那他们的孩子这个时候是第一次，从1949年解放，我们慢慢建立这套制度，就要甩到一个他们不熟悉的所谓的社会中或者市场里，自己去摸索该怎么上学。因为孩子的教育在那会儿看来是生活的一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是非常显著的，尽管刚才讲它拿掉了生活的那个部分，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是和我们教育方面，当时起到的作用有关的。中国这些年教育从数量，也从质量上来看，的的确确是中国在生产力成长方面，它起到很大支撑作用，都是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千万计合格的劳动者，走上了各个岗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种加速器的作用，那就是“学而优则好工作、好工资、好前途”。这种东西我们传统里也有，本身市场经济带来了一种竞争感，再加上我们教育又是整个人才劳动力竞争里面最优先考虑的一个砝码。所以说教育的竞争愈发激烈。
这种愈发激烈以后，它是传导的，我觉得是向两端传导。尽管我在高校工作，我觉得有些传导是不必要的，比如说我们前些年大家都本科毕业，一定要考研，考了研还要读博。读博为什么，你人生要干什么不考虑，只要越学得多，可能在社会上就越好，这个是一端。另一端就是往下延续，向下延续，这种焦虑以及焦虑带来的这些准备行动延续到了小学。表面上看，我们的幼小衔接显得是一个或者有一个层面它是很科学的，也应该的。但是我们的幼小衔接就变成了一个，我们焦虑的某一种代名词、遮掩的东西。
你这个时候开始不能输在起跑线，起跑线在哪？在家长跟他邻居相比，跟聪明的表姐相比。他们的起跑线是在他们生活当中，只要有一个孩子进了好的幼儿园，只要有一个孩子成绩考得比自己的女儿好，马上就把起跑线和“输”就连接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大的社会变化和压力，可能是今天我们在幼小衔接问题上再来谈，或者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焦虑的一个原发的一个症灶，或者是这么一个点。
郭歆：我觉得非常认可刚才郑老师您分享的这几点。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也体现我们对“输”和“赢”它的标准变得非常地单一，变得非常地量化，变得非常地绝对。同样的，是不是别的孩子上了某一个更好的学校，或者考了某一次成绩更好，他就一定赢了，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更多地去提问、去反思的。我觉得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本身，它还不是一个单单的，我觉得每一个个体的家长所主导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其他的，包括我们这些年的这种科学的话语，我们的商业社会的推波助澜。
家长“加码”：标准化社会对孩子的过早训练
郑新蓉：我们其实还是在集中谈，为什么幼小衔接，本身实际上是一个教育实践样态当中，教育专业人员我们原来以为他们来做的。但是这个幼小衔接变成了一个波及社会，每个家庭、每一个适龄的孩子的相关联的人都要整体来“同频”的一个压力性的东西。这个可能和我们怎么来理解儿童教育（有关）。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太多地讲，但是我总是觉得我们今天有几个因素是在助推，围绕着幼小衔接变成层层的压力，甚至是都在努力去研究，但是最后都是以强化焦虑和压力，而这些压力又传导在学生身上这么一个后果。可能这是引起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甚至是我觉得想来说说这个话题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他们有一种自然逻辑的推论。第一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孩子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未来的竞争太大了，就有时间上的提早。这种时间上的提早，它并不是根据孩子的天性，或者是以保障身体健康为第一基础，去发展他的一些社会性或者智能性的一些反应，或者是一些启智的活动，而是过早标准化的训练。其实从幼儿园就开始有标准化了，就用标准化的训练和课程，过早地，我觉得像个绳索一样就嵌套，去绑住我们孩子了。我们说肯定人类最后都要标准化的这些训练，但是我认为，实际上这种过早会把孩子可能连长身体都还没有长好的情形下，就去给他一些捆绑。尽管成人认为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通常把这个叫做应试化社会、标准化社会。
