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梁永安。非常高兴，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今天呢，是个开场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要讲这个作品，以及讲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首先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米兰·昆德拉，为什么要重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本书。米兰·昆德拉是我们中国读者从1980年代中期之后就比较熟悉，然后持续不断地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青年里面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他和像马尔克斯、卡夫卡这些经典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力几乎是平齐的。从现象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作家一种文化上的力度。

既然我们今天要从文学的角度重新细读，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有这样一种重新阅读米兰·昆德拉的需求？

我想，首先米兰·昆德拉距离我们，尤其是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并不远。

他是捷克人，和我们在空间上有很大的遥远性。但是他从小到大成长中所经历的问题，却是我们年轻的读者们，甚至是我们中年的读者们都会有很深感触的。

从他本身家庭的文化来源上看，父亲是个钢琴家，也做过乐队的指挥，他从小就训练自己的儿子练钢琴。从艺术的角度看，米兰·昆德拉的这么一种气质里有一种音乐的遗传。

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一个少年像什么呢？一个少年，他的生命就像柳哨一样，又天然，又有一种很好的面对世界的好奇心，对这个世界有一种追逐感。年轻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小号，声音很激越、有激情、有热度，很向往一种遥远的生活。音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确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阅读米兰·昆德拉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种青春气，一种他曾经特别沉浸其中的青春气。而这种“青春气”，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当作我们今天所想的一种“小清新”。

昆德拉的青春气，在他特别的那么一种社会环境里来看，他是1929年出生，又是在一个东欧、偏中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是属于波西米亚地区。

波西米亚这么一个民族，一个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它从公元九世纪开始，就成型了。后来一直到比如神圣罗马帝国，再到奥匈帝国等等，尤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时期中的有一段时间，它是非常强的，当时有七个选帝侯，也就是有选举权来选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但是，夹在几大强权中间，比如说匈牙利人、德意志人等形形色色的，尤其是像周边后来的俄国人这样的势力中间，所以民族是一会儿兴一会儿落，也顽强不屈地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的地位。比如说，十五世纪发生的胡斯运动那样一种巨大的反抗，虽然后来被震压了下去。后来又有那么强有力的文学复兴，想在文化上确立波西米亚的一种民族属性，但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历经了太多磨难。

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昆德拉的青春气，他的那种追求、激情里，也包含着一些无奈，包含着一个弱势民族的一种心情。

所以在这种心情之下的青春时期里，昆德拉1929年出生，在他年轻的时代，特别是1945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被纳入苏联体系。这个时候，年轻人被一个宏远的共产主义理想所激励，他的青春好像一下子就有了一个非常阳光灿烂的一个远方。

所以，米兰·昆德拉年轻的时候，一开始迷恋写诗歌。

1953年，他24岁的时候出版了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其中深受马雅可夫斯基等苏联未来派作家的影响，对革命的远方啊，对共产主义等等充满了激情，充满了诗意的燃烧。后来他还写了《独白》，以及长篇叙事诗，歌颂捷克民族英雄的《最后一个五月》等等。

所以昆德拉年轻的时代，是充满了诗意，充满了革命的灿烂。但是后来他为什么放弃了呢？

特别是在到了二十几岁出版了这么多诗歌之后，昆德拉忽然发现自己是沉浸在一种主观性的抒情里边，是一种幻想，缺乏和历史、现实的一种深度的、相互之间的契合，生活缺乏一种富于思考，富于向生活深处去发现人的真实处境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他后来为什这样想？这是因为他开始尝试写小说。

写小说的时候，昆德拉特别注意到这个世界内部的一些细节里的荒诞性。1957年他28岁了，昆德拉写了小说《玩笑》。

《玩笑》的故事很荒唐，其中讲述了那种苏联模式下带有专权的、专制特点的，对人的思想控制，一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点自己的，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深思熟虑的，只是年轻人的一些想法，结果被诬陷、打击，最后被罚去做劳役。

主人公出来以后，就想反过来报复那个打击他的人，设计想把他的妻子诱惑到，诱惑了以后等于是羞辱对方。但是没想到，对方实际上更老练，而且早就想把妻子抛弃掉，所以故意让他诱惑。最后主人公以为自己很成功，搞了半天，还是落在别人的圈套里。这就是“玩笑”，也是小说叫做《玩笑》的原因。

所以这里面就写出一种“生存”来，就是在荒诞中，人要从一种反抗里去寻找真实的生活。那么反抗过程中，却把自己陷入到一种很可笑的境地，在这种可笑里面又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种报复的价值，但这搞了半天实际上还是一个很卑微、很可怜的一个处境里。

