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离题而谈 | 第一季
大家好，我是陈丹青。我莫名其妙已经讲了蛮多了，可是也不过就讲到第三课，第三课叫做“希腊史诗”，前面的关键段我就不念了，讲的是其实有点烦，因为很勉强。
木心已经讲得这么好，我再来讲，能讲些什么呢？可是看了一下这一课的记录——这本书出版了10年了，我其实再也没有看过——发现还是有很多点可以说。
每次迟15分钟
比方说跑上来的第一段，38页，就四句话：
很静。一点声音没有。好像天然习惯，每次迟十五分钟。
这段话我一看就想起来了，大家知道90年代在纽约，中国人的圈子很少，现在可能多得多了。所以难得有这么一堂课，大家平时各自忙，好不容易聚一回，一进屋子就会嘻嘻哈哈聊天，互相讲各自的事情。
木心就一声不响在旁边等，讲课的时间已经到了，比方下午2点，终于大家静下来，这个时候木心说，“很静。一点声音没有。好像天然习惯，每次迟十五分钟”。
我为什么要记这个？第一，从这堂课开始，我记跟讲课无关的内容了，越记越多。第二，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其实他不高兴了，生气了。可是木心的脾气是这样的，他脾气蛮多的，但他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也没有责备过任何人，就我所见，他不会发脾气。
我在那篇很长的《守护与送别》里，记录木心从重病到去世的过程。稿子发了，小戴——就是伺候木心的那个青年，大家了解木心故事的应该都知道，他不是一个读书的孩子，16 岁就出来打工，但是他非常爱木心——差不多要一两年后才读，而且给我短信，他只提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就是我写到木心回乌镇以后，我去看过他几回，路上有时候会迟到很久，他就等在晚晴小筑路边——当时他还能走出来等我。我老远一看他驼背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不高兴了。
所以我在文章里有一句，等我下车跟他握手，他就跟我说，“路上怎么样？”那我下面一句说，这个就是木心的责备。因为我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得出来。
2024.07.27
精选评论
共 17 条关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早期版本，查了一下：《伊利亚特》最早的中译本是由傅东华翻译的，这个版本是在1929年于长沙出版的。傅东华是一位工程师，他的翻译是从英文转译的。这个译本是《奥德赛》的译本，但在当时，《荷马史诗》的中译本是相对匮乏的。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罗念生先生开始依据希腊文的诗体本对《伊利亚特》进行全面翻译，但遗憾的是，他在1990年去世前未能完成整个翻译工作，第10卷译到第475行时因病痛无法继续，余下部分由王焕生完成 。因此，罗念生和王焕生合作的译本虽然开始于80年代，但完成和出版的时间会更晚一些。
提到了李锐先生！
“木心已经讲得这么好，我再来讲，能讲些什么呢？”哈哈有点前人之述备矣😀然则……丹青老师您是亲临现场的讲述
▲“路上怎么样？” ▲“我面子上对学生苦口婆心，心里面暴跳如雷”。 ▲他说你们读了一本书，讲一件事，讲一个人，你能不能几句话就说清楚？你能不能做到？因为他不满意我们所有人，讲话之啰嗦、之铺张，尤其是不得要领。 ▲如果你说东方、西方，你在说谁，是在说哪部作品？你不说，那就是空话，那么大的东方，那么大的西方，你说在交流，在对比，你对比什么？ ▲景象仿佛天造地设，非如此不可。 ▲上帝的作品 ：将最伟大的诗人弄瞎，使最伟大的音乐家耳聋。
“我对学生苦口婆心 内心暴跳如雷” 第三季开首的为什么我害怕年轻人也有提到。😊
陈丹青老师出了这个节目讲自己由听木心讲课笔记而成的书，是个节目似乎都是“他们让做的”，做出了挺有意思的东西，讲的都是别人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很可爱的事。陈丹青老师后知后觉地觉得木心很可爱，用中国老式的克制来表达不满，以为那时听课的陈丹青们“会懂” —— 现在陈老师出了个讲课笔记，被“要求”出了个节目来讲这个笔记，讲木心，讲得越发有意思了。这个也很木心。丹青老师，还有他们，也跟木心一样，觉得我们会懂:-) 会心一笑也好，后知后觉也好，慢慢都会懂的。
《文学回忆录》再现 谢谢丹青，太幸福了。
。一个就是你崇拜的事物，其实是你不知道的，你知道的名作，其实是你不会读的。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
“哗啦一下，”喜欢这样讲话，听丹青老师讲，也听到了木心讲。谢谢如此文学回忆录❤️
他会忽然就这样拉到中国的《诗经》，拉到《离骚》，拉到孔子。 …… 这个迷离是要打破你一般在日常当中，认为时间是线性的，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用这种后设的手法重叠在一起之后，这个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的线性时间被打破了，过去可以就是现在，过去也可以就是未来，现在可以完全等同于过去，乃至于未来也可以是过去就已经先决定了。（杨照） ……
