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病说痛：当代医疗生态的反思与追问
你好，我是景军，欢迎收听《谈病说痛》。
我们今天要分享两个概念——生物权力（Biopowe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两个概念对于健康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
生物权力与生命政治
首先，权力是一种可以约束其他人的强制力，生物权力则是一种基于生物医学的法律性和社会强制性约束其他人的力量。
那谁有生物权力（Biopower）？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字典里，只有国家有生物权力，个人是没有生物权力的。那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什么？ 我们个人和国家的生物权力发生互动的场域，就是生命政治的场域。
所以有人把 Biopower 和 Biopolitics 这两个词，分别翻译成“生物权力”和“生命政治”，不希望把它们翻成一样的（比如统一翻译为生物权力/政治，生命权力/政治），它是有一些道理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更混淆这两个词了。
对福柯来讲，最典型拥有生物权力的，就是国家机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去谈生命政治（Biopolitics）。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死亡证明，只有国家委托的医生，才能开具死亡证明。这是在医院里，否则的话，就是法医证明。这是国家赋予法医和医生的权力，只有他们才能这样做，任何组织不能再开死亡证明。
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北京的阴阳先生都可以开死亡证明，这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家属出具一个某某人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说明，再拿到公安局盖一个章，你就可以抬着这尸体到朝阳门外，就可以埋人了。今天是绝对不行的，今天一定是法医或医生开具死亡证明。那能不能开具死亡证明，这是国家拥有的一个生物权力（Biopower），国家通过法医和医生来执行。
但是，这里所谓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就有意思了。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死亡证明是三联，第一联是什么？你拿着这一联才能火化，火化完了才能去埋人，埋人完了才能去销户口，销完户口才能领抚恤金，这后头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就多了去了。
然后如果你要分家，如果你要继承财产，你还得去找死亡证明。比如说我父亲、母亲如果不在了，它就会说，景老师你要分他们的财产，不行，你要证明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在不在，如果他们不在了，你要把他们的死亡证明拿给我看。突然我们发现，死亡证明它包含的政治场域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两个词汇或术语，混为一谈。
传统社会的生物权力 VS 现代社会的生物权力
那我们比较一下，传统社会的生物权力和现代社会的生物权力，它是不太一样的。
传统社会的生物权力对生命体的干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遗弃，一种是封锁。遗弃就是说，我们把一个患重病的人，比如说患有严重感染的人，遣送到别的地方，让他离开自己的家乡，或者他不愿意离开的话，我们就用驱赶的方式，把这个人遗弃了。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把这个人封锁了，就是关押起来。那关押起来之后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给他供养，让他还能够继续活下去；一种是断绝，就是不能让他传宗接代，不能让他再传染其他人。
那传统社会的生物权力来自于什么地方？一种是来自国家，一种是来自社会。社会怎么会有政治权力呢？在中国历史上，我们都知道有地方社会，地方社会也是有强权的。比如说很多大家族，它有处死人的权力，它也有驱赶和遗弃人的权力。
我们会看到《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下属问上级，有人得了麻风病之后应该怎么处置？要“迁疠所”，疠所就是指关押麻风病人的地方。再接着问，如果麻风病人犯罪了怎么办？定杀，就是溺水处死。所以在传统社会，它分两种情况，并不是得病的人就必然被处死，而是像麻风病人犯罪了之后，他会被处死。
那现代社会的生物权力就不太一样了。它有几套非常重要的制度：
首先，它有一套系统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疾控法规、医疗法规、食品法规、环境法规等。
在这里，实际上法律非常厉害。比如中国人去世之后，安葬这件事情都需要用法律把它定下来，也就是说，那你一个人的安葬点，实际上是在你的户籍所在地。但现在也有一个矛盾——你在你的工作所在地能不能安葬？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比如说，有一位老人是北京户口，但是他的祖籍在河南，他想安葬在河南，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回不去，有一套制度在这里约束着你。你的死亡证明上，已经有你的身份证号码，有你的户籍，对不起，你只能在北京火化；在北京火化完了，对不起，你只能在北京安葬——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再做出跳出这个制度的事，那你就要另做一番打算和努力，它就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所谓自然而然发生，你只能在这个制度规定之下进行。
