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阴霾：M译丛导读第二季
大家好，我是徐贲。我们继续来谈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
谁是受害者，谁为战争负责？
上集说到，布鲁玛认为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有巨大差异，一是因为在宪政和政治成熟度上不同，二是他们各自对民族主义的态度不同。
今天继续讲，第三个方面是日本盛行自己是“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与日本不同，德国不存在这种神话。许多日本人错误地以为，他们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的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
对此，布鲁玛写道：“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自卫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战争历史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国家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第四个方面是，由于日本天皇的脱罪，日本人有了不认罪，不忏悔的理由。
其中的关键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到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
2023.07.29
精选评论
共 4 条“其他国家文化性的情感构成了其他国家的人。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种人呢？。。。” 继续补充:每个国家的文化性情感构成给每个国家的人们带来了什么，如果有问题，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一切？有什么是我们普通人能做的？我们自己必须解答这个问题。
犯罪而不认罪，铸成大错而不翻然悔悟，知错而不忏悔，这样的民族必然打不开精神格局，走不出精神局限，而不能有真的自信，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以上【恶魔的饱食】原文漏了中间三段，补充中间原文: 对【恶魔的饱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谴责是说“有儿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把国家与领导比喻为父母，而把国民比喻为儿子。本国“战胜”的成果，是建立在对别国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础之上的。受害的伤口，相互舔舐，而对于加害，则相互掩盖。这在日本已成为一种默默的倾向。破坏这种倾向者，就会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国民”。 对家比个人更重视，集体受到尊重。个人归属于强大的集体，并企图把这种权威和力量变成自己的东西。通过向集体献出忠诚，把自己埋没在集体之中，谋求安身立命。为了集体抛弃自己，毋宁说有一种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发自对集体的忠诚。 当想到日本的这种思想“基础”时，我们不能认为过去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和战争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国民毫无关系，不能和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犯过的错误分割开来。 PS: 由此继续思索的话，其实这种集体主义是每个国家地域的人尤其是每个东方国家地域的人更应该警惕注意的问题以及意识吧～
引用森村诚一先生【恶魔的饱食】的话: 访华期间，不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处都听到了“必须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句话。随行的林绍纲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这样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够区别开来吗？对于中国方面的这句话，我们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吗？ 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极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们绝不是中国所说的军国主义者。在“为了国家”这个免罪劵（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用）的保护下，也许能够免除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日本人具有一种如果处于同样状态之下，会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险“基础”。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为了不忘记这种“基础”，我才写了【恶魔的饱食】。 PS: 这种“基础”必然是结合了布鲁玛先生与徐老师补充说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双重因素，并且这种文化因素也是整个东方地域都存在的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忏悔文化的因素吧～ 西方的基督教忏悔文化通俗白话、简而言之的说:“那些就算对方原谅我，我也不能原谅自己”～ 不过，其实历史对于后辈人来说就不是用来原谅或仇恨的，我想这点大家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