他说这是上帝的作品， 探病，还是探讨佛法？ “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维摩诘有神通，他马上就知道文殊师利要带着一大群人来这里探病了，所以他就立刻展现了另外一部分的神通，让自己所住的房子一下子全部清空、一无所有。 接下来文殊师到了，维摩诘先说：“善来，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哎呀！你来了，但你真的来了吗？你来了还是没有来呢？ 这开头就指向佛法的根本概念——什么是相？什么是真？什么是虚幻、因缘所形成的现象？ 所以文殊师利啊，你到底来了还是没有？如果依照“相”，那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因缘，那你没有来。可是我又明明看到你要来探病，这个“你”如果不是真的，怎么能说你来探病呢？ 这一开始其实就给文殊师利一个很艰难的问题，但是文殊师利很厉害，他的回答是：“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从空的角度来看，反正有来跟没来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当作我来了。 所以接下来要探病，文殊师利探病的方法：“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当云何灭？”病是怎么来的？病了多久？如果要让这个病能够解决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维摩诘生病根本就是他的方便——让自己生病，为了要来讲这一番道理，所以他就讲出来了：病从哪里来呢？“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所有的病来自于痴、爱，后来我们习惯称之为“贪”“嗔”“痴”，就是对所有这一切事物的执着。 那照道理讲，像维摩诘修行到这样的程度，已经得了佛法，已经有最高的智慧，为什么还会有贪嗔痴呢？为什么还会受痴爱的连累，因而生病呢？ 噢！不是来自于自己，他的痴爱来自于众生，因为众生有病，所以他跟着有病。他病的不是自身，而是众生之所病。所以等到众生都没病了的时候，他的病也就灭了，他也就能够好起来了。 文殊师利和维摩诘，这真的就是高人过招，也是《维摩诘经》当中经过了很长的一步一步铺陈所营造出来的一个高潮的气氛。（杨照）
…… 从接收者来看，由于看不到对方，会导致接收者会产生相似性的过度归因。这和我们刚才讲的去个体化效果的社会身份模型类似，接收者在对方视觉匿名的情境下，由于缺少能够发觉个体差异的线索，会过度放大自己和对方的相似性，而相似性会带来更大的吸引力。 这种情况在线上的互助群组非常常见。比如知乎、豆瓣或者其他基于兴趣或者共同爱好形成的群组中，用户甚至通常会认为在线群组中的他人比他们在线下碰到的人更有吸引力。 因为在线上交流中，接收者只能获得传播者的碎片化身份信息，因此也就容易通过脑补，将其想像得更加理想。比如只看作家的文字，我们会把作家想像得和TA写的主人公很像；只听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声音，我们也会将其理想化。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19年，声音非常好听的游戏主播乔碧萝吸引了很多粉丝，但是有一次在连麦的时候，平时直播中她用来遮挡脸部的图片突然消失，导致乔碧萝以真面目示人，结果让粉丝们大跌眼镜。这是一个交流线索过多导致交流不畅的反例，导致这个情况出现的很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粉丝们根据部分线索将主播理想化了。 还可以再举个例子，比如17世纪的意大利宫廷诗人巴西尔写过一本叫《五日谈》的书，其中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讲两个又老又丑的巫婆，为了吸引国王，天天在城堡下唱歌，她们声音非常动听，国王非常感兴趣。 但是巫婆一直不让国王见到她们的真面目，每次只从门洞里伸一只手指头让国王抚摸。而且她们还特意保养这只手指，把它保养得特别光滑，令人浮想联翩，所以国王就从这只手指和声音，把这两个巫婆想像得美若天仙，并且邀请其中的一位进宫共度良宵。结局大家应该可以想见，不会是个好结果。2015年有部电影《故事中的故事》也收录了这个故事，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后来有什么离奇结果。 《故事中的故事》剧照，图源：onedelightfulday.wordpress.com 这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线索少，信息碎片化，可能是好事，接受者基于有限的信息，可能会理想化传递者的形象。（刘海龙）
谢谢老师，分享一下： …… 《安提戈涅》（Jean-Louis Bézard, 1825）© RMN-Grand-Palais 这个悲剧和中国战国时期聂政的故事比较像，聂政的姐姐也是不惜一死，也要把被暴尸街头的弟弟的名字公诸天下。 公私之间的这个张力在中国格外突出，人情与公共事务之间常常存在纠缠。而且不同于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这种把亲情和家庭价值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行为，似乎更值得欣赏，比如帝王时代，要是父母去世，不管你做多大的官，都要辞职回去守孝，否则就是德行有亏，就会有人去弹劾你。 这种传统就对人形成了一种道德约束，在某些场合很让人为难，尤其是在官场上，遇到亲戚朋友来请托办事时，就会让人处在公与私的矛盾里。同时这种裙带关系也让旁人愤慨。 另外还有一组矛盾也常常出现在这种因特定文化而产生的紧张关系里，也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种矛盾和媒介社会有很大关系，因为从言情小说到偶像剧、综艺节目，媒体总是在不断地营造理想的生活与人际关系，这就会让人对于浪漫关系、家庭关系、师生关系等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现实之中，人际关系又常常既有明亮的一面，又有黑暗的一面。