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过去传统历史观中，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正统朝代”。“正统朝代”观念建立了一套单一传承的系谱，这套系谱上列的是“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 也就表示，对于分裂的南北朝，是将南朝视为“正统”的，隋唐紧接在宋齐梁陈之后。

如此走下来，在解释历史时就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困扰，那就是忽略、甚至扭曲了隋唐的来历。杨家建立的隋代、李家建立的唐代，其根据地都是北方而不是南方，他们的武力与权力不是继承南朝的，而是来自于北朝，他们是在北方崛起之后才兴兵南下，灭亡了南朝。如果照原来的系谱看，我们是无法从南朝历史中追索、理解隋和唐的。

例如说隋朝这个“隋”字，小时候念书考试常常被提醒不要写错，是“隋”而不是“随”，但为什么有这个朝代有这个字呢？那就得回到北周的历史上来查考。

隋文帝杨坚，他的父亲是杨忠，在北周时被封为“随国公”，是那个常见的“随（隨）”，而不是“隋”。杨坚篡夺了北周，要建立自己的朝代，很自然就选择了原有的封号“随（隨）”，可是这个字里有一个辵部（“走之底”）在中间，辵部在中文里的原意，就是走，杨坚觉得不太吉利，要走要离开去哪里？建立的新朝代最好是长长远远都不要变动，不要被取代，所以就决定将“随”改成了“隋”。

清代考据学发展到“考史”的阶段，这个“隋”字还曾经一度成为焦点，学者们找到了一些文献或碑文的资料，用的不是“隋”而是“随”，从而提出了假设，认为“隋”字是唐朝唐人传抄时写错了，后来以讹传讹的。不过到了民国时期，经过岑仲勉等人更仔细的检验，确认了应该是朝代建立时就决定创造了这个少见的“隋”字为名。

明明朝代叫做“隋”，为什么唐朝还有许多写成“随”的记录？岑仲勉的解释是唐人知道杨坚创“隋”字的用意，既然“隋”没有维持几年就被灭亡了，表示这个朝代还真是坐不稳政权位子，早早就上路离开了，所以就带着嘲弄的意味帮他们把辵部给补了回去。

另外一种可能更符合事实的解释，则必须先弄清楚隋朝杨家和唐朝李家在北周的关系。在这两家建立前后相续朝代之前，他们是一起在北周带兵当官的。很像是少年时代就认识的朋友，其中一个虽然后来改了名，但老朋友会总是习惯还是以旧名相称。唐代留下的“随”旧字来自记得杨家是北周的“随国公”，也就是提示了这两家在北周曾经并肩发展的过去。

所以要追索隋唐来历，就是要从北周上溯到宇文泰的西魏。

经过了“六镇之乱”，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名义上的皇帝还是元氏家的，但东魏实权掌握在高欢手中，西魏的实质统治者则是宇文泰。

所谓“六镇”，是分布在今天内蒙古一带，这六镇分别是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这六个镇。“镇”就是军事防卫机构，这六镇是北魏为了要防范柔然侵扰而设置的派处。在六镇的防卫将里，大部分都是鲜卑贵族，有的甚至来自于鲜卑八姓，也就是鲜卑最核心的统治集团。他们本来在北方担负责保卫鲜卑根据地的重要任务。

然而自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情况急剧的改变，这些没有跟着迁往南方的鲜卑贵族，在分辨姓族的过程当中，就明显被遗落，被边缘化了。一来他们无法参与南方所形成的新的门第统治集团，二来他们也利用不到姓族，给予他们在人才晋用上的好处。因为他们的子弟都远在北方边境，要如何到洛阳当官？于是相较之下，同为贵族，他们的贵族身份和他们的地位就快速贬值了。

“六镇”的情况随着时间越来越糟，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北魏对柔然的防卫力量随之每况愈下。

“六镇之乱”发生在公元523年，当时柔然的领袖阿那瓌忽然带领大军南侵，“六镇”完全抵挡不住，于是沃野就发生了鲜卑人的内讧和造反事件，本来应该面向北方防卫柔然的六镇部队，在柔然庞大的军事压力之下，竟然调转方向朝南方进军，这就是“六镇之乱”。在“六镇之乱”后，分裂成为东魏。

西魏宇文泰，他所掌控的西魏在当时的南北政权当中，是最小最弱而且形势最不利的一个。在北边有柔然突厥的威胁，东边紧邻人口跟资源都远远多过西魏的东魏。而在它的南边还有南朝，那就是梁朝和后来的陈朝，尤其是梁朝，在梁武帝的时代，还不断地发动北伐的攻势。

然而这是为了要应付这样的不利局势，西魏就发展出一套方法，后来的隋唐是靠这套方法才得以统一中国的。

东魏和西魏都源自“六镇”。在“六镇”往南流窜之后，一部分的人由高欢统领，另外一部分的人则跟随宇文泰。

北魏分裂之后，东魏和西魏的实力并不对等，光是从地理条件看，西魏就远不如东魏。由宇文泰率领的这批鲜卑人，他们远离了鲜卑起源的根据地进入关陇地区，也就是关中和陇西（大约在今天的甘肃东南地区），在这里不只鲜卑是少数，而且很不容易得到鲜卑人的补充支应。

