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严飞。

景军老师的这档《谈病说痛》节目终于在看理想上线了。

还记得最早向看理想推荐景老师来分享医学社会学的时候，到这档节目真正出炉，一晃已经三年。这三年，大家在疫情中所经历的种种伤痛、荒诞和歧视，甚至是不堪，恰恰说明健康与疾病问题不仅仅是个体生理方面的症状和感受，更有其社会意义，而健康背后的表述，不仅是个人的行为，也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政治与文化。

我喜欢喊景老师为“景爷”，每次在系里见到的时候，景爷就会时不时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最新想法或者田野数据。有一次，他说他要去学校档案馆看一批民国时期的档案，特别是关于民国时期女性自杀的资料。自杀研究一直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在涂尔干经典的自杀研究中，他曾论断女性的自杀倾向的程度明显低于男性，但是景爷却发现，在民国初期的北京和民国中期的其他一些城市里，女性自杀和女性未遂自杀的事件都远远多于男性。而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而是这一时期女性对于社会不公、旧式的家庭禁锢、性别暴力的一种抗争。

从景爷的这一研究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医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去讨论一个医学问题，会更多的从性别、文化、政治等视角出发，去看到健康和疾病的社会建构，疾病背后的社会分层、流动和不平等。这是社会学视角的独特之处，也是有魅力的地方。

我在课上也特别喜欢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就是婆婆和媳妇吵架之后，谁会受不了，然后赌气去自杀？同学们七嘴八舌讨论一番，有说婆婆的，有说媳妇的，还有说两面都受气的丈夫的。费孝通在江村经济里就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读：在江浙的乡下这里，当婆婆和媳妇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婆婆一定不会把媳妇逼入绝境，因为当地普遍地迷信，媳妇会变成恶鬼跑到自己的床头来报仇。因此，仅仅是一句自杀的威胁，就足以使婆婆和媳妇重新言归于好。

在过去的十年里，景军老师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了临终关怀领域，并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死亡社会学》（Sociology of Death）的本科生课程。对于中国人来说，死亡问题似乎是不能谈的，大家一提死亡，都讳莫如深。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理解死亡，就无法理解生这一命题，所谓“未知生，焉知死”。

这些年中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使我们的人口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较传统社会变得更为疏离。这就导致很多老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感到孤独无依，所谓一个人老去，而这种孤独无依的感觉又会将对于死亡的恐惧无限放大。

与此同时，现代医疗体系的发达又导致出现医疗过度化的问题，比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要不要做有创的抢救治疗，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程序化以及器械化的临终治疗使得人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的尊重，同时也使人在面对死亡时失去了作为主体应有的尊严。

在老龄社会之下，谁来托举最后的旅途？中国本土的医疗体系，又如何可以确保个体的生命和身体不会被过度市场化？我相信在这一档节目中，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景爷都会用自己的专业性，帮助我们一起反思，让我们看见人的生命尊严，让我们看见苦痛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