因此媒介的理想和现实中别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之间，总是处于矛盾对比之中。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基本的矛盾，其他的研究者还发现了许多其他的，比如评判与接受、从属与平等、包容与排斥、群体与个人、喜悦与痛苦等，而且，在新媒介技术发展起来之后，还会带来线上与线下、在场与缺席的矛盾，这些都是关系的辩证法。 当然，我们不必对它们逐一了解，只需要掌握关系辩证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可以了，也就是看待关系的视角转换。关系的辩证法在提醒我们，要动态地、灵活地、辩证地看待关系，人总是摇摆不定，矛盾是人性的一部分，人际关系中有些矛盾永远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要理解人的复杂的关系需求。同时，稳定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而只有在变化中才能建立起动态稳定。 只要我们明白了人际关系的这些辩证特点，我们就能相对更宽容地对待彼此的需求与冲突，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刘海龙）
谢谢老师，分享一下： …… 道德行为是有目的性的 休谟的第三个观点认为，道德行为是有目的性的，而理性无法说明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它只具备工具理性的作用。休谟的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当代道德心理学的支持，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心》这本书中介绍了一个案例，有一种脑部受损的病人，会产生特殊的症状，他们的智商没有问题，能够非常清楚明白地做出对和错的判断，但问题在于，因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他们失去了情感的能力，看到任何快乐或者恐怖的图片都无动于衷。 你设想一下，这样的病人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打个比方，如果他们去超市购物，虽然可以对同一类型的商品进行性价比的计算，但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感情偏好，所以很难做出决定，到底应该买哪一件商品。海特在介绍完这个例子之后，说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话：当主人（激情）死了之后，仆人（理性）既没有能力也不想再去维持家业，因为它失去了动力，一切都完了。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了，海特把激情比作主人，但是把理性比作“仆人”，而不是像休谟那样比作“奴隶”。这是因为海特认为，“仆人”比“奴隶”更加准确地描述出理性的作用和地位。其实休谟自己后来也认为“奴隶”这个表述有些夸大其词了，所以在《道德原理研究》中，他调整了自己的说法，认为理性对道德并非毫无作为，而是可以辅助情感，“间接地”同道德发生关系。 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澄清事实细节，来帮助情感做出更加合适的反应。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英国作家萧伯纳的那句名言：“有教养的英国人”除了掌握“对”与“错”的差别，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后来，有一个英国哲学家自嘲说，这个批评用在道德哲学家身上其实更合适——那些在大学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家伙常把自己对于世界的无知当成美德。休谟对于理性作用的正面肯定，提醒我们，道德哲学家不仅要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道义担当，还必须深入到具体的事理分析当中，掌握更多的实证材料，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事实发生改变的时候，同时也要改变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立场。 无论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还是理性是激情的仆人，都说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人们的道德判断是凭直觉快速做出来的”，在多数时候，道德推理总是姗姗来迟，它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是为了证明人们业已做出的道德判断的合理性。 如果以上说法成立，那么它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呢？ 有人也许会说，那我们干脆就放弃道德论证和道德说理算了。当然不是这样。