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李浴洋。欢迎收听“文学的现代中国”。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将进入文学现代中国的第一个时刻，1635年。

通常我们说到创新、革新，会下意识地联想到离我们今天更近的时刻。像是现在，我们会觉得AI就是一种新鲜事物。再或是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五四运动，我们对于现实、历史和未来，都有了一些与此前不同的看法。所有这些变化，都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而五四以前的时代，我们通常叫做“古典”或者“古代”。“古”这个词本身就是与“今”相对的，不会让人感觉它和我们当下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惯常的感觉。一般来说，我们对于现状的追溯，不会想到比20世纪更早的时期，也不会认为那些时期的创新有多新。

不过，近些年文学界与史学界的许多精彩研究却来自对于古典时刻的重新发现。通过对古典时刻的重新擦亮，学者们发现，在许多与今天看似没有关系的历史里，其实也蕴含着革命性的力量。在由时间组成的链条上，历史与现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1635年，就是这样一个可以重建历史与现实关联的文学时刻。1635年所在的晚明，一种现代的“文学”观念正春风化雨般地进入中国，开启了一段跨文化创造的故事。而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桥梁作用的，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分享的《代疑续编》这本小册子以及它的作者杨廷筠。

杨廷筠是谁呢？在中国历史上，杨廷筠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他的经历却非常典型地呈现了晚明的时代风云。

1611年，杨廷筠参加了朋友李之藻父亲的葬礼。这次葬礼很特别，李之藻请来了耶稣会的教士来为父亲施行临终祷告，还在葬礼上砸毁了家里的佛像神位。这些举动让杨廷筠很震惊，他开始思考佛教与天主教究竟哪种更能真正安顿身心。其中，在外来文化里，最无法忽视的一群人就是传教士。他们与中国文人往来密切，通过传播西方新知的方式来辅助传教，因此广泛地参与了那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与科技活动。那时候的不少中国文人，就是从传教士那里最早受到了西学知识的影响，其中有一些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信仰天主教。杨廷筠就是其中的一位。

葬礼过后，杨廷筠和李之藻以及居住在李家的耶稣会士展开了一轮又一轮辩论，最终他被说服，决定放弃佛教，成为天主教徒。这之后，他的余生都在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劝导世人信奉天主。为了宣传天主教义，杨廷筠写了许多小册子，其中就包括了《代疑续编》。

但这本小册子要到他去世之后的第八年才得以刊行，这本小册子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主要也是普及天主教义的，但同时捎带介绍了一些西学知识，其中就包括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

为了讲清楚这种文学定义的“新”，我们需要先回到中国传统中来，看看原本的文学是什么意思。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文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先进》篇中，是“孔门四科”之一，指的是文字与行为的结合。换句话说，中国最早的“文学”定义是儒家的一种实践方式，具体的意思就是，文人学士们要将儒家典籍学问融入个人言行举止的修为之中。

后来，中国文学这种对于行为举止的指导范围不断扩大，从文章大业到斯文修养，从宇宙“人文”、“天文”到文化教育，从审美经验到对于孩童的规训，等等，几乎变得无所不包，成为了一个十分广义的概念。但不管怎么变，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定义指的就是士大夫的文化实践。

然而到了杨廷筠这里，文学变成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在《代疑续编》里的原文是怎么说的：“西教……有次第，……最初有文学，次有穷理之学”。这句话的意思是，西方学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顺序，最初是文学，其次是“穷理之学”，也就是数学。

这就使得文学的含义和中国传统的文学定义区分开来了，杨廷筠的“文学”是西方的文学定义，也就是重在指出文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而中国传统的“文学”定义方式不是这样的，它是包容性的，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文化实践。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西方强调“文学”之为“文学”的特征，这在中国此前是没有过的。

但无论如何，从杨廷筠这里开始，东西方的“文学”概念衔接到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可以互相翻译的概念。因此我们说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并不为过。

那么，为何偏偏是到了杨廷筠这里才产生了对于“文学”概念的重新理解呢？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杨廷筠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的宗教信仰里去寻找答案。