关陇的面积、资源也不如东魏所占据的山东区域，差别更大的是，鲜卑起源根据地在东魏的领土中，相对地，西魏就被和其他鲜卑人隔离开了。战争中，尤其是对于东魏的战争，兵力补充条件就有很大的落差。

单纯看现实条件，特别是最直接和军事武力相关的条件，很显然的，东魏要击败西魏，甚至吞并西魏的胜算要高得多了。不过，真正的历史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不是由单纯现实条件来决定的其他因素，改变了原先的估计。

从东魏、高欢这边来看，高欢是胡化了的汉人血统，汉人血统对于他在山东地区崛起有一定的帮助，带领六镇民兵时，他也特别用心调和胡汉关系，将对于定居汉人的伤害尽量降到最低，同时也就降低了胡汉之间的敌意与不信任。不过这样的情况，到了他建立东魏政权后，却维持不下去——因为他无法在有效地约束、制约鲜卑贵族。

在《北齐书·杜弼传》中有一段记录很值得注意。杜弼向高欢建议，要他“先除内贼，却讨外寇”，就是先处理好朝廷内部矛盾，才能集中力量对付外面的西魏或南朝。高欢就问杜弼，“你所谓的‘内贼’是谁呢？”杜弼的回答是：“诸勛贵掠夺万民者皆是。”“内贼”就是高欢身边那有地位有权势的人，这些人持续在剥削、掠夺平民百姓。

听到杜弼这样明白地将“诸勛贵”视为“内贼”，史书中记载高欢的反应是：

高祖喻之曰：“诸勛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

他劝告杜弼要弄清楚：杜弼讨厌的这些“勛贵”是和他一起打仗，在战斗中冒过生命危险的。他们能活下来都不容易，是有过这种经历才得到这种地位，这个时候就算他们贪一点、坏一点，这里跟人家敲诈一点，那里偷人家一点，和他们对政权的贡献比，都不算多。不能拿一般欺压百姓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应该给予他们多一点的宽容。

这就是高欢的基本态度。他和这些从“六镇”流亡出来的军人们有一起出生入死的特殊情感，建立东魏后就对他们特别的宽容。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鲜卑人，而且是在汉化后受到歧视的鲜卑人，才会愤而举兵南下。高欢要照顾他们的感受，在新政权中翻转过来给予他们尊严、重视他们，毋宁是合理的。

高欢没有接受杜弼建议压抑管制这些鲜卑“勛贵”，他采取了很不一样的策略，以建立新的“二元结构”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刻意让国境内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心，北边是晋阳，南边是邺，他自己坐镇在晋阳，将邺交付给儿子高澄管理。高澄在邺尽量重用汉人，高欢在晋阳就相对重用鲜卑，甚至纵容鲜卑人。从设计上看，这是很高明的“二元制”，要拉拢汉人可以强调邺是我们的国都；要平抚鲜卑人就强调代表权力中心的高欢在晋阳。所以两边都很重要，邺作为和汉族世家大姓合作的中心，晋阳则作为让鲜卑贵族得以发泄长期不满的中心。

不过在实践上，这种“二元制”并不好维持。关键就邺不只名义上是国都，而且处于比较富庶繁荣的地区，比晋阳大、生活享受也高于晋阳。这些鲜卑贵族不会就满足于在晋阳所得到的地位与利益，你很难长期阻止他们向往邺。

“二元制”有赖高欢坐镇在晋阳，才能让晋阳看起来和邺是平等的。不过，高欢去世后，这项平衡条件也就随之消失了。

不只如此，高欢拟定的拉拢汉人的政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高欢死后，主要权力位置由高澄继承，高澄死后，再传递给同母弟弟高洋。在高洋手中正式推翻了名义上的元氏皇帝，东魏消失了，由北齐取而代之。

高洋去世前，留下遗诏安排由汉人杨愔辅佐少主高殷。高殷的母亲姓李，是汉人，来自世家大姓，再加上要由杨愔实质掌政，就刺激了鲜卑人的高度失落感与危机感，于是由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欢的原配妻子、同时也是鲜卑人的娄氏，和娄氏所生的另一个儿子高演联手发动政变，诛杀杨愔，废黜高殷，改由高演担任皇帝。

这件事非常清楚地凸显了汉人与鲜卑人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并没有在东魏解决，同时也凸显了从北魏孝文帝开始想要借由联姻的方式来促进胡汉融合，有着难以处理的基本问题。

在这里伏下了东魏后来之所以没落，建立了北齐之后，却逐渐地越来越不敌在西边从西魏再发展出来的北周，北周跟北齐在国力上一长一消，结果后来是北周反而凌驾了北齐，并吞了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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