虽然道德论证的有效性比我们预期的要低很多，虽然我们正处在一个几乎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讲了道理也没有太多人会听的时代，但是我始终认为，对于知识人来说，尽可能清楚明白地讲道理，这仍旧是知识人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但是，另一方面，知识人除了要诉诸道德说理，还需要学会重视情感教育。用中国人的老话说就是要动之以理，更要晓之以情。乔纳森·海特写过另外一本著作，叫做《象与骑象人》，他把理性推理比作骑象人，把情感直觉比作大象，之所以把情感比喻成大象而不是马，海特说，这是因为大象比马更庞大，也更聪明，所以操纵大象要更加困难和艰巨。 海特提醒我们说，在面对道德分歧和政治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就要学会跟大象交流，因为如果你想让对方相信违背他直觉的东西，他们会立刻找到理由来为自己的直觉做辩护，而且这种辩护几乎总能成功，所以除了要跟理性交流，还要学会直接诉诸情感，跟那头大象进行有效的沟通。（周濂）
…… 虽然，黎塞留本人在1642年就去世了，未能亲眼目睹战争的结局，但是当时的胜负形势已经很明朗了。法国参战的结果就是，它在战后成为了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而后来的路易十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敢自称为“太阳王”的。当然，哈布斯堡王朝也在此后彻底走向了衰落，盛极一时的西班牙也从此彻底沦为欧洲二流国家，直到今天。 但当时的天主教徒对黎塞留的感情有多复杂呢？据说在听到黎塞留的死讯后，教皇乌尔班八世说出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上帝存在，他可有不少要去交代的。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他这辈子真够成功。” 即使是像教皇这样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黎塞留的政治手腕确实太高超了。只不过，在当时还比较浓郁的宗教氛围下，很多人更倾向于认为黎塞留是一个纯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眼里只有法国国家的世俗利益。但对于生活在高度世俗化的现代社会里的我们来说，黎塞留则是冷静的、理性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完美代表，也是国际政治中均势理论的鼻祖。 黎塞留自己还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人类的拯救最终是在来世，因此不要惊讶于上帝希望人们等待他来惩罚罪恶，用他在来世的审判惩罚他们。但是国家在此世之后就不存在了。它们的拯救要么就在当下，要么就不会再有。因此，对它们的生存来说所离不开的惩罚，就必须立即执行，而不能延迟。” 这段话听上去可能有些复杂，不过，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黎塞留的信仰很虔诚，但是他却从未试图以上帝为理由去推行外交政策。他奉行的是博丹的主权学说，以及我们前面讲过的、更加古老的国家理性学说。他把国家视为一个与个人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没有来世的拯救，所以宗教因素应该被排除在国家利益的考虑之外。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应该无所事事地等待上帝来干涉人类的事务，而是要专注于思考自己国家的利益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做一番历史假想，假如法国当初不像黎塞留选择的那样，加入新教阵营，那么，三十年战争中最终获胜的，会不会很可能是天主教同盟？如果获胜的是天主教同盟，那些新教国家可能会被颠覆，天主教也可能在整个欧洲完全压倒新教，并恢复到宗教改革之前的局面。 在这个平行宇宙里，现代世界肯定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大不一样。加尔文发动新教改革的日内瓦可能会被攻陷，后来的荷兰也可能不会独立，而信仰新教的英国很可能继续是一个边缘的海岛。那现代资本主义还能否在欧洲兴起，就该打上一个大问号了。 但假想归假想，历史不可能重来，在已经成为事实的这个世界进程里，随着黎塞留个人的成功，以及三十年战争的终结，西方世界翻过了宗教战争这一页。而我们关于宗教改革的单元，也在这里结束了。 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大写的人站起来了，信仰也完全被重构，现代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基本默认值”已经初具雏形。同时，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薄弱的王权与古旧政治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国家生长的需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去看看现代国家在这当中到底是如何构建起来的，以及为什么不同国家又走出了大相径庭的道路。谢谢收听，下集见！（孟庆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