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接着来谈北宋的“熙宁党争”。

在前面音频节目为大家分析的复杂的政治解构背景之上，再加上另外的几项因素，使得“熙宁党争”格外激烈。其中一项是核心人物王安石的个性。

王安石最有名的绰号叫“拗相公”，表示他很固执，很难接受折衷、妥协。司马光曾经写给王安石一封信《与王介甫书》，在这封信中他就列出王安石的四大罪状，分别是：一侵官，二生事，三征利，四拒谏。

先说“生事”，那表示，他不只要改革，而且要大改。司马光自己的标准是“非大坏不更造”，全面改革带来的破坏往往超过改革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没有“大坏”却要全面重造，这就叫做“生事”。

不过这样的指责，王安石当然不服气，他的答辩指出：国家积贫、积弱，这最根底的两项已经如此严重，当然是“大坏”，非“更造”（整个彻底重新打造）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是“生事”。

党争其中一项争执重点，就是对于现况的评估。基本上，旧党是乐观派，新党是悲观派；一边强调没坏、没问题的部分，一边则凸显已经“大坏”，而且造成迫切危险的部分。

再看“侵官”，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指的是破坏官僚体制，从王安石自己开始，就不是依循原有的管道阶梯上来的，而是被皇帝不次拔擢的。然后王安石又运用他的权位拔擢了好多新党人士。这些人上位之后，夺走了一些老臣原有的官守，僭用了他们的官职，这是第二层意义的“侵官”。

而王安石“侵官”的具体证据，那就是许多大臣纷纷请求退休。《续资治通鉴长编》当中就记载，御史中丞杨惠曾经特别向皇帝点出，看看这些最近离开朝廷的旧臣的年纪：范镇六十三岁、吕诲五十八岁、欧阳修六十五岁，辞官退休；富弼六十八岁、司马光和王陶都是五十岁。或者是以身体不好为弹劾，或者是请求调任比较闲散的职位。这是为什么？皇帝难道不该想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