应试化社会和标准化的社会，其实对早期的这种儿童，幼儿阶段的儿童就开始有一种道德上的苛责，不容忍差异，不容忍掉半步队，也不容忍甚至格式上的差异。我们的小学，我现在看到很多，虽然说我觉得训练可能也有好处，就是说老师可能非常在意的，可能从一年级开始，写横必须拿尺子比着写，等号必须拿这个，会在这些格式上就非常多地、很快地就进入其实才6岁左右孩子的每天的身体操练和神经紧张度的节奏上。这种东西是很多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所谓的幼儿园或者是上学前的日子，我们称为童年，真正的童年。其实孩子们还要花很长时间，他是在孩子群体里去玩的。中国一方面是独生子女，同龄人就很少，姊妹也很少。我们比较早地让孩子又进入到偏小学型的幼小衔接阶段，其实儿童群体就更少了。没有玩伴，没有前后年龄相差不多的孩子们在一起成长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孩子在智力发展过程当中的其他社会性、快乐天性、自主人格、自主探究这些东西消失的原因。其实有些时候孩子的探索不是在跟老师群体里探索，课堂上他不一定探索，但是孩子集结成群的活动空间，也会比较早地消失。这个我是看得到比较多的，也就是成年人比较早地和标准化地开始操控儿童的生活，不管你是识字还不识字，这种过早进入，过早让他们，我觉得称为儿童天性，还可以自由自在的健康的生长的一些东西，过早地让它挤压出来了。
当然还有一点，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父母，他们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本身是在一个偏应试竞争环境里长出来的，他比我们这种懵懂一代的父母，知道有些机关，有些关键节点，在应试成长当中的东西，他们比我至少要敏感很多。他们又是独生子女，又是应试教育，他们成为父母这一代人，可能他看到了他们成功的那一面，但是他也没有看得出他们付出的那一面。所以今天这代父母在给孩子选择教育环境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可能有更多自己的心声和自己的更重要的一些经验，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节目里听听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些环节加起来，我们换一句比较体面的话，就是更加“重视教育”了。
郭歆：是，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你说到这种标准化社会，标准化考试、应试社会过早开始的问题，其实恰恰是中国政府这两年做的事情，它想要去阻止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双减”。它减的不仅是幼儿园的负担，小学的负担，它也减了课外的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我觉得各种方式下，其实它不希望我们这么早地让孩子参加这种标准化的训练。
如果我们看看，比如说双减当中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政策。因为我看到家长在讨论这种“卷”的时候，以及对小学担心的时候，比如说作业是大家讨论最多的项目之一，这个作业怎么完成？刚才郑老师提到的孩子怎么横平竖直，甚至他的数学作业是否完成，也跟他写的5像不像5，5的横出不出头，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双减里面，它对学校提的要求是什么？它说得很明确，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那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平均完成不超过90分钟，小学是要求老师指导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课后其实它是希望更多地让（孩子）做一些家务劳动，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这个是我们的双减政策里面明确提的东西，和大家今天在讨论的对小学的各种担心，作业怎么完不成，以及鸡飞狗跳的家长看作业的这样一个场景，其实是一个相反的现象。
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其实政策在阻止这样一个过早的标准化训练，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反映了刚才郑老师提到，父母其实并没有放松这些要求。父母会说，学校可能也没有放松，因为他们听到了各种各样学校的声音，比如说一年级，虽然我们现在新改的教材里面要上整整一学年的拼音，老师一个学期就上完了，那我的娃不会怎么办，就跟不上。这些是家长可能在面对幼小衔接的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即使在今天这个政策，在极力去纠正的情况下，其实大家的焦虑感并没有任何的消减，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郑新蓉：刚才讲到的减负，尤其是小学段，其实在我的经验当中，我接触的家长里面，他们在孩子的作业上，仿佛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我经常看到一、二年级回去的学生说没有什么作业，当然老师还要布置一些可能不是书面作业的作业，可能也是作业，当然我也还是觉得挺好的。家长常常会说，“老师不布置，你就不自觉了？”，会用这样去给他说，“你上次画的画，还有什么班的，没有完成”，或者是拿一些利好的东西，“要不妈妈给你再布置一个诗词写几遍，我就带你怎么怎么”。我们的家长实际上是比老师可能还要自觉的那种，追着孩子们，把该背的东西都背在背上的一个角色。
