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欧亚大陆的两端都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在欧洲，因为“匈人（Huns）”西迁的影响，出现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公元一世纪中叶，匈奴分成了南北两部，北匈奴就是“匈人”的源头，南匈奴在五胡乱华时期进入华北，又导致华北地区的汉族人大规模向长江流域迁徙。江南的原住民越人，则进一步地迁徙到更南边的地方，或者居住到山里。

民族迁徙的浪潮从北方影响到东方。五世纪初，大兴安岭以北的柔然（蠕蠕，茹茹）控制了之前匈奴的地盘——北亚草原。这标志着蒙古系统的民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到六世纪中叶，西部阿尔泰山西南麓的突厥发展壮大，取代柔然，成为北亚的统治者。之后欧亚大陆中部各突厥民族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总之，北亚的动向，源自于匈奴消失之后各民族的重新整合。

在五胡入华之后，中国分裂，中央王朝下属的乐浪郡、带方郡，这些据点都撤退了。五胡政权后燕进入东北。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句丽南下，将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这又导致朝鲜半岛南部的韩族活跃起来，出现了百济和新罗两个政权，朝鲜半岛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并且，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人员和文化进入日本列岛，促使日本从弥生时代转向古坟时代，为日本之后的国家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匈奴开启的民族大迁徙中，原本住在大兴安岭南部的鲜卑部落也成为了历史主角，先是慕容部和宇文部有所动作，接着拓跋部进入华北地区，建立北魏政权。鲜卑部族与汉族的融合，开辟了隋唐王朝之路。还有一部分鲜卑族向西挺进，在陇西、青海一带，将当地的藏族居民纳入统治，建立了吐谷浑。

因此，在隋唐统一中国本土的时候，周边各民族的国家的配置整合也大致确定。具体一点说，隋朝作为轴心，使周边各国的位置得以确立；而这种联动结构到唐代以后更加明确，结果就是东亚世界的形成。因此，隋唐国家强烈的国际性也就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