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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气贺泽保规教授的看法，如果有稳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只要不出现特别意外的状况，就可以按部就班地顺利交接皇位，即便对继承人问题有争议，也会被压制下去，皇后也就可以保持在后宫的权威。不过，我个人认为，气贺泽教授的这个看法不一定正确，不然唐代之后就不应该再有宫斗剧了。但是，也就像气贺泽教授接下来指出的那样，正是因为在唐代的后宫没有很强的道德约束，所以才会发生所谓的“武韦之祸”，也就是武则天和韦后掌权这样的情况，以及韦后杀害丈夫唐中宗、将女儿安乐公主立为与皇太女这样的事情，这个女性之间传递皇权的计划，的确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但是我前面所说的，中国人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它往往讲的是一个特定朝代的特定的开国国君的一个特定的秉性某些特殊的方面，它并不具有一个普遍性。甚至中国古代的这些士大夫，也没有尝试把这样的一些君主的个别意志普遍化为人民的意志，他们甚至连一种伪装都懒得做，他们就很清楚的告诉你，这就是君主的意志，而且我们天然就应该受到某一个特殊的人的统治。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皇帝也被称之为天子，某种意义上说，好像天子上面还有一个天，似乎能管着天子。但是天的原则乃是变，而不是存在。为什么呢？天象一直在发生变化。正因为天象一直在变化，所以士大夫可以通过对于天象的某些解释，以便构成对于皇权的某些牵制。但这种牵制并不是以存在为前提的。 举个例子，在古代的罗马，帝国时代我们不讲，在共和国时代，各个机制之间的一个相互牵制是写得清清楚楚。比如说罗马有《十二铜表法》，这个《十二铜表法》就对平民和贵族之间的一个权利责任做了一个大致的规定。罗马在共和国时代还有一个官叫保民官，保民官的任务就是代表相对比较贫穷的贫民的利益和贵族进行一些抗衡。他的一个权力和责任都说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你想随意的扩大你的权力也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儒生对于天象的解释，那可是随便发挥。哪里出现一个乌龟，那就是一个祥瑞；哪里出现了两个头的乌龟，这恐怕就不是祥瑞了；但是另外一个儒生说，两个头的乌龟，弄不好是双倍祥瑞，然后就吵得一塌糊涂……所有的原则都是在语言的变化当中，然后取决于某一派政治力量在某一刻的优势，某一种解释就可能会胜出。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文化里面长大，你就很难感受到存在的力量。你会感受到什么呢？你会感受到一个变的力量。 相反在希腊罗马这个文明里面成长的人，他更多的会感受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法律的。比如说在罗马就有一个罗马的基本法，你要改变它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修订的话是要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的，你如果要解释它的话，也不是张三李四能够解释的。 请注意，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个国家是养了一批的专业法学家，这些专业的法学家是饱读法律文件的饱识之士，有非常丰富的识法的经验和法律实践经验，让他们对法律进行解释一般来说也不会出现过于荒谬的情况，国家的运行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稳定。 这种稳定，可以体现为三个字叫逻各斯，英文是Logos。逻各斯这个词可以说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道理”这两个字的西方式的写法。 我们中国人说这儿有道理，这事儿有道理，西方人如果学过一点古希腊哲学就会说，这里面有逻各斯，但是这个逻各斯是以存在为根本的。也就是说，你先要肯定什么规矩是存在的，然后才能够仔细的在这个规则的基础上再想出变化。他们不是否认变化，而是说在讨论变化之前，我们首先要肯定有一个基本的意义的基础或者规则的基础，它是不容被破坏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变”这个范畴在黑格尔那里，是作为“是”和“否”这两个范畴之后的第三个范畴出现的。所以前面是个“是”后面是个“否”，我们都知道在黑格尔的哲学里面有一个正题反题合题，正题就是“是”，反题就是“否”，第三个才是“变”。所以它是有一个结构性的，所以“是”、“否”、“变”这三个范畴就体现出了一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性。 但是这种结构性，在中国的哲学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甚至在一个比较讲求逻辑辩论的王充的哲学里面，我都发现在讨论“气”的时候他的讨论是缺乏这种结构性的。我们就是把那个“气”本身的变动和偶尔性的这种分布，当成了哲学的第一个原则。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分别，也可能与东西方社会生活之间的不同是有关的。 站在社会生活的这个立场上来看，“是”、“否”、“变”这三者之间的一个辩证性的递进过程，它体现了一个什么？