当然我也看得出，有些家长说挺好的，他们小学很轻松，但是我也看得到，常常是有些家长可能自身还不是受教育程度很高，但是他对教育的重视，他是非常在意的，也舍得花钱。说句实话，我们家长其实都在给自己孩子课后用各种方式加餐，或者是请到家里或者送到哪里。但是这个老师的课和学校老师进度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家长可能就不过问了，这个是我经常看到，很叹气、很尴尬的事情，但是不可能去告诉每个家长，“你知道老师这个地方教过吗？或者即将教吗？” 他们以简单的时间上的加量，不让孩子闲着，以为在促成长。这个是我们在不光是幼小衔接，而是整个中小学教育过程当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科学理论的滥用，让家长如履薄冰
郭歆：是的。我觉得我也想为家长说说话，其实刚才郑老师已经点到了，我们今天父母面临的环境非常不一样，今天在这集里面分享一个关于大脑认知的科学研究给我们父母带来的一些影响，我就以这个为例子。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识发展得非常快速，原来我们对大脑的理解，对孩子学习的理解，不像今天获得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至少是这么说。我觉得我们今天经常在对话当中，描述我们日常跟孩子相处的时候，都已经被一种科学话语的体系所主导了。
比如说，我们过去的一些日常的家庭养育行为，我们会说大人去看着孩子，或者我去陪着孩子，今天我们就要讲，我们是在跟孩子互动，我们要有高质量的陪伴。这些词从哪来？其实就是从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的，比如说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些词语而来的。好像你再说去看孩子、陪孩子就已经低人一等，不太懂我们的这种科学的体系了，但是你说什么样才叫做高质量的陪伴，可能就需要一些专家来指引你，得有一些科学的体系，它才是高质量的陪伴和互动。所以我觉得，很不经意之间我们就看到了科学话语，它成为我们今天儿童养育和教育中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当然好的一方面，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的发展、心理学的发展，让我们认识了大脑的一些潜能，大脑的一些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对一些早期干预的（方面），我觉得一些理论其实已经在指引我们，帮助在早期做一些及时的治疗，帮助到一些儿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影响。
但是其中所产生的一些理论，比如说很多家长自己都可以去分享的、经常谈在嘴边的依恋理论，我们的关键期、敏感期，我觉得对今天家长的这种焦虑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些理论，其实它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比如说依恋理论，它所提到的早期缺乏主要关照者的关怀，对孩子大脑产生的这些不可逆转的影响，它基于的证据都是一些非常极端的证据。比如说二战后英国孤儿院的那些孩子，还有哈罗的那些对幼年的猴子做的一些很残忍的一些实验。这些极端的证据确实证明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大脑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把这样的一些证据就推广在我们日常的行为当中。
