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们继续来读白居易非常重要的一篇自白之书，这是写给元九（也就是元稹）的信。

信里面有一段白居易是带着自豪的口气，但是说的是反话，他说：“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

他说的是名声，这是公共性的，你不能够太过于贪，我的名气那么高，而如果我还希望能够求富贵，换作我自己当作造物者、当作命运的主宰，都不会同时把名声和富贵送给一个人。换作我是造物者，都会觉得这样不公平。倒过来讲是，我得到了这么高的名声，因而换来的、作为补偿，我的遭遇就有很多的艰难，这毋宁是应该的、是公平的。

我们当然知道，他不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就是应该要遭遇到这么多的苦难，不过就用这种方式，一方面无奈地自我安慰，另外一方面凸显说：“好吧，就当作这是我得到了这么高名声的其中一份代价吧。”

而名声之高，他在前面已经罗列出来，这么多人读我的诗，把我的诗放进到他们的生活当中，要题写的时候写我的诗，要歌唱的时候唱我的诗，这就是我的成就。有这样的成就，所以就把生活上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的艰难,当作是必然的代价吧。

“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jiǎn），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把我自己现在的遭遇放在过去的这些诗人当中，算算如果有比较，也就能够得到另外的一份安慰。

你看，这种倒霉的诗人多的是啊，像陈子昂、杜甫，在官场上都不过到达“拾遗”。“拾遗”其实也就表示说，这是遗漏的名衔。你也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位子。

我们另外也可以看得出来，到了中唐，像白居易，他对于一个人是“蹇”还是“通”，他的标准是单一的，那就看在仕途上做官做得顺不顺利。以这个标准来看，陈子昂很可怜，杜甫很可怜，因为终生到最后只做到“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