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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仁到达长安之后，先到左街的功德巡院进行了登记。左街，指的是长安城内朱雀门街的东侧，西侧就是右街。长安城的东边是万年县，西边是长安县，首都行政是通过这两个县来完成的。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原有的行政体系瓦解，于是在两县之外设置了“功德巡院”，总揽京城的整个行政，功德巡院的负责人功德使，由宦官担任。再加上宦官领导着神策军，所以到八世纪末的时候，长安的军事和民政已经都由宦官控制了。

并且，功德使也开始插手管理宗教事务，所以圆仁到了长安，要到左街的功德巡院来报到。当时的左街功德使是宦官头目仇士良，他也是一位热心的佛教保护者。仇士良去世之后，武宗的会昌灭佛才正式开始。

圆仁到了长安，可以说是踌躇满志。他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正统密教。在长安，他跟随大兴善寺的元政学习金刚界法，在青龙寺跟随义真学习胎藏界法和苏悉地法，在玄法寺跟随法全修习胎藏界法。并完成了曼荼罗图，还学会了悉昙（梵字）学。

密教和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不一样，在当时是传播到东亚的新兴佛教。密教的代表经典包括讲胎藏界的《大日经》和金刚界的《金刚顶经》。《大日经》由中印度的善无畏从陆路带入唐朝并且译成汉文，由他的弟子一行所继承。《金刚顶经》由南印度出身的金刚智和弟子不空三藏从海路传入唐朝，翻译成汉文。将胎藏界和金刚界的佛教世界用图像表现出来，这就叫“曼荼罗”。这两路密教在唐玄宗前期传入中国，不空三藏获得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位皇帝的信任，也将中国的密教带入黄金时代。日本的空海、最澄和圆仁到中国，都是为了学习这种密教。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总共经历过四次关乎生存的大的镇压。第一次是446年北魏太武帝毁佛；第二次是574到577年间北周武帝毁佛；第三次是圆仁亲历的唐武宗会昌毁佛，第四次是955年后周世宗的毁佛。根据这些皇帝的称号，这四次佛教劫难总称为“三武一宗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