其实在科学领域，在学术界，从9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人去反驳对这样的一些理论的滥用。其中一个我非常尊重的学者Jerome Bruner（杰罗姆·布鲁纳），因为他自己是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一个奠基式的学者，他从1999年就开始写文章，一再跟大家解释，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脑科学的理论，它不是可以这么直接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的。敏感期更是这样，通过一个猫的视觉实验的关键期，直接用到孩子身上。其实心理学家已经把关键期这个词，在用到孩子身上的时候，改成了敏感期，但即使是敏感期，其实我们也没有能够对孩子做任何实验，因为这是不道德的。我们做了很多都是相关性的研究，这些东西都会被人无限地放大。那放大背后的力量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商业社会起到了非常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商业的契机。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下父母面对的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专家的建议，商业的宣传，包括这些培训机构，它利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科学理论，说我们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你现在就要做这个，现在不做这个，将来对孩子就会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你的孩子就会落在后面了，就会输在起跑线了。
你看现在我们国际学校都开始卷体育，也是一样的。身体发展很重要，但是我们又变成了一种对身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叫什么，体能训练。包括跳绳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运动，现在已经卷到一个，我觉得很可怕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背后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的利益在里面推波助澜。
当然我觉得其实除了商业，也有一些政策上（的因素）。当我们想要推出一些政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喜欢把一些科学研究扩大化。我就拿英国的例子，英国其实在2011年出了一份非常著名的报告，那个报告呼吁政府在早期教育多投钱，报告的封面就放了一幅脑成像图，左边的就是正常的儿童的大脑，右边是经过长期的虐待或者忽视的儿童的大脑，你可以看到它们两者的大小的差距。其实当时就有学者直接拿出来就说，你这个是非常不客观地在引用科学事实，但它就出现在政府的非常重要的报告当中。所以作为家长，我怎么去判断？连政府都会拿出来去说的一些东西，更不用说我们商业的这些培训机构也好，各种各样的机构的销售手段。所以我说，今天的父母，他确实处在一个很难的环境之中，我们变得如履薄冰，好像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哪个没安排好，我就给我的孩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吃的苦，将来一定甜吗？
郑老师：刚才听郭老师介绍的这些情况，的的确确我们中国现在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老师、成人、社会宣传当中，已经把儿童为本、儿童优先、儿童利益、儿童权利，甚至儿童天性这些推到很高，但是在实际的我们的养育，尤其在教育里面，我们成年人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愿，自己对成功、失败的这些理解，把全部的人生经验都会转移到儿童身上来。
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中国有两个东西，让我是觉得心忧的。第一就是，我们的年轻一代看起来是拒绝结婚，实际上是拒绝生育，拒绝高成本养育孩子，其实孩子出生那个环节，从子宫出来就已经够了不得了，我们还要把每一个环节都当成子宫一样，让孩子拼命地去挤压，这个过程太痛苦了。那个母亲她不可能一生当中，除了生产那一刻痛苦，她每一刻，上了一个阶段，她都像孩子又从子宫里出来一道，又去挤压它一道。如果我们养育的成本是人为地附着太多了，总体对我们一个健康的生命的成长、成才、天性的舒展，这些是非常不利的。
另一端我们看到孩子，的确我们看每次都有拔尖的，人上有人，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孩子最后是厌倦学习，心理出问题，经不起社会漫长的人生路的很多重要的考验。这些重要考验所需要的心理品质，是特别需要在他们幼儿园、小学逐步养成的，比如说自信，比如说动脑筋解决问题，不教条主义，比如说乐观，比如说互助，比如说能够任何时候相信自己战胜困难。我们常常会因为分数，我们就抑郁了，因为考试，我们甚至就放弃自己了。他把人生特别开阔的，尤其这个时代，要我们年轻的一代往上提升所需要的基本的能力素养的多方面的空间，被挤压得只在心智，甚至是心智里面又窄小的学科化的成绩分数上。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幼小衔接方面，因为是一个比较早的阶段，我说的话可能是有一些代表我偏极端的一些观点，我也就是感同身受。