当时有许多传教士在中国活动，除了大名鼎鼎的利玛窦，还有一位也值得一提，那就是艾儒略。

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了很大贡献，而杨廷筠就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艾儒略和其他的传教士一样，都是把传教和传播新知结合在一起的，有时甚至把传播西方最新的学问放到第一位。

他们在和中国文人接触时，特别注意“入乡随俗”。这不完全是一种交际策略，他们确实也都一定程度认同儒家思想。他们都穿儒服，行儒礼。“艾儒略”这个中国名字，就很有代表性。所以中国文人和他们接触时完全没有隔阂，潜移默化地受到他们的影响。艾儒略写过一本书，叫《西学凡》。“凡”就是“平凡”的“凡”，在这里是主旨、大意的意思。这本书相当于一本西方学术概论。其中，艾儒略就提到了“文艺之学”这个词。

不过杨廷筠的“文学革命”并不完全是由于传教士的影响，因为在杨廷筠之前，中国思想文化在晚明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同样构成了这场“文学革命”的重要背景。后来，艾儒略也过用“文科”这个概念来指代“文艺之学”，突出了这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文学”。这就是杨廷筠的“文学”概念的来源。从“文艺之学”到“文科”，再到杨廷筠的“文学”，脉络清晰可辨。

比方说，以“童心说”著称的思想家李贽，也就是评点《西游记》和《水浒传》的李卓吾，他就曾经致力于挑战儒学正统，号召“放言高论”的自由表达。文学家袁宏道也主张过抒写带有个人性灵的诗歌，反对拟古派以模仿古人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

还有徐渭徐文长，以及写出了“三言二拍”的凌濛初与冯梦龙。他们作为当时文坛上的标志人物，醉心于小说与戏曲创作，为这些边缘文类赋予了新的生命，激发了它们传递人心与表现人性的活力。在他们之前，小说和戏曲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存在。

这些都是“文学的现代中国”的先驱，也是杨廷筠文学定义里的文学性与学科性的线索。今天，我们也许不会认为晚明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多么辉煌的时期，但历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我们恐怕低估了晚明推陈出新的能量。

不过，杨廷筠不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家，他的《代疑续编》也称不上是一部名著。杨廷筠和他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更多只是在中国天主教徒的圈子里流传。加上清朝建立以后，从政治到文化，都与晚明十分不同，所以杨廷筠所代表的这种革新的声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就暂时被压抑下去了。

一直要到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杨廷筠才重新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关注。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就是一位接续了杨廷筠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天主教的著作很熟悉，对于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更是抱有兴趣。

在他的《海国图志》里，魏源在谈到罗马的文学时，就使用了杨廷筠的文学含义。他认为，罗马本来没有自己的“文学”，是在降服希腊之后，才接受了各国的“文艺精华”，从此才有了“爰修文学……文章诗赋，著作撰述，不乏出类拔萃之人”。

这里魏源所说的“文学”，就是一种更具文学性的文章撰述。晚明的“文学革命”在晚清魏源这里得到了接续。除此魏源，这一时期还有很多的传教士，也在积极向中国传播着西方的“文学”观念。

1837年，著名的传教士郭实腊，就在一本名为《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中文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做《诗》的文章。他在文中把中国的李白与西方的荷马、弥尔顿并称，认为他们都是世界文学的豪杰。

郭实腊在这里也使用了“文学”这一概念，而且与杨廷筠的用法相同。李白是中国的大诗人，荷马是写作西方史诗的大诗人，他们可以被相提并论，就是因为有了现代的“文学”概念。只有在东西方可以通行，也可以互相转化的“文学”概念中，他们才都是“诗人”。否则，他们创作的完全是两种诗歌文体，也各自属于不同的文学和文化传统。

1857年，又一位传教士艾约瑟开始在中文月刊《六合丛谈》上开设专栏，介绍西方文学。在这个专栏里，艾约瑟首次直接讨论了中西“文学”观念的不同以及它们各自产生的历史语境。

其中的第一篇叫做《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他在这里面明确提出了西方“文学”的定义。这是第一次有人有意识地指出文学的地域之分，同时，这也是杨廷筠在开启这一进程后的一个世纪里，第一次有人将杨廷筠文学革命的意义明确地提示了出来。