它体现了一个理性的平等的对话的过程。 “是”就表示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否”相当于什么呢？有人反对这个建议。“变”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根据这个反对的建议对原来的建议进行一个修订，然后提出了一个更好的建议。你看，这非常有层次感。 我们在《用得上的哲学》里面，其中就有一回专门讲“罗伯特意识规则”。这个“罗伯特意识规则”实际上就是对于黑格尔所说的“是”、“否”、“变”这样三个范畴的演进过程的一个技术化的体现。 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你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原则去做事情的话，有可能就会倒霉。 举个例子，讲嘉靖皇帝，他说话都说不清楚，他是故意把话说不清楚，一天到晚叫群臣去猜哑谜。然后他说的这些哑谜到底是什么意思？严嵩在猜，严世蕃在猜，徐阶也在猜，弄不好什么高拱、张居正都在猜。 你看，这里面有没有人跑出来说一个论题呢？这个论题就是皇上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先说出来，我们群臣议。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首先得猜，而且你随时有可能猜错，而且圣心一直在变。 既然不可能，有人胆敢跳出来叫皇帝把他要说的这个题意正面的说出来，那就不可能有辩论的第二个环节了，就是否定他。皇帝，你说的好像是不对的，然后就进入了第三个环节，我们来修正一下皇帝的一个建议。 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在西方文化里面是很常见的。我们都知道英国有所谓的一个大宪章运动，大宪章运动是什么呢？就是国王的权力和贵族的权力要达成一个平衡，国王不要觉得自己太得色。国王说这些税收我都要收，贵族说不行，国王你这个动议我们否认了，然后否了五六条。国王说那不行，也不能都否了吧，给我一点面子，于是有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变。变的一个原则就是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往后退了一步。 这个大宪章运动，虽然是远远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但是“讨价还价”的这样一种精神，已经进入了这种英吉利民族的血液之中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以后的英国的内战，虽然也死了很多人，但是光荣革命毕竟是以比较小的一个代价实现了英国的政治转型。 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它平常就没有这种“讨价还价”的训练，一句话就是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所进行的这样一个辩证对话，到最后只能靠什么东西来对话呢？靠刀、枪、剑。如果一个社会是如此轻易地进入了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就会血流成河，就会死很多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是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的代表者，所以他对于“是”、“否”、“变”这三个范畴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看法，更多的是对于西方文明精神的一种总结。 这一部分的内容，只是我的一些私见，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很有把握认为我说的一定是对的，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我今天所讲的内容，但一定要讲的有道理。 好，这一部分的内容就到这里为止了，希望大家有耐心有兴趣，继续听我讲完黑格尔哲学的方方面面，谢谢大家，我是徐英瑾。” ……政治服务于现实？ 债多不仇？ 如果被别人欠下巨债（仅仅利息就需要代代相传）小心被灭口？（一笔勾销） ……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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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结构与公民政治不成熟相互影响，结构不变就始终政治低幼，政治持续低幼当然难以改变政治结构变动。中短期或许看不出什么影响，但这种互锁状态，会限制住民族的精神视野和格局，最后，后果还得大家一起去承担。

金大喜的男朋友

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得出重要结论，日本文化与基督教文明中的“罪感”大相径庭，它是一种“耻感”的文明，它没有类似于上帝与救赎的信仰。这样的社会看待人犯的错，形成“罪责”的概念是从外部而来的，是通过别人的眼光、社会的谴责，带来的一种羞耻的痛苦，这与西方的由内而外、意识到自己注定犯错截然不同。远藤周作认为，在日本只有信奉天主教，才有机会摆脱日本传统式的暧昧道德立场，才能从缺乏“罪感”的存在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