今天的孩子们长的那个样，我们有时候看到真是有心疼的一个面向。另外一个，我们其实人生有很多经验，我是做教育的，我做过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我真是能看到原来小豆芽一样可能根本不起眼的孩子，多年以后他就会有华丽转身。只是他的场没到，他的时刻没到。教育这个事情不是每天打卡一样，孩子就成长了，有些时候需要涵养，有些时候甚至需要一定的放养，有些时候需要等待，这些都是教育里面的自然之理。我们把涵养、放养、等待、允许这些东西，全都用这种很标准化的、很集结化的这些程序性的动作，把它们绑在上面，孩子们真是非常地辛苦。
因为我觉得并不一定吃了苦，在未来，比如说成年以后的未来的几十年，他就一定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我们还有一些该长的能力，不是只有一个轨道，我们可能有七八个方向要发展的开阔通道。如果不在幼小衔接里面提及的话，我怕过早地走到了应试的轨道。
郭歆：是的，而且大家看到这两年AI的发展的速度，我觉得也让一批不论是教育从业者，还是家长们开始质疑这样一种过早的训练，我们对这些成绩的对比，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这样一些单一的标准的执着追求。我觉得他们开始在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在将来的AI社会，我觉得孩子们他要面对的未来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他有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能力和知识，我觉得我们必须重新地去反思。刚才您说现在吃的苦将来不一定甜，我觉得可能现在吃的这些苦，将来还有可能完全是无效的，或者甚至是负面的这样的一些训练。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这些，所有的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意义在哪，还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反思和提醒。
今天这讲到这儿，我觉得咱们的时间其实也蛮长了，本来还想去做一些具体的对父母的建议和启发，但是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具体聊到这些内容，我想可以在后面的一系列的节目当中慢慢地去回答大家实际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郑老师：刚才我们讲下来，可能在我看来，我想做这么一个小结。实际上幼小衔接现在变成一个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我觉得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这个是我们的入学年龄提早，我们的家里独生子女居多，以及教育担负的社会和个人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所以说，关注它是一个社会很正常的现象，是一件好事情。那当然，如果过度地关注它，甚至是在幼小衔接当中承载着我们社会太多的成人的压力，过早地放置在学前后或者入学阶段，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因为我个人担心是应试教育、标准化考试，以至忽略儿童的群体生活，都会在幼小衔接过程当中表现出这样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幼小衔接是一个每一个社会可能都面临的一个必须的问题。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幼小衔接的孩子段，他们真是儿童，甚至是进入童年不久的儿童。他们的一生当中有很多需要自我、自我的群体，需要玩耍，需要户外，需要多方面的兴趣，一下转到一个制式化的标准学习里面，这个过程如果太急、太快，可能会压抑我们儿童成长的更为广阔、更为丰富的空间。
那么中国古代的先人们也在讲有一个词叫文质彬彬。那我们通常理解这个人是有礼貌、有学识，但是实际上在文质彬彬的论述上有这么10个字，我个人是很受益的。对孩子来说，文胜质则弱，我们过早地把智识性的知识，把人类的道德规则、系统性的学习压给孩子，其实会导致他先天的、本能的、身体的，甚至是个人性格气质的东西就会压下去。另一句话就是质胜文则野。如果我们就任由孩子像快乐天生的小动物一样自然生长，如果太长时间不给以文明的外衣给他穿上，不把他引导到人类知识的学习，不引导到继承人类的文明，变成一个社会性的人，那孩子可能就会野，野得太长的时间，我们人类的文明可能就不能规训他。
