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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一集说到，面对藩镇势力，唐朝的中央政府采用两税法进行反制。今天就来重点说说两税法，以及藩镇时代的终结。

唐玄宗之后，民众的流动越来越频繁，所谓的“逃户”也越来越多。对于政府来说，守卫边疆，军费就要得越来越多，同时官僚机构也越来越庞大。唐朝的租庸调、以及户税、地税，都无法扭转慢性的财政赤字。后来，在裴耀卿的提案下，唐朝开始整顿运河漕运、仓储制度，把滞留在江淮地区的租税运到京城。之前每年的漕运量也就二十万石左右，经过了整顿，到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增加到二百万石以上。这种“江淮上供米”成为唐朝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这套收税体制被安史之乱打得支离破碎，主税租庸调制已经不起作用了。公元758年，对盐实施专卖制度，之后盐税成为国家主要税种，占到了总税收的一半。江南的上供米，加上盐税，唐朝中央勉强能够应付安史之乱以后的财政压力。但是，军费还是很大的问题，于是，两税法应运而生。

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转折点。自古以来，中国税收都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土地是公家的，作为回报，土地的使用者要将一部分的收获物和劳动交给公家。作为土地制度的均田制和作为税收制度的租庸调制，就是这种原则的最高体现。它们的征税对象是有户口登记的农民和家庭。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幅减少。沦为逃户的农民被大地主的庄园吸收。所以，中央政府按照现有土地面积的大小，每年夏季和秋季两次课税，之前是按人头课税，现在是按照土地课税。