所以法律制度是非常多的，许多现代权力都是通过法律施行的。但福柯的观点是对的，法律实际上是一个壳，它实际上是来自现代知识体系，法律是现代知识体系的一个表达和载体。
第二个，现代生物权力有一套组织制度支撑。这套组织制度也是非常严密的，比如说有医院、有诊所，有监测的、有检测的，有卫生数据的收集，有疾病的防控......它是靠一套组织制度来运行。
第三个，现代生物权力非常离不开一套知识体系。那知识体系就包括生命医学、解剖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精神病学......它是有一套现代医学知识作为支撑。
那现代医学本身，还需要通过话语体系发挥作用，就是话语才能教育人、说服人，才能让别人懂得。话语体系主要有几种形式，第一个是国家主义的，或者叫民族主义思想，第二个是实证主义的，第三个是经验主义的。
也就是说，法律制度和组织制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配合起来之后，它就形成了，我称之为，两种并行的制度和两种并行的体系。所以现代生物权力和生命政治，它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它在不断地演进，它是和现代医学知识紧紧放在一起的。
生物权力对全部生命历程的渗透
我有时候讲课，我就说生物权力渗透我们全部的生命历程。如果我们从生命的起点开始看，就是还在娘胎里头，现代医学就已经进入了胎儿的生命中，比如说产检，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搞了三十多年的“子宫革命”，就是计划生育。
《女人系列·节育环》 周雯静，2014
我记得有一位艺术家叫周雯静，她创作了一个关于节育环的项目。她走到世界各地，搜集各种各样的节育环，创作了一个大型展览，展出了用手工重新复制的三百多个节育环。然后她把各种外科手术的工具，在全世界也收集起来，又重新做了一遍。然后她又仿照女人身体的怀孕过程，做出了塑像。所以她这个展览特别有意思，就是讲的计划生育，不仅是我们国家的，而且是全球的计划生育。
《红色系列Nº1》 周雯静，2016
这里引起我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节育环放在女人的身体里，最多放十五到二十年就应该摘出来，但是放到三四十年的人，多了去了，然后引起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在我们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子宫革命”，当你受到这种视觉冲击的时候，你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子宫革命”。
《红色系列Nº3》 周雯静，2016
周雯静的这个展览前几年在网络上传播之后，有很多年轻人跑到家里，问自己的妈妈，你现在还有没有节育环？妈妈说，当然有了。再问，你知道不知道戴节育环有时间限制呢？妈妈说，早就已经忘了。然后他们问，节育环还给你带来不便吗？妈妈说，当然带来各种不便了。所以有些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母亲，到医院去摘掉节育环。那我用这个例子是想讲什么？别说我们的生活了，生物权力直接进入我们生命最隐蔽的地方。
但不隐蔽的地方它也存在。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不打预防针，那就不能上幼儿园。不同的文化中是不太一样的，我曾经问过一个非洲人，他说，我不打啊，要不让上幼儿园，我就会告它。但是在我们国家，为什么疫苗接种率这么高？除了国家的要求，我们的家长和幼儿园的制度也特别厉害。那你们家的孩子不打预防针，你会有很大的同伴压力，有人在家长群里就开始骂你了。那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国家在行使生物权力，别人也会用国家的名义来要求你。
那预防医学为什么会比临床医学更能突显现代国家和现代权力的能动性？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想，临床医学最后它改变你的什么呢？你去做一个手术，你去服药，它改变的是你生物性的方面。那预防医学是生物性和社会性同时要求改变——你要抽烟？不行，你要改变抽烟的习惯；你要是性生活，你没有结婚，要戴安全套。
临床医学它给你做完手术就结束了，给你看完病就结束了。预防医学它要求的是你行为的改变、观念的改变，甚至要求你语言的改变，这是它厉害的地方。也就是说，临床医学它是针对肉体或者心理的改变，预防医学要求的是知信行的全部改变。所以我认为，预防医学比临床医学更能彰显现代国家以及现代权力的能动性。
总而言之，你会看到，从生一直到死，其实我们这整个过程都不断受到生物权力的制约，这就是我们讨论生物权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是活得自自在在的，活在一个真空里的，实际上我们从生一直到死，都受到权力的约束。
对现代生物权力的抵抗与限制
我们要看福柯的话，他在意大利的时候就专门讲过主体性（subjectivity），实际上他对人类的命运感到悲哀，就是现代权力对个人主体性的侵犯是特别大的。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性学家
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身心私隐”现在成为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社会，建立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一个特别强大的工具。
在我后来所讲的这些节目里，我会讲到，比如说癌症患者、糖尿病患者、艾滋病患者、抑郁症患者，由于近代通讯手段的发展，尤其是 2000 年以来，社交媒体的发展，他们突然发现，在这偌大的一片土地上，有很多人和他们是一样的。过去我要得了艾滋病，或者得了抑郁症，或者得了精神分裂，我都不知道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情况。现在我突然发现，实际上我有很多病友。
也就是说，讲到生物权力存在的同时，我觉得它必然有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就是一种抵抗，或者说能够把生物权力消解一下，看到一种与生物权力不太一样的存在。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我们也是用现代生物学知识去武装自己，然后形成了一个我所讲的，身心私隐社会网络。
