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讨论：10次重要的经济政策争论
你好，我是梁捷，今天我们继续讨论自由市场经济。
我在准备这一章内容的时候，有很多纠结。过去我不太愿意讨论自由，因为自由这个概念被误解得很严重，同时这个概念本身也很沉重。前几年有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被誉为“世纪小说”，不知大家读过没有，美国作家弗兰岑的《自由》。作者对这个主题还比较克制，“我唯一不会谈论的问题便是自由，对读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个独立的考验。我希望你们在读完后能抽出五分钟来想一想：这本书为什么叫‘自由’。”
自由对人是有一定要求的。最近高考结束，大家都在讨论填志愿的问题。以后找个机会，我们可以在番外聊聊高考录取制度这件事。不知道大家对高考本身怎么看，是不是满意？如果换成你来做教育部长，你能不能把高考录取制度变得更好？
过去常说，努力学习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有更多自由。只要成绩足够好，想考哪个大学就考哪个，想读什么专业就读哪个。但是到了今天，很多考生和家长反而害怕这种自由。大家不想选择，只想被告知，被安排。从源头来看，高考制度确实与计划经济之间就有紧密的联系。195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施行计划经济，要求高等院校的招生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需要按照国家发展计划的需要来招收学生和培养人才。高等院校应该招多少学生、如何招生、各专业要招多少学生，全都应该配合国家的发展计划。“经济—高考制度”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
今天大家都在分析哪个专业未来好找工作，好像已经不大有人说“哪种工作才是国家最需要的工作”。这就代表两种不同的经济思考方式。前者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观察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需求巨大、供给不足的行业，工资就会被抬高，找工作也会变得容易。后者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从一开始就设计好未来的工作。如果你想被安排，那就安排你去“国家最需要的岗位”，不知这种安排会不会给年轻人很大的安全感。
2023.07.01
精选评论
共 17 条支持实行计划经济、工作国家包分配的，大概是有点太理想主义了，没有吃过计划经济的苦，我爸妈他们可没有想过要回去过之前的日子。这严重忽视了其中的人为因素，我妈妈当年下乡回来说国家分配，明明一开始是说分配到税务局的，结果被一个有关系的人顶替了，结果被挤到印刷厂。税务局永远不会被淘汰，但印刷厂国企改革时我妈成功被下岗了……还有计划经济下无数种人为操作和权利博弈，这个在无数的文学作品中都被描写过呀，只不过现在人被眼前的困局——找不到工作所带来的物质匮乏的苦压得喘不过气了，思想只能退回到“国家保底”，可国家真的能保底么？感觉疫情时期的种种已经被大家遗忘了，我们还真的是一个善于遗忘、直奔未来的种族啊！在苦难面前，我们非常善于放弃自由，大概也是因为没有真正体会过自由的可贵吧，我们太习惯于戴着镣铐跳舞了。这种心理，肯定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叫法，因为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在面临生存，现在甚至是面临自己的欲壑难填的欲望，就已经开始无限倒退了……
这单元的课是停下来最精彩的，感谢
伊森 ：*听下来
解释到最后总有一个尽头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这样一来，岂不是只剩下个人的主观经验和感受了吗？难道维特根斯坦是在主张相对主义吗？初看起来是这样的，但其实不然。仍旧以兔鸭图为例，请问除了兔子和鸭子，你还能把它看成什么？狮子和老虎吗？所以，我们可以对兔鸭图进行不同的解释，但无法对兔鸭图进行无穷的解释，就好像我们对于语言游戏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但无法进行无穷的解释，因为解释到最后总有一个尽头。打个比方，就像你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断地下潜，最终会遭遇河床，同理，在解释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遭遇“思想的河床”，或者用维特根斯坦最常用的概念——生活形式。 河床也好，生活形式也罢，都是一些“被给定的东西”。“被给定”（the given）的意思就是你不加反思地接受的东西，而且是必须接受的东西。举个例子，布谷前不久去上乐理课，老师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各种音程、音符和音阶，小孩子们背的不亦乐乎，但是作为有反思能力的成年人，而且是乐盲，布谷妈妈就总是在问：“为什么音符要这么画，为什么不能换一个更有逻辑的画法？”这时候我就告诉她：这就是给定的生活形式和语法规则，在你最初学习一种游戏的时候，你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规则，理解了要接受，不理解也要接受，如果你一直在反复追问和质疑游戏规则的合理性，你就无法进入这个游戏，玩这个游戏。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我遵从规则时从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的人不仅喜欢破坏规则，而且非常善于为自己的破坏行为提供合理化的解释。很多年前，当陈水扁还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时候，他来到海滩捡垃圾作秀，并且用“罄竹难书”来赞扬环保团体做出的贡献，闹出了大笑话，当时的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出来给陈水扁擦屁股，他是这样解释罄竹难书的：“罄是用尽，竹就是竹片，是在纸张发明前的书写工具，难是难以，书就是书写，翻成今天现在的话，就是用尽所有的纸也写不完，也就是要做的事实在太多。” 