所以说如果这10个字，文胜质则弱，质胜文则野，看着我们幼小衔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的话，可能我们都会放松一些。那么今天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的人，其实都有幼小衔接的经验可以参看，比如说我成长的单位制的集体时代的幼儿园，生活和生产一体关照的这种幼儿园。郭歆老师讲到的，包括英国，可能包括香港的，它的学校制度，它的幼校衔接的做法，我们都希望在这个节目里大家看到，彼此看到，彼此更有力量。
跳出来，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拉开距离
郭歆：是的，我开篇讲了我们在这个时间维度，以及这种城乡、中西的对比当中，希望让大家能够更理性地去看待，我们目前面对的幼小衔接以及小学教育当中的这些焦虑。我自己感觉讲到这一期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还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启发，它的启发不在于说过去的对幼儿园的选择、小学的选择，启发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去选，而在于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你像这50年、60年前，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一个成长。我们就知道郑老师在8岁还不会写123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郑老师现在整个的发展和成长的结果。我们今天再让孩子在那里花一两个小时，把这1234567写得标标准准，或者每个汉字写得非常地优美，牺牲这么多的时间和训练的时候，是不是最理性的？
我们其实看到了，刚才郑老师所说的涵养、放养、等待，它是有价值的。我们看到一个人，从幼童到成人的发展过程，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和制度当中，你可能遇到的每个时代，让你关注的焦点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能跳出来一点，可以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拉开一些距离，就发现其实也没有这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现在学校很多，很多样化，但其实去了这个没去那个，也没有我们想得这么大的得失，尤其当我们把它放在人生发展的长度，我觉得可能这是这一集做这样的一个时代维度的分析，希望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启发。
下一集，我觉得我们会想要邀请一些有心理学背景的专业人员，跟我们一起探讨孩子的视角，一线的教育的视角。在孩子的视野下，在一线的老师视角下，这种幼小衔接、小学教育是什么样子的？希望通过这些能够让我们知道，小学教育它不是一个黑匣子，可能也没有我们想得这么样地可怕。我们也可以听到实际当中的老师们、孩子们，他们自己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努力，可以让家长能够有更多的放松的感受。
郑老师：这里边有个小小的建议，如果说我们的听者里面，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实际把他们的故事，哪怕和我的经验和郭歆的经验完全不一样的经验，如果能呈现给我们，我们发生碰撞，发生交融，可能我们能得到更多的智慧。因为焦虑不是能解决问题的，可能我们共同的经验和智慧，能够通过我们这么叭叭叭说了一通以后，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我们可能能对这个问题有更好地理解和认识。
郭歆：是的，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大家再见，下一集再见。
注：片头采访出自2020年央视网出品的纪录片《人生第一次》
2024.08.29
精选评论
共 26 条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未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谁都无法预料，根本没法预判应该走哪条路才会在社会上具有竞争力，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心理素质这块就呼应了节目里老师说到的一些品质，自信之类的，就不管未来怎么变化孩子都具备应对的能力，不至于因为各种挤压而被击垮，所以虽然依旧没有一条所谓的明确的道路，但就像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一样，我们也许可以用排除法来做这道题，就是不能以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包括亲子之间的关系为代价，这样最后也许慢慢也能筛选出一条至少不那么偏的道路来呢？
133****2328 （主讲人） ：讲得真好！
