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女儿：无限人生书单第16季
文稿
你好，我是蒋方舟。在接下里的几个月中，我们将认识十个不同的女作家，通过她们的作品与人生，来了解母女之间那种纠缠又复杂的关系。
我选择的女性作家都是文学世界里无愧的明星，比如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女作家，就是这两年文学界风头最盛的女性作家之一安妮·埃尔诺。
和大家一样，在2022年10月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作家是谁，直到诺奖宣布，这个新晋的诺奖得主，法国女作家才为人所熟知。而她的作品也才被大量翻译成中文且引进。
其实有很多诺奖作家都因为诺奖热卖过一阵，但很多在几个月后，市场和讨论就归于冷淡。但是安妮·埃尔诺好像并不是这样，她的热度越来越高，大家发现她那些写于几十年前的薄薄小书放到今天依然很有生命力。
安妮·埃尔诺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她的作品足够浅白。我还记得当我在她得了诺奖之后，急匆匆找来当时国内仅有的一本她的中译本《悠悠岁月》来看，我当时非常失望，这个作品是她流水账一样时代记录。讲述过于老实，她过于朴素；相较于石黑一雄或是赫塔·米勒那种美妙的语言和氛围，她过于平淡；相较于奈保尔或是索因卡那种陌生的异域风采或是政治表达，她过于无趣。
直到我连续读了她的五六本小说，我才被她深深地迷住，感受到她绵延不绝的声音所带来的力量。她流行的另一个原因，她最大也最独特的力量之一，就是她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自传性质，讲她的父母、讲她的青春、讲她堕胎、讲她的婚姻、讲她的出轨。她的诚实到了苛刻的程度，比如她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是讲自己和一个苏联外交官在1989年前后的婚外恋，因为写得非常露骨，所以在当时很受诟病，觉得她写自己在情欲前的软弱太不女权了，但是埃尔诺还嫌自己不够诚实，干脆把她自己在那时候写的日记也原封不动出版了。也正是因为她足够诚实，所以几乎每个读者都会在她的叙述里找到一点点自己的影子。
我选择安妮·埃尔诺作为第一个讲述的女作家，是因为她对自己人生持续而坦荡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性创作者共有的命运：出身普通，却有个心比天高的母亲；在母亲热切的期待下，作为小镇做题家，通过勤奋学习和文艺特长努力摆脱原生家庭；离开家，进入一个花花世界，开始叛逆的、混乱的、刺激的性的冒险；尝到苦果，匆匆嫁给一个出身远高于自己的男性；在婚姻里备受煎熬，成为母亲之后繁琐的生活，进一步感受到天性被压抑，开始精神或者肉体出轨；离婚，终于成为了让母亲失望的样子，叛逃一生，以为终于把故乡远远地抛在脑后，却在人到中年时，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费劲逃离的母亲的样子。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安妮·埃尔诺的两部作品，或者说是她的两段真实经历，一段是她对母亲的回忆，讲她到大城市之后如何对小镇上粗俗的母亲感到耻辱，另一段则是她少女时期堕胎的耻辱。
我们将借由他人之书，唤醒自己内心被埋藏得很深的带着耻感的记忆，关于家庭、关于青春、关于失去。
《一个女人的故事》：母亲和“阶层”战斗的一生
安妮·埃尔诺有一本关于她母亲的小说，名字叫做《一个女人的故事》。她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在蓬图瓦兹(Pontoise)医院的老年病房。我是在两年前把她送到那里的。护士在电话里说：‘您的母亲在今天早餐后离世了。’根据护士的推测，大概是在早上十点钟。”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开头有种熟悉感，对，它明显是对加缪《局外人》的一种解构。《局外人》的开头是：“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局外人》的主角受审判乃至判死刑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落泪，因此被视为没有人性的人。但在小说的结尾，主角空洞的灵魂，却感觉到了包含母亲的爱在内的世间一切。
《一个女人的故事》，[法]安妮·埃尔诺著，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埃尔诺也是从对母亲之死显得有些冰冷，甚至残酷的叙述开始。