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这是政治人物最擅长的本领。其实，我们普通人在做出荒腔走板的越轨行为之后，也会寻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解释和开脱，这么做的一个潜在信念是：“无论我怎么做，经过某种解说都会和规则一致。” 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任何解释总有到头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说：“任何解释都像它所解释的东西一样悬在空中，不能为它提供支撑。”那么到底什么才能提供支撑呢？当然就是规则本身，就是生活形式本身。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以为[自己]在遵守规则并不是遵守规则。”这句话有点绕，我们可以换个说法，人们不可能“私自”地遵守规则，否则的话，“以为自己在遵守规则就同遵守规则成为一回事了。” 杜正胜对罄竹难书所做的奇葩解释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说到这里，我们可以重新来看一下诡辩家和哲学家的区别：诡辩家通过订立私人的标准，来为所有越轨行为提供合理化的解释，而哲学家则是在承认公共的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在差异性中看到联系。所以诡辩家是通过转换要点来拒绝理解，而哲学家则试图通过统领要点来达成理解。 什么是我们业已知道的东西？ 回到“这些（哲学）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增添新经验而是靠集合安排整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关于这句话，我还想接着谈谈什么叫做“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先来看“我们”是谁？我认为，这里的“我们”指的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而就是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么“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认为就是我们熟练掌握、了然于胸的语词用法，就是在特定传统中习得的惯例和规则，以及让对话和理解得以可能的生活形式。这些东西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为了达成意见一致就必须首先在生活形式上达成一致：“人们所说的内容有真有假；他们达成一致的是所使用的语言。这不是意见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网络笑话，“中国有两种球在国际赛场上是没有悬念的，兵乓球——谁都赢不了；足球——谁都赢不了。请问到底是中国乒乓球厉害还是中国足球厉害？”我相信你们听到这里，都会会心的一笑，但是如果换成老外，他可能就彻底蒙圈了，这不仅因为他很难理解“谁都赢不了”的确切含义，更在于他跟我们没有共享同样的生活形式。 站在思想的高墙上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哲学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教会我们差异，不过仅仅认识到差异仍然不足以实现理解。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想法，“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为什么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如此重要？因为综观可以“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 因此，在看到“差异”的同时又看到“联系”，尤其是能够发现或发明中间环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理解。 “综观”的德文是Ubersehen，英语译作overview，我认为中文译作鸟瞰更形象也更明确。圆明园里有座“黄花阵”，这是一座乾隆年间修建的迷宫，我曾先后去走过三五回，每一次我都比别人更快地走出迷宫，不是因为我更加聪明，而是因为我的个子比较高，所以我可以探出迷宫的围墙，看清楚哪一条是死路哪一条是活路。你们也许会说我作弊，但我认为，为了让我们走出语言的迷宫和思想的迷宫，就必须进行“思想的作弊”。 我们正身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和丰富的时代，面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养成同样复杂和丰富的思考习惯，只有站在思想的高墙上，我们才可能鸟瞰全貌，看清差异和联系，实现面相的转换，明白哪里是沼泽哪里是沟壑，哪里是死路哪里是活路。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哲学工作：“我破坏、我破坏、我破坏。”仿佛一头闯进瓷器店的犀牛。但是维特根斯坦要砸碎的不是精致美妙的瓷器，而是对智性生活不必要的困扰，是那些力图在寻常事物中“看出古怪问题”的哲学诱惑。 在《哲学研究》的前言里，他这样写道“尽管这本书相当简陋，而这个时代又黑暗不详，但这本书竟有幸为二三子的心智投下一道光亮，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委实不大。”这里所说的“二三子”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呢？其实早在1930年，维特根斯坦就有过解释，他说他的书只是为了一小圈子的人二写，这些人不是精英，他们既不比普通人高明，也不比普通人差劲，这些人只是不同而已。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属于维特根斯坦的文化圈子，就好像是他的老家人或者乡里人，他们熟悉他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所有其他人都是陌生人。 维特根斯坦曾经坦率地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在宣传一种思想风格，反对另一种思想风格，对那另一种我真是讨厌得很。”