除非阶层流动消失，或者不靠分数进行阶层流动出现新的选拔机制，又或是学校资源完全平均分配，否则我看不出有任何改变的可能。 家长必然都会寻求更好的学校。当学校可以招收的生源多过它可以接受的量，学校和家庭的互动中学校就占据了主动。学校自然会选有利于自己的学生,选取学生要么用父母的钱权，要么用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服从度分出三六九等掐尖去取。再加上这是双向获利的，政策想组织人一样会想出办法绕过。 要求家长放轻松，不要横向比较去让孩子过分竞争，违背了人逐利的天性。何况考试是中国目前少数被认可的阶级流动途径。
133****2328 （主讲人） ：谢谢您坦诚的分享。这个逻辑的背后有个假设：靠分数进行阶层流动是有效的。其实，这个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这个“效果”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加上目前社会变化速度如此之快，其实，孩子们到底学什么才会对他/她的成长和未来更有帮助，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好的学校”的标准也不应该如此单一。这个我们后面几集会涉及到，欢迎您继续一起讨论！
Linz 回复 133****2328 ：但是比起分数，现实情况是其他的方法更无效且风险更大。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人口多资源少，没有机会去到另外的环境生活），不遵循分数的理论都是海市蜃楼。
我是一个刚二年级小学生的妈妈，听了第一集，非常喜欢，期待后面的更新！
教育问题在某一方面也是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继承到了下一代，家长都是一面担心孩子的心理问题，一面又担心孩子对社会竞争的认识不足。家长们真的很难，因为自身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怎么样劝说自己，孩子面对的未来是透明平等呢？
很同意主讲人和嘉宾所持的观点。作为小学生的家长深陷教育的“军备竞赛”难以自拔，作为大学老师看到某些学生受到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大学时就失去方向和动力，也知道靠提前量，靠补习班会出现什么样的“副作用”。但具体到自己孩子身上，不是哪个家长都敢放养，都会放养的。期待后面的节目中更多具体案例的分享。
我上小学是80年代，农村没有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爸爸妈妈都是代课老师没空管孩子，我四岁多不到五岁就被丢进了一年级教室……当然，啥也学不会，据说到三年级才开窍考双百分。以我的个体经验看，满六岁再上学真是没错
133****2328 （主讲人） ：感觉您和郑老师很像。很多厉害的人都是“晚熟”型的。😀
没孩子也可以听听
听到最后，哭了，谢谢两位老师，比心
刚听第一集 主持人有点拉垮 说的飘在天上 还老怕听众听不出自己水平高 请加油 嘉宾很深刻 表达通俗易懂
非常赞同喜欢两位老师观点，特别是涵养，放养，等待这个基本观。但这些正确的基本观念，在现在为成绩论的背景下，反而显得格格不入，学校有多少老师会秉持这个观念来对待学生呢？如果一个家长和老师说我秉持的是涵养放养等待观念，遇到的往往不是理解和赞同，而是冷眼和放弃，这些压力和非议，家长如何消解？归根结底还是教育体系，乃至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有很大探讨空间，不从根本上解决，聊这个话题很容易给人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
单单听第一集的确有种内容飘忽不实际的感觉。自身在高考体制下长大，现在定居海外，儿女小学阶段，看到国内有国内的无奈，海外也一样有海外的卷法。没有办法直接类比。不是简单的成绩唯一论或无用论。倒是很喜欢后面两期的内容。有非常实用的建议给到家长怎么和小孩沟通。作为弱势成长期的孩子，很需要家人的鼓励和健康引导。怎么看待成绩，怎么看待不得不去做的事，怎么面对大环境无可控的外在因素，怎么建立自己的判断。家长和孩子都需要渠道释放自己的压力和情绪。都不容易，是一起在面对这个时代的困境。
现在很多孩子长大了，父母依然攻击歧视他们，比如即便孩子已经出来工作了还把孩子的房间当仓库并且在孩子申诉的时候，不，应该叫年轻人申述的时候还要使用暴力，然后他的父母虽然讲什么孝道但却虐待他的奶奶也就是他父亲的妈妈还当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且个人建议当虐待仅仅只是叫他们注意安全卫生比如屎尿不要拉到外面与不要乱堆垃圾，当时他的父母也是这样对他已经被虐待去世的奶奶说的，但后面他的父母却自己都做不到，更糟糕的是他的父母还支配到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比如新冠的时候故意跑出去让全家阳了，比如过马路故意不走斑马线然后出车祸，出事了才怪他提醒，像这些虐待别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个人建议当虐待与支配到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的父母，你觉得他们会接受不要一个主义应试教育和封建极权家长制的建议吗？