当然，大家已经开始习惯使用新的“文学”概念，并探索出更大程度的创新，这是五四爆发以后的事情了。但这种观念地壳的移动，无疑是从晚明开始的。

晚明启发了五四，反过来，也正是五四重新照亮了晚明。将晚明提到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的，正是五四一代的学者与作家。

1932年，周作人应邀到辅仁大学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在这次演讲里高度评价了晚明的“公安派”与“竟陵派”，这两个文学流派都推崇人性的自然解放。而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出的最为响亮的口号就是“人的文学”。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说：“（晚明）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这是周作人这位重要的历史当事人的感受，原来五四的起源在晚明。即便这不是五四的唯一起源，至少也是一个重要起源。

周作人个人还特别喜欢袁宏道。袁宏道和杨廷筠也是同时代人，前面提过，他倡导以个性解放为宗旨的性灵文学，以及随时代而发展的文学观或者文学史观。这些都让生活在几个世纪后的周作人心有戚戚焉，他在袁宏道身上发现了现代文学的源头。

无独有偶，1934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家嵇文甫也在他的著作《左派王学》中提出，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源头可以溯源到晚明。在嵇文甫看来，具有激进风格的王阳明学派在晚明大行其道，就是现代中国的起源之一。

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这两位，周作人是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嵇文甫是左翼学者。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晚明，虽然他们的立意各有不同：周作人是要从人文精神的角度为五四文学寻找历史的和价值的起点，嵇文甫则是从晚明的社会与思想转型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变革的某种先声。

而后来两人的思想也都影响了更为年轻一代的文人和学者，无论他们是人文主义者还是左派。像是周作人的学生任访秋，日后就成为重要的现代文学史家，他构建的现代文学史图景便是从晚明说起的，袁宏道和李贽便都是他的论述对象。

可以说，在1930年代的中国存在一股“晚明的发现”浪潮。所谓“晚明的发现”，就是指后世对于晚明文学的重新认识，特别是从中所发现那些不同于以往的元素。通过这次浪潮，历次“文学革命”的遗产构成了一根链条，从晚明出发，经由晚清，再到五四，最终导向了现代文学。

在文学史里，从“现代”发现“古典”的例子还有很多，“晚明的发现”只是其中一例。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中，也会不断地和大家分享这样的文学故事。

王德威老师有一本书就叫做《想象中国的方法》。这本书提倡以“小说”或者“文学”来“想象中国”。因此，这里“文学”就不再仅仅是现代中国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的记录或者反映，而成为一种参与方式。“文学”在历史中的力量与分量，通过参与得到凸显。

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今天分享的1635，表面上是一段文学的现代观念萌芽的故事，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或许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故事。或者用王老师的概念，是一个“世界中”的故事。

因为它促进了中西文学观念的互通与革新，而这些革新首先得益于人的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上的变化。未来几集的故事，也都将继续与流动的人有关。因为有了流动的人，比如传教士，我们才有了流动的历史，文学才从传统流向了现代。

不过，对于1635本身，我们也需要更加辩证地看待。一方面，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学新变中的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出现，让现代“文学”观念在中国兴起。而这种兴起，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世界性的因子。它是全球性的跨文化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中国文化自身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中国文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做出的自我振作的努力。这里就包括了杨廷筠，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李贽、袁宏道、徐渭、凌濛初、冯梦龙等人，当然也包括了后来的魏源，还有更为重要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里。

在这一集中，我们从1635年杨廷筠身后刊行的《代疑续编》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谈起，分享了现代“文学”观念是如何在晚明时期的中外文明交汇中进入中国。我们也从晚明一路而下，观看了“文学”观念从晚明到晚清的流变；然后又由1930年代溯源而上，考察了晚明的文学史意义是怎样在现代中国被发现与发明出来。

在这一集之后，将是王老师的导论，他会就这一集所未能展开的内容，与大家分享文学观念在晚明之后的故事，他会谈到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人对文学的定义。

我们会发现，文学现代中国的起源，其实犹如满天星斗，闪烁万端。这一集的1635年只是最早闪耀的那颗星辰罢了。整个现代文学星象图的铺就，还有待更多后来者的参与。

谢谢大家的收听，期待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