母亲死了，作为作者的“我”开始给她挑选棺材，下葬，筹备葬礼，葬礼上，亲戚们说母亲“‘多活几年也没什么用，只能更增添痛苦，白白受罪’。大家一致认为她还是死掉了更好。”
由死出发，“我”返回到母亲的生。
母亲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工人阶层，十二岁半就辍学去人造奶油工厂打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工人一样，他们作为流水线上极其艰辛的一环，却连享受自己生产出的成品的机会都没有。母亲从来没吃过人造奶油。
母亲所生活的家庭像个部落，由半农民、半工人构成，他们都不分场合地大声讲话，热情奔放又多疑易怒，他们自卑又自负，觉得自己能力很强，值得更好的生活，同时又因为那种生活遥不可及而愤怒，在过分贬低自己和毫无理由的自信之间无限循环。“我”的母亲就是这样，提起富人的时候，她最常说的话就是：“我比他们强多了。”
后来，母亲嫁给了父亲，父亲和母亲出身相似，唯一的不同是父亲的姐姐当过女佣，所以学习了一套中产阶级的说话和姿势，很看不起母亲，觉得她仍然是一个下等人。
接着，二战来了，我也出生了。有意思的是，残酷的二战是母亲一生中最爱回忆的时期，她每次谈到人生中那段时期时就像小说《飘》。因为当战争来临时候，阶层被暂时磨平了，个人奋斗也变得无用了，时代的火山灰平等地成为每个人身上的山，所以对中产或知识分子的灭顶之灾，反而成为了没什么可失去的母亲一生中最冒险的时光。
战争结束后，父母在城市里开了一家副食店。这时，母亲逐渐让我看不上了，她吃得特别多，开始发福，穿色彩艳丽的裙子，母亲并不是自暴自弃，相反，她努力不让人看低，她喜欢去百货公司买时髦的衣服，喜欢用从书里看到或者听人说过的高级词汇，虽然说的时候会有些尴尬。她也想跟我学习，每天晚上都让我给她讲学校里的事，也喜欢用我说过的关于学校的那些词。
和很多我们熟悉的中国家长一样，母亲把所有阶层上升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不让我做家务，而让我把所有的经历都放在读书上，她供我上最好的学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我讨论学业和文学作品。
但这样的努力却让我们的母女关系产生了变化。对我来说，我越是朝着母亲希望的方向上升，我就越看不起我的母亲，我觉得她比起我同学的母亲来说太土了，行为也很粗鲁，每次看到她把酒瓶子夹在两腿中间起瓶盖时，我都很难堪。我从母亲的血液中继承的那些东西，成了我最唾弃的品质。
对母亲来说，越是让女儿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女儿就越是变得让人厌恶。像是她年轻时看不上的那些富人。在某些时刻，她把她面前的女儿看作一个阶级敌人。
好在我很快就离开家，到外地上高中，读大学。距离感是产生爱的方式。当我离开家，我才开始在脑海里美化母亲的形象，并且产生愧疚：母亲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
当我再次回到家时，我带回来一个男人，一个丈夫。当发现我的丈夫是一个出身中产的大学生时，母亲首先感到的是一种耻辱感，是面对丈夫家里人时，发现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渊博知识的自卑，但是很快，耻辱感被喜悦取代：女儿终于如愿以偿摆脱了出身的阶层。
我结婚那天，母亲嘱咐我，要做好妻子的本分，可别让人给休了。
随着我结婚离开家，母亲其实对我的婚姻，我的家庭生活，我踏入另一个阶层的痛苦与欢愉都不了解，直到母亲死，她都纠结困惑一个问题：我的女儿到底有没有获得幸福？
接下来，我的父亲去世了。在安妮·埃尔诺的另一本写父亲的书里，她描述过，父亲去世时，母亲还不能让咖啡厅停业，所以父亲的尸体在楼上，楼下的母亲继续在卖她的茴香酒和红葡萄酒。那些眼泪、悲伤、默哀是上流阶层才能考虑的事情，对我的父母来说，死亡的尊严太奢侈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害羞地提出要和我一起生活，她坐着搬家的大卡车来到我的家，当时我在学校教课，当我回到家看到母亲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时，我感到的并不是幸福，而是心头一沉，心想以后自己得永远生活在母亲眼皮底下了。
但母亲在我家住得并不舒服，她的身体本能告诉她，那不是一个属于她的世界，她的那种不自在，和我少女时期在寄宿学校，身边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同龄人感受一样。