也许有的人会问，为什么不搬出去住呢？因为他的父母已经把孩子的翅膀剪掉了，控制孩子的一切包括升学找工作，却怪自己的孩子飞不高，这样合理吗？公平吗？ 节目里提到了管这个字，孩子又不是犯人，为什么用管字呢？应该用赋权与平等交流吧？甚至家长这个词本身就很支配，只不过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糟糕的环境中，实在找不出一个好词，只能勉强使用。 任何的变质孝道与支配规训，最终只会害了家长自己，从学前班的焦虑还被坑钱包甚至破坏家庭和睦，再到支配到后面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包括新冠的时候故意跑回去让大家阳了与故意不走斑马线出车祸为了不听年轻人劝。 我看要改变家长的焦虑，不仅要改变资本主义连孩子都不放过，还要改变变质孝道与支配规训，不然两者一合谋，亲情绑架把孩子沦为权力与资本的韭菜人矿。
133****2328 （主讲人） ：您说的这个故事很让人难过。我希望后面找个机会能在番外里具体回复。这里先补充一点：中国的“管”字其实非常有趣。它不仅仅包含英语里的控制（control), 还包括关怀（care for), 关注(care about)这样的情感和含义。比如，有时候小孩子会怪大人说，“你都不管我了？！”这个里面指的其实是没有关注到，或者关怀到她/他。这个有学者专门讨论过，英语里似乎还没有这样一个包含很多含义的词来对应。
我时常对我小时候学习历程（80后、十八线小城市），感觉除了高中三年以外都很轻松，我也不是学霸，从小到大属于平均水平，做不了学霸也不刻苦，也不笨。但是看到现在的小孩真的太辛苦了，幼小衔接只是这个痛苦人生的预备阶段。国家希望减负但也看中选拔学霸，这让很多家长更加去拼孩子，还有成年人对自己社会阶层稳定性的焦虑。我们的教育焦虑不是来自孩子和教育本身，是来自对阶层和社会机会的不确定性。我悲观的认为这是无解的，所以对于孩子，我们只能在大潮流中努力保护孩子的天性，但我认为被影响和伤害是无法避免的，除了跳出这个圈子。
主讲人的孩子都在国外读书的，有什么资格谈国内的幼小衔接？
133****2328 （主讲人） ：你好啊。节目里可能没有太多解释，我们家两个大部分教育都是在国内，老大有一段时间在英国，后来也回到了国内。不过，这个节目并不是就我一个人，而是有意识地请到了很多不同的嘉宾来分享经验。而我本人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当然，我也并不觉得我因此就“有资格”去做判断或者告诉任何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节目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大家听到很多声音，不同处境的家长，一线的老师，校长，以及孩子们。
155****5787 ：正因为我们没有外逃的条件，面临的形势更严峻，所以才要知道根本点是什么，抓住根本了，外部条件比不上别人，但是我依旧觉得自己是个好父母，因为我因孩子而成长了，顺便帮孩子成长了
【提问】关于小学生，如果因为放养，孩子成绩与参加补习班的孩子相比有差距而被鄙视（被说你好笨）而自卑或者心情低落，家长该怎么开导孩子呢？
133****2328 （主讲人） ：孩子大概多大呢？放养是指没有跟其他孩子一样去参加课外补习班而成绩会落后一些吗？是所有同学都去补习班吗？孩子的自卑和心情低落的表现都有哪些呢？因为不是特别了解具体的情景，我不太好给出特别具体的建议。从您的表述中，感受到您对孩子的关怀，您在那里，看到他/她的痛苦或者困惑，且与她/他共情就已经是最棒的一步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和学校其他鄙视他/她的人一起继续责备孩子。理解她/他的不易。然后，家人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目前学习遇到的具体问题，一起来解决。让孩子感觉到，只要他/她想要去学习，去克服困难，家人就在身边。现在网上各种资源都比较容易获得，和孩子一起学习有点废妈和废爸，但是，这个时间也可以成为特别好的共处时间。前提是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我不是来监视或责备你的。在后面几集中我会谈到我和儿子的一些对话，我会充分暴露我自己的脆弱和无解，但是也会告诉他，我坚决地陪着他一起克服困难，寻找办法。后面还有一个特别棒的妈妈分享她的解决方法，也是和儿子一起面对学习上的困难。她感觉很开心，和儿子更紧密，也对孩子更有信心了。加油！
段赟 回复 小新老师 ：以我家的亲身经历，我想说:只要爸爸妈妈不歧视嘲笑自己的孩子，应该就没大问题。 我家孩子从未上过补习班。周末就是周末。学习上中等成绩，但身心健康，对未来具有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