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许纪霖。上一集浴洋和大家分享了胡适留学美国时与韦莲司的故事。

当胡适留洋归来时，古老的中国文明正面临深刻的秩序和意义危机。面对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激进的、自由的，还是保守的知识分子都认同“变”是顺乎潮流的大趋势，但变革的目标、途径、速度如何，长期以来一直是公案。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精神领袖，胡适提出来的社会变革方案，是实验主义的改造思想。这一思想浓缩地呈现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价值取向的现实境遇，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这一集，我想我们可以接着上一集胡适回国的故事，超脱文学的范畴，来聊聊作为社会改造者胡适和他的实验主义，以及这种社会改造方案在20世纪的中国无法施行的原因。

 

要聊胡适的实验主义，我们需要先知道人类的社会改造大概有哪几个方向。

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卡尔 ·波普曾经将人类的社会改造分为两种，一是乌托邦社会工程，二是渐进社会工程。

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就是相信历史有不可抗拒的规律和终极目的。为了实现这一乌托邦目标，改造者就需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计划和蓝图，来对社会进行全盘性的改造。但这一整体性的计划与纲领，是从理念中推演出来的，无法证实，也无从证伪，缺乏实证有效的纠错机制；在推进方式上常常是激进的、极权的。

与此相对的是渐进社会工程，这种方案否认历史有任何外在的规律或终极目的，认为任何社会建构都是在原有结构中自然生长的。因此，持有这类主张的社会改造者，会倾向利用现存的社会建构，来进行局部的、小规模的社会试验，并在不断地试验中实现社会的进步。

胡适的实验主义，就是第二类，也就是渐进式的社会工程。那么这种实验主义的思想来源于哪儿呢？

胡适自己说过：“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