我看国内在形容安妮·埃尔诺的时候有媒体戏称她为“小镇做题家”，她描述的很多感受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小镇做题家所能感同身受的。我记得我刚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带我去看周末来接孩子的家长的车，说你看，贵的车都停得近，便宜的车都停的远，因为嫌丢人。而我父母是没有车的，而且和安妮·埃尔诺一样，我也是从外地考到大城市的中学，住宿舍，我父母每次要做几个小时的火车，再做两趟公车一趟小巴来学校看我。我当时第一次理解什么是阶层，大受刺激，回去在课桌上刻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记得有同学问我初中是在哪里读的，其他人嘴快，替我回答：“她是底下上来的。”这个对“小镇做题家”的形容真是心酸、讽刺又真实。
对小镇做题家来说，做题是一个阶层上升的路径，就像安妮·埃尔诺一样，但是对她的母亲来说，已经丧偶且垂垂老矣的妇女靠什么来调整自己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呢？
后来，母亲离开了“我”，去了一个单身公寓，一个人在另一个城市生活。在安妮·埃尔诺一篇名为《归来》的短篇小说里，她描述了去母亲的家探望她的场景。她以白描的平淡口吻描述了母女之间那种友好而尴尬的氛围，母亲说着不咸不淡的话来持续对话，因为当女儿离开之后，她就会独自陷入对女儿的渴望中，渴望着和女儿一起生活。
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时，母亲在门口送我，穿着一件紧身的黄裙子，是她最好看的衣服。再一次，我离开了她，以一种懦弱的方式逃离了她。
后来母亲出了车祸，虽然康复但不能照顾自己，就去了老人院，在老人院，她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这时，母亲重新变回了一个小姑娘，她时而糊涂，发明出没有经历的生活——比如她去了巴黎，给自己买一条金鱼，时而清醒，道出自己和我关系的真谛——比如说“我做了一切可以让我女儿幸福的事情，可她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幸福”。
再后来，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只能被一条棉布条绑在轮椅上，被放在餐厅里，和其他老太太一起，面对电视。
最后，母亲死了，在母亲的葬礼上，亲戚一致认为，以母亲的状态，还是死了最好。
母亲的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埃尔诺写，“我失去了与我所来自的世界的最后一根纽带。”
安妮·安尔诺和母亲相处的故事是那么熟悉。我想可能每一个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在第一次迎接母亲来大城市时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在脑海里酝酿了很久的思念，在见到母亲的时刻，变成了生疏和尴尬。
我还记得我在北京生活之后，我妈来北京看我。我从火车站接她一起坐地铁，我妈没坐过地铁，因为我们老家没有地铁，我妈不知道怎么刷地铁卡，就被那个铁栏杆拦住，后面的人不断推搡催促她，我跟她的指示也不清楚，我看到我妈满脸通红，想像一个跳马运动员一样以跳鞍马的姿态翻过来。
那时候，我忽然明白，母亲的到来其实背负着一个世界，那个没有地铁与没有文学，生出了我，也塑造了我的世界。
《记忆无非彻底看透一切》：“那一刻，我杀死的是体内的母亲”
一个女人什么时候与她的母亲距离最近？我想答案是当她自己也成为母亲的一刻。
下面我想谈一下安妮·埃尔诺另一部作品，描述的是她差点成为母亲的经历，这本书曾经引起过非常大的争议，在2021年被改编成电影《正发生》，获得威尼斯的金狮奖。这本书小书同样是自传式的作品，叫做《记忆无非彻底看透一切》。
《一个女人的故事》，[法]安妮·埃尔诺著，张颖绮译，大塊出版社，2022年
这本书写作于1999年，为什么直到20多年后还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讨论度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争议性的议题：堕胎。直到今天，堕胎中的伦理、宗教、人性、法律、身体、规训等等问题依然在社会中争论不休。在这本书里，安妮·埃尔诺以极其个人乃至私密的经历去讲述堕胎作为一种经历，而非一个议题。
故事依然是采用第一人称，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我短暂交往过的男性。几乎没什么犹豫，我就决定拿掉这个孩子。
从始至终，我对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什么感情，我把它用“这个东西”或者“那个东西”指代。
