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病说痛：当代医疗生态的反思与追问
大家好，我是景军，欢迎收听《谈病说痛》。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人类瘟疫”。人类历史可以用王朝划分，也可以用生产方式划分，也可以用社会制度划分。但是，人类历史也可以用“疾病时代”划分。
今天讲的都是历史问题，那我们作为一个医学社会学研究，为什么要讲历史问题？我觉得任何现实问题它都是有它的时间性的，如果我们不把“根”看清楚，我们上来就讨论长寿问题，那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历史（感），你觉得长寿问题是自然的，但一旦把历史的维度加上去，你就会觉得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原来相对而言的新近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点，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我们把什么事情都看成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立体的，那就是它有时间性，它有时间点、它有地域，突然我们就觉得我们今天看似自然的一些事情，原来在历史上并非如此。
历史上惊人短暂的人类平均预期寿命
那这个非常有意思了，就是我们过去谈历史，都是谈王朝，都是谈社会制度的演变，政治制度、人物（国王、伟大领袖）这样子，那从疾病时代这个角度去看历史，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面貌。那这新的面貌实际上是很惊人的。
首先我们从疾病和健康的角度来看，我们想一下，秦始皇那个时候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就是出生以后，平均下来他能够活多长时间？那根据我们国家一个学者叫林万孝的考证，秦代的时候是二十岁，然后汉代的时候是二十二、三岁平均下来，到了唐代的时候是平均二十七岁。
2024.05.18
精选评论
共 7 条景军老师在本集提到新中国成立时，人均寿命才35岁，我想根据这个数据就“养儿防老”这个概念请教一下景军老师： 我认为虽然“养儿防老”自古就有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在古代和当代是有巨大区别的。首先，古人对于自己的预期寿命不会估计得很高，例如可能觉得自己三、四十岁就死了，因此“养儿防老”很可能是指当自己死的时候，有个儿子可以继承家业（农民的就是继承田地，商人就继承生意之类）以及有儿子可以在清明的时候祭祖和扫墓。其次，一旦古代的夫妻生下了儿子，由于儿童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父母最大的期望是孩子能够健康地成人，其次才是所谓的“养儿防老”。 而当代父母就不同了，无论对于自己的预期寿命以及对于孩子的预期寿命都会达到例如80岁这个水准，所以就必然预期自己到了老年行动不便，需要经济以及人力的支持才能安度晚年，所以生了孩子后，最大的期望就不再是孩子能健康成人（因为默认了孩子一定可以健康成人），而是期望孩子将来能有财力和精力照顾年老的自己。而父母辈积累的财富也不再是指望后代能够继承的这种“养儿防老”，而是不仅父母自己的财富用于自己的养老，连孩子的财富也要用于父母自己的养老。 于是，古代虽然有“养儿防老”的说法，但是父母首先是把孩子当人对待，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其次，防老的很大一个内容其实是有后人继承“家族”财产和“家族”名誉。因此古代父母更多是把孩子当一个人来养育。 现代父母则从孩子一出生，就把孩子当做工具来养育，完全是为了在物质利益层面上实现“养儿防老”，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要赢在起跑线上，孩子一出生就要背负父母们的“养老焦虑”。这也就是我创造出的“学生阶级”这个概念的成因。 古代人和当代人虽然都使用“养儿防老”这个概念，我认为内涵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与人类的预期寿命大大提高，以及老年病死的原因更偏向为“退化性疾病”（例如帕金森，健忘症等这种疾病其实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予以照顾的）有很大关系的。
LovingLu ：同意！讲太好啦😊
155****9486 ：立论的基础不对。人均寿命35的意思，是婴儿死亡率高，并不是，活着的人对自己的寿命预期是35岁。
人口激增是近现代史上的显著现象，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的医疗进步、卫生条件改善及抗生素的发现极大地降低了传染病死亡率，促使人口快速增长。可以说，现代医学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从传染病、慢病时代向退化性疾病迈进的时代，传统医学可能在慢性病管理、疾病预防及提升生活质量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为大众提供多元化解决方案。
老师，35岁的平均寿命的记载文章只有一个，而且实证性应该也有待考察，基于当时新生儿存活率低的现象和意义的非自然死亡（历史事件）这个平均寿命是有失偏颇的，它不能代表当时的医疗水平～
LovingLu ：一些非自然死亡
无论多少岁，质量好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