这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的年轻女性，三四十岁得了乳腺癌，这件事情是没法跟男人说的，但这种倾诉又是非常必要的——我要理解我的这种处境，那可能有的人就会发生一些危机，或者发生严重的危机。所以在上海，以及很多的城市，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中年、青年妇女组织起来，实行病友互助，这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现代知识对我们是一种侵犯，是一种统治力。其实福柯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抵抗这种力量，但他反而没有把抵制这件事情写好。不过，福柯也还是给我们勾画了一幅图景——基本上世界是无奈的。我们走到这个世界上来说，由于现代生命医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存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确实是有一种现代性，甚至我都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死亡都有一种现代性。
所谓现代性是什么？一百五十年前，人们得病，基本上在不能治的情况之下，那就是根据疾病发展的时间，一年、半年，以至于几天就死掉了。我们现在在最后濒死的过程中，可以用无数种手段让你不死，就是你脑死亡之后，可以让你的心脏继续运作。也就是说，我们用各种方式，使一个在过去传统医学里已经“不在了”的人，持续下去。
所以福柯的这个观点基本上还是对的，实际上他在挣扎的是这样，我觉得他在心里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担心的是这套知识有可能，而且在他自己的生命经历中已经干涉到了他的个人自由。比如说，福柯在美国搞同性恋就被警察抓起来过。那在他的字典里头，搞同性恋是自由的，这是我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现在就有人用现代医学知识判断，男男同性行为是越轨行为，是一个有心理障碍的行为的时候，那它就有权把我抓起来。所以福柯的这种担心实际上是有必要的。
我们也会看到，历史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医学宣言。比如说纽伦堡公约（Nuremberg Code，1947），就是一套人体试验的准则——不能够在违背试验对象的意愿之下，做人体试验。此外还有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1964） ，就是在做试验的过程中也应该征得实验对象的知情同意。
那这些宣言实际上是对生物权力一种限定，就是说生物权力是不能滥用的。像所有的权力一样，都不能滥用。所以现在的医学研究里，也会有很多的规范，对生物权力要进行限制，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结语：医院不是古已有之？
刚才我们讲到福柯，他对生物权力的思考主要来自于法国经验，比如说他讲的诊所的诞生，实际上就是法国医学的诞生，同时也是医院医学的诞生。
为什么说是医院医学的诞生？这就非常有意思了。我们都觉得医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存在，其实不是，历史上是没有医院的。过去的欧洲人看病，全是家庭医生。医生是骑着马、坐着马车或者步行到你们家来给你看病。那当时也没有临床的概念，什么叫临床？在医院里才有临床。过去，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没有这些东西。在中国的传统中医里也是，没有什么医院，大家看病、疗伤、康复，全都是在家里。
所以福柯讲的医院的诞生，实际上特别有意思。也就是说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这样一段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包括中国，1850 年左右，医院开始出现，然后到 1950 年的时候，我国已经有六七百家医院，至少是六百多家，这些医院大多数是基督教传教士建立的。
所以说医院的历史实际上是不长的，福柯所讲的医院的诞生或者叫诊所的诞生，实际上是这个东西。但是，他讲的还是法国经验和欧洲经验。我们会看到，医院的诞生和医学的全球化对西方医学的发展，或者对我下讲要讲的——为什么要把“西方医学”改名为“全球医学”，或者“世界医学”的道理是有关联的。
感谢收听，我是景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24.01.26
精选评论
共 13 条我就是经历节育环的那代人，原来是这期节目让女儿突然发信息问我节育环取了吗？
现代医疗领域的权力结构通过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安排，深入到个体生命的最细微层面，对个人主体性实施了广泛的建构与重塑，进而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侵犯性。 比如初为人父，第一时间就要给孩子办疫苗证，然后开始密密麻麻的打针吃药填满“证书”，这个证书记录了接种数据，也成了一种“通行证”。 进一步，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各种规训技术，定期体检、疫苗接种、病历记录、药物服用等，可谓构建了一种持续监视和自我调整的过程。
非常喜欢这期，好多感觉理所应当的事情破除思维的墙后才发现，虽不至于荒谬，但也是被刨除了万千种可能后的某一条路而已
很多人不仅自我阉割，还要以国家之名来限制别人。
预防医学比临床医学更能突显现代国家和现代权力的能动性
开放二胎、三胎是不是意味着这种控制从胚胎形成前就开始了🤔
马上收听
看理想 （编辑） ：沙发请坐！
乳腺癌咋不能和男人说啊….
这集想到的是“戮害”！
有关这个节育环的，之前看到过，这个女艺术家的展览
沙发还有位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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