在事情发生的60年代，堕胎是违法的。我首先去找了一个我的男性朋友，问他是否知道堕胎的途径，朋友友好地把我带回家，介绍给他的太太，却在太太不注意的时候开始对我进行骚扰。
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对他来说，我之前是一个“不晓得会不会跟人上床”的女孩，现在，我摇身一变，成为“毋庸置疑”已和人上过床的女孩。所以朋友认为，他自然也可以轻薄我一番。再者，他也不必担心会不会害我怀孕，反正我已经有了。
求助朋友失败后，我又试着自己用毛衣针从身体里勾出那个尚未成型的孩子，也失败了。
最终，我在一个有着相同遭遇的女性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个堕胎婆。在法国，堕胎婆有个很讽刺的别称，叫做“天使制造者”。
堕胎婆为我实施了两次简陋的手术，当她凑在我腿间，用工具伸进我的身体里时，我恍惚感觉她那是在替我催生。
在这里，安妮·埃尔诺用了一句很精彩的话来形容她的感受——“那一刻，我杀死的是体内的母亲。”
在几天之后，我的孩子，或者说“那个东西”从我的身体里掉了出来，我的身体里出来一条红色的脐带，尾端挂着一个小娃娃。我和同宿舍的女同学自己剪完脐带，发现是个男孩，我们沉默流泪，把孩子装进一个空饼干袋，然后把孩子冲进厕所。
安妮·埃尔诺写道：“那是无以名状的一幕，生与死并存的一刻，献祭的一幕。”
我还看过一个女作家写自己堕胎的经历，那就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同样是在家里，同样是个男胎，同样是冲进了厕所里。当时，张爱玲是这样形容的——
“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
在恐怖到极点的一剎那间，她扳动马桶的机钮。以为冲不下去，孩子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关于张爱玲的故事，我会在后面的节目中讲到。这两个女作家描述的极其相似的经历，让我想起在日本文化里，把流產早夭的嬰孩叫做“水子”，水的孩子，相信他们在阴间后，会群聚在河边游玩。
但这两位女作家无疑拒绝这样带着柔情的想象，她们几乎是瞪着眼睛，直视着从自己身体里出来的那一小团血肉。我相信，这种生命体验没有男性作家能够描述或者想象，这是女性绝对私人的叙述领域与暴力美学，用小说家林白的话说，“它是一种阴性的风，掠过每个女人的身体，却永远触碰不到任何一个男人”。
这部小说在2021年被改编成电影《正发生》，电影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大家如果去看这个电影的话，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电影在拍摄这个部分的时候更写实，也更疼痛，要看的人汗毛倒立。
说回到埃尔诺的小说，在自己剪短脐带之后，我开始失血晕倒，被带到医院治疗，她醒来时全身赤裸，腹部被剖开，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少女的身体，获得了一副新的身体：我母亲的身体。我从此不再是一个少女，而和母亲一样，有了孕育的经历。
小说的最后，“我”回到了正常世界，闪闪发亮的洗手台、厕所、火车上乘客的脸不会再让我害怕或痛苦。
“我写作，为了给我的人民报仇”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堕胎？
这个原因惊人地简单，因为在母亲的期望和无私奉献下，我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如果我未婚怀孕的话，我就会回落到我的阶层，像一个酒鬼，或是一个赌鬼，一个扭转不了自己家族悲惨命运的人。所以我体内的东西象征着我在社会上的挫败。
或者说，母亲努力把我托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级，我不能因此坠落。在阶层上升的那条路上，我走得如何坚决，又如此软弱。
当比较电影《正发生》和安妮·埃尔诺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很微妙的差别。电影里的女主角是个人穷志不短的贫寒少女，发现怀孕后，怒斥出身好的孩子的父亲。在堕完胎之后，老师问她是不是之前生病了，她说：“是的，得了那种只会攻击女人，把她们变成了家庭主妇的病！我要写作。”
但在小说里，“我”是非常软弱的。在堕胎之后，我还和骚扰自己的男性谈笑风生，说自己大量出血的经历，听者也很开心。在面对孩子父亲邀请我和朋友一起度假时，我假装和他们一样开心，回避冲突。
也就是说，在面对更高的阶级时，我和母亲一样。母亲在客人面前卖笑，模仿有钱人的穿着，我则小心翼翼，不敢和更有权有势的人起冲突。母亲世界那种权力结构的想象，对阶层跃升的根深蒂固的谦卑和野心，早就渗入到我的血液里。