但是，他也深知自己的思考类型并不为这个时代所需要，所以他说：“我如此奋勇地游泳以抗击浪头。也许在一百年之后人们将会真的需要我正在写的这些东西。” 我不想花费特别的篇幅去评价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力，有人说，虽然后期维特根斯坦推动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发展，但是总体看来，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1世纪的哲学发展方向与维特根斯坦是背道而驰的，也正因为此，这些人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地位是大可怀疑的。对于这样的评价，我甚至都不愿意多费口舌。维特根斯坦显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从事反哲学的工作，既不打算建立自己的学派，也不热衷于获得学术界的承认与理解。当下的哲学发展方向与他背道而驰，这并不足以证明维特根斯坦错了，反而可能恰恰证明这个时代已经病入膏肓了。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解决哲学问题意味着改变旧有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改变的发生，是通过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完成的。回到语词的日常用法，也就是让一切如其所是，所以蒙克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宗旨在于，一方面力求什么也不改变，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我们看事物的方式，他试图改变一切。 其实，维特根斯坦的生活态度也是如此，他对生活做彻底的清算，目的不是要把自己从生活之流中连根拔起，而恰恰是要把自己重新放回特定的生活之流中。维特根斯坦说：“一种表述只有在具体的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同样的，蒙克认为，如果能把他自己的生活放进某种特定的模式，那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将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维特根斯坦怀念19世纪世纪末的维也纳文化氛围，向往托尔斯泰式的生活方式，他也数次尝试放弃智性生活，从事纯体力的劳作，比如他做过乡村教师、建筑设计师、园丁以及医院的护工。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嵌入到一种生活模式之中，找到一种笃定、踏实和安宁。但是事与愿违，维特根斯坦身上最鲜明的几个身份特征，让他永远无法把自己放回到某种特定的生活模式中，比如，作为曾经的奥匈帝国遗民，作为犹太人，作为同性恋者，以及作为哲学家，所有这些身份都让他天然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曾经有朋友这样回忆说，维特根斯坦使他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辽沙和《白痴》里的梅什金——“第一眼瞥去，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 在生命最后的阶段，维特根斯坦和房东太太贝文夫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每天晚上6点散步到小酒馆，贝文夫人回忆说：“我们总是要两杯波特葡萄酒，一杯我喝，另一杯他饶有兴味地泼到蜘蛛抱蛋盆栽里——这是我知道的他的唯一不老实行为。”两人之间的谈话异常的轻松，维特根斯坦从不跟贝文夫人讨论她不理解的话题，贝文夫人说：“所以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从未觉得自己次等或无知。” 看起来，维特根斯坦终于和生活达成了和解。1951年4月28日，维特根斯坦去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周濂）
Sally2087 ：维特根斯坦那句“也许，一百年后人们将会真正地需要我正在写的东西”，与尼采《快乐的科学》中的几句诗很像： “你被预定在星的轨道 黑暗与你何干 你欢乐地度过这个时代吧 让时代的不幸与你远离 你的光辉属于遥远的世界 在你，同情无异于罪孽 适合你的信条只是 保持纯洁”
读大学之前，我偶尔会向父亲抱怨考试制度。父亲无奈地叹口气：“孩儿啊，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家庭，考试是最公平的。”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计划经济会出现信息不对称、信息滞后、信息过载和缺乏激励机制，也就难以持续。
梁红玉 ：绿水青山的价值
“双方都宣布自己已经获胜”😂
梁老师，感谢你当下时刻还能发出自由的声音
联想到弗洛姆的《逃避自由》
自由是很好，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重视，但是也会被利用，人为制造需求，增加不必要的社会负担和浮躁，所以才有人向往过去，感觉内心更平静。想问一下老师自由的世界需要什么帮助我们消费时做出判断，是哲学还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内在不能与自由匹配，那自由带来的是进步还是混乱？不过我认为自由是值得拥有的，哪怕自己自由地做了错误的选择，因为没有拥有过表面的自由，怎么领悟看起来不自由的自由。
今时今日我相信大多数的情況下，自由市場都是最优的經濟模式。但是，也有自由市場失效的情況。比方说在香港，我們可以很切身的感受到，地产資本的利益在擠壓掉所有其他社會發展資源，社會原地踏步了20年。在自由市場之上，彷彿也需要有人提供發展方略，自由市場的基礎建設: 例如法律、交通设施等，也是需要政府建立吧？
感觉梁老师的语气中，有些怒其不争啊
请问怎样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粱老师，能不能讲一讲山河大学？
下午好，梁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