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徐贲。我们继续来谈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

 

上集说到，布鲁玛认为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有巨大差异，一是因为在宪政和政治成熟度上不同，二是他们各自对民族主义的态度不同。

今天继续讲，第三个方面是日本盛行自己是“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与日本不同，德国不存在这种神话。许多日本人错误地以为，他们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的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

对此，布鲁玛写道：“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自卫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战争历史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国家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第四个方面是，由于日本天皇的脱罪，日本人有了不认罪，不忏悔的理由。

其中的关键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到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