所以小说描述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女性身体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阶层与权力的故事。
书中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当我因为失血过多躺在医院时，我的双腿被高高分开绑起，我无助地问医生自己应该做什么，医生向我咆哮：“我可不是你的水电工！”
这是我在麻醉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这样的一句话，再次划分了“我”眼中的世界，区分出医生和工人，医生和堕胎的女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也就是说，在整个这段经历中，我感受到的“阶级压迫”，不仅来自于生活优渥的孩子父亲与我、骚扰我的朋友与我，甚至在医生与我之间。而当护士长知道我是一个大学生之后，为医生的粗鲁跟我道歉，说：“您怎么没告诉医生，您和他一样？您属于他那个世界。”
世界不是平的，看不见的围栏与结界无处不在。
甚至连小说的名字都是一个隐喻。小说的原名和电影一样，直译的话叫做《事件（événement）》，它隐喻的是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那这是二十世纪法国的重要事件，也是安妮·埃尔诺青春中一件很大的事。可是这场独立战争被当时的法国当权者隐去了，没有什么报道，他们把这件事叫做阿尔及利亚的 “事件”（événements en Algérie）。
这个模糊的名字，象征着女性的个体命运在时代面前的失语，也象征着底层在权势社会中，殖民地在宗主国面前的失语。
在诺奖演说里，埃尔诺有一句很动人的话，说：“我二十岁时，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写作，为了给我的人民报仇。”
替失语的人发声，这是文学最原始的使命之一，就被安妮·埃尔诺如此朴素地说出来了。
包括我曾经失望的她平淡的语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故意而为之，她刻意抛弃那套习得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对她来说，那是叛徒的声音。她要用她原本的声音说话，用兰波的话说，“我永远属于劣等民族。”
她把她自己称为一个“阶层变节者”，在如母亲所愿，跨越到知识分子阶层之后，安妮·埃尔诺感受到的是背叛自己阶层的愧疚，而不是“上岸”的喜悦。
或许这就是创作者独有的一种萦绕一生而不散的原罪感。这种感受在生活中我们是很陌生的，现在打开社交媒体，我经常可以看到对上岸的渴望，看一个视频，漫天弹幕都是“上岸”，我还看到人分析范进中举后发疯的合理性，说范进考上的官职是省教育厅厅长，换你你也发疯。
什么是上岸？上岸就是历经千难万险，在海中挣扎许久，终于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属于医生、律师、中产乃至上层的世界，一个我们的父母一生不曾进入过的世界。
父母会理解甚至赞美我们的，因为我们听着他们念叨的“人往高处走”长大，于是我们在爬升过程中的苦痛，都被美化为了“成功经验”，我们认为自己实现阶层上升是因为自己格外勤奋或是聪明，我们配得上高人一等的生活，我们想要永远留在岸上。
我当然并不是批判年轻人想要上岸的欲望，我只是想表达，还有另一种看待生命的方式，一种更高处的看法，平等地看待不同的阶层，从那个已经上了的岸上跳下，坠入海中，返身回到自己降生的世界，那个属于父母的世界，那个已经远离的世界。
所谓作家，不过是那个不断返身、回望、不愿上岸、让自己一次次落入水中的人。
最后，我想讲一个和安妮·埃尔诺有关的小故事。
那是她四岁半时的一个记忆。
那时候战争结束后不久，她和父母去看表演，演员把一个巨大的箱子搬到舞台上，接着把一个女人封在里面，而后几个男人轮流用长剑似的东西刺穿箱子（其实就是大变活人），这个魔术没完没了，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是没有尽头的恐惧。女人最后从箱子里出来，安然无恙。
最后这个故事是对安妮·埃尔诺写作历程最好的隐喻。外部世界不断地刺伤她，用贫穷、漠视、贬低、猎巫，但埃尔诺始终在探索自我的真实，世界的真实，最后，当她穿越一切刀刃与荆棘，发现自己毫发无伤。
安妮·埃尔诺有本书叫做《我走不出暗夜》，是从她母亲病重到病逝后的一段日子里她写的日记，“我走不出暗夜”是她母亲生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安妮·埃尔诺却用一种绝对的诚实，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暗夜。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华语文学的世界里最著名的一段母女关系，那就是张爱玲和她母亲的故事。