他当年写出来这样的小说，很受欢迎。大家都从这里面“举一反三”，想到太多关于自己生存的那种形形色色的联想。

因为他这个小说，于是昆德拉就变成一个社会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后来他又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等等。

结果呢，我们知道，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及其后来苏联东欧集团，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几十万大军开进捷克，然后把所谓的离开社会主义，投向西方的一种民主浪潮，进行大规模清洗。

那么米兰·昆德拉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备受瞩目，也备受打击的对象。后来他还被开除出党（他原来还是捷克共产党党员），然后所有职业、职位都没了，他原来还在电影学院当老师，后来也当不下去了。

所以75年以后他就被迫离开了捷克，去了法国。

到法国之后呢，昆德拉一开始在雷恩第二大学，后来也去巴黎大学教书。所以他很多作品都是在法国写作、发表。75年之前，在捷克他写作了《生活在别处》，后来到法国之后也写了《笑忘录》《为了告别的聚会》（《告别圆舞曲》），这些小说都是80年代的作品。

1984年，他就写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来还写了像《不朽》等作品。昆德拉他在复杂的、时代的这样一种巨大的、人类的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甚至是军事的这样一种冲荡之中，他的生活就具有一种，在这个时代的流亡性。

20世纪，有一批作家都是因为流亡而横跨历史，获得了自己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刺痛。但是其中也充满了新的，意想不到的一种展开，触及了我们人类生活的很多痛处。在这个过程中，也内化出来了心理上、精神上对人类生命价值的那种复杂的反观。

这就是米兰·昆德拉的经历，尽管是个人的经历，但实际上也是历史性的经历。而且，昆德拉是跨文字写作，1996年之后，从他在法国出版《身份》这个作品开始，他就使用法语写作。所以在他的文化生命上，我们可以在米兰·昆德拉身上看到一种焦虑、一种复杂性，他宁可让别人称他为一个法国作家。

后来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捷克后来恢复了他的国籍，还请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他后来也没回去。

昆德拉强调自己的世界性，以往来说啊，从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这么一种民族命运来看，包括国家的奋斗在内，我们可能比较多地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的，或者是一种强烈的国家情怀。但是我们可能也就是因为从这个角度看，就觉得米兰·昆德拉让我们感到有些迷惑。

他之前离开捷克，后来既然自己的国家已经为他恢复了名誉，还授予他很高的奖励，那种文化性的、文学性的奖。但是他好像是有意地把自己的身份模糊化，让自己获得一个超越于政治，超越于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定位。

所以这还是很有意思的，从这点来看，米兰·昆德拉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他在意识上、价值上的一个确认里面，超出了我们以往相对来说比较习惯的作家，比如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他对自己的哥伦比亚的文化认同那是极高的，也包括对魔幻现实主义那些写法里的南美特性，他也是有极大的确认的。

你看马尔克斯在《巴黎评论》的作者访谈里谈到，他写黄蝴蝶在原始森林里面，那些落叶变成黄蝴蝶飞起来。马尔克斯强调这些东西不是神话，不是说人为地魔幻，而是说这就是我们思想中的现实，就是文化中的现实，认为它就是真的，所以这种属性是特别强烈的。

但是我们看米兰·昆德拉，他可能没有这样一种，特别源自自己本民族的、捷克的，往前再追溯那就是波西米亚的强烈的归属感，这是很有意思的。我想，尽管捷克授予他捷克共和国最高的文学奖，也就是弗兰茨·卡夫卡奖，但是他还是把自己放在这样一种跨国的、跨文化的，甚至是人类性的一种自我确认里。

所以这么一个特别的作家，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在讲他作品的时候，恐怕就要联系他的这种从童年、少年、青年，一直到1984年他出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心路历程、精神漫游，他面临着困境等等，要从这些去认识米兰·昆德拉。

因为我们读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作家的创作是一部分，但是他的生命也是他自身的一个作品，尤其是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我们看他的小说都会有这个体会，里面那种穿插性的、碎片化的，即时的议论特别多。

我想他平时生活的习惯里，也许也是身在现实之中又在其外，不停地有一种关照，不停地有一种思索，然后对自己的生活，包括对自己对外部都是不停地有一种探问。

这是读米兰·昆德拉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去体会的，米兰·昆德拉他的命运大起大伏，是一位从20世纪到21世纪，这样一种全球的至少是在世界冷战时期的，很具有强烈代表性的作家。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谈米兰·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