我前段时间去了张爱玲晚年最后的寓所，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理解，让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中，近看张爱玲的人生，和她被低估的作品中隐藏着怎样的母女关系。我们下期再见。
2024.01.18
精选评论
共 113 条地铁那一段眼泪掉下来了，生完小孩那一年我的妈妈来到伦敦，我带着她坐火车也是这样 她站得靠门太近 怎么刷门也不开 旁边的工作人员一直重复让她后退可是听不懂 我看到了她的窘迫 我也备觉窘迫 我为我来自的那个世界为我的过去而窘迫 我在她从未到达过的世界里装作自己是他们的一员太久 以至于忘记了她做了她能做的一切才把我托举到了另一个世界 谢谢方舟的真实和坦诚
蒋方舟 （主讲人） ：嗯，看到父母的窘迫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瞬
向晚里看尘埃的猪猪 ：抱抱🤗
太多太多共鸣了，听得好几次眼睛湿湿的。 谢谢方舟，虽然才出来一两集，但我听完后的感觉是，这大概会是我在看理想感觉最亲近的节目了。期待后面的更新。
蒋方舟 （主讲人） ：谢谢你，我感觉后面的会更精彩呢
krystal wu ：原来不是只有我眼睛湿润啊😭
结尾的音乐太妙了！太用心了！有种从暗夜走向光明的掷地有声，给编辑满分满分。
Sylvia16 ：我也是每一集都不忍心跳过结尾
蒋老师这一讲讲的实在太好了。身为男性听众的我，也大受震撼。
妮可。鸡汤曼 ：感觉很难得啊，点个赞
地铁在向前，我在流泪，节目赠一份给妈妈，赠一份给好友，女孩们都一起拥抱下
蒋方舟 （主讲人） ：谢谢你呀❤️❤️
吊诡的是，作家也只有上岸了，才能让大家听到她的声音。
蒋方舟 （主讲人） ：是这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一种说法，“我们写作是在祈求原谅。”我喜欢的作家与作品都带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原罪感，对着他来自的那个此岸。
jess 回复 蒋方舟 ：人生来带着原罪，男人女人却有着不同的原罪。
想起了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女主和自己妈妈的关系
冬心 回复 松松果 ：我也！
松松果 ：对，我的画面全是莱农
在看《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时喜欢上了蒋方舟的真实，也一直对母女关系的微妙有好奇。这大概是一个很多人不敢触及的话题吧。
这个话题已经盘旋在心头很久了。真的非常非常欢迎这个话题的到来。
方舟的声音真好听
请问背景音乐是什么？跟印象中，一步步走向集中营的主题很接近。也是非常隐喻女性处境的主题
路过 ：Record company，翻完评论没找到，刚用微信摇出来啦，哈哈哈😆
鱼和豆浆 ：Interstelar Mood
常有人问如何才能感人、有力量，其实只需要一点，真诚。
之前听说蒋老师会讲这个主题就很期待，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或许不该用感兴趣这样轻松的词，想认真对待它）。喜欢安妮·埃尔诺写的这句话，“现在，我书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第二次的降生是人用自己书写的故事覆盖并驾驭了神所书写的故事。虽然总在岸边徘徊，对跃入水中充满恐惧，但还是想看看优秀的作家们带着谦卑、愧疚、痛苦和愤怒在无序的海中奋力游出的轨迹。期待！
听哭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种族，母女间的纠缠牵绊爱恨情仇却那么相同。
▲“当我回到家看到母亲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时，我感到的并不是幸福，而是心头一沉，心想以后自己得永远生活在母亲眼皮底下了。” ▲“对小镇做题家来说，做题是一个阶层上升的路径，就像安妮·埃尔诺一样，但是对她的母亲来说，已经丧偶且垂垂老矣的妇女靠什么来调整自己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呢？” ▲“母亲的到来其实背负着一个世界，那个没有地铁与没有文学，生出了我，也塑造了我的世界。” ▲“我相信，这种生命体验没有男性作家能够描述或者想象，这是女性绝对私人的叙述领域与暴力美学” ▲“世